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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劳森:关于国家力量社会来源的商榷

更新时间:2019-09-15 23:45:39
作者: 乔治·劳森  

   【内容提要】 赵鼎新的英文近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自出版以来,广受国内外学界关注,且于2016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政治社会学分会年度杰出专著奖。本刊曾于2016年发表王正绪、郦菁、殷之光对《儒法国家》一书的评论以及作者的回应。此后,《中国社会学评论》(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又相继邀请八位国际知名学者为该书撰写书评。殊为难得的是,八位学者中既有对该书理论影响甚巨的迈克尔·曼,也有作者的恩师约翰·霍尔,还有某种意义上该书的“论敌”,作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的金世杰、王国斌。这些评论者有着迥异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各自从历史社会学、经济史学、国际关系等研究视角出发,对《儒法国家》的整体理论和具体论述展开讨论,而赵鼎新亦撰文回应,进一步阐释了其方法论的要义所在。鉴于这组书评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将八篇书评译稿缀为一篇,并将赵鼎新的回应文章置于其后,希望这场争鸣与交锋能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社会学研究有所裨益。需要说明的是,本专题文章有关中国历史朝代的起止时间均以《儒法国家》一书为依据。

  

   (一)中国国家力量的社会来源

  

   201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国家力量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称,中国已经准备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从气候变化到金融合作等一系列国际性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他同时发出了“行动号召”:中国共产党将通过“艰苦奋斗”,以确保“全面胜利”。他的演讲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中国政府与习的领导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及其与中国共产党首要地位的有机结合,将会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和强大。尽管有一些人把习的讲话看作是中国宏观战略转型的标志,但我认为这份声明更应该被视为对正在发生的某些转变的反映。这里有一份有关中国国家实力的清单,上面的数据令人瞩目: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拥有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银行中的四家;中国的军事预算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投资直接流入国,是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以及世界第二大对外援助国——它向南半球超过100个国家提供国际发展援助,其中还包括那些被西方限制援助的国家(Chin & Quadir, 2012:494; Shambaugh, 2013:7-8, 157)。

   因此,在我们生活着的当今世界,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了(这里的“大国”指的是一个在世界多个地区拥有相当强大影响力的国家)。然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国家力量的“来源”(sources)呢?赵鼎新(以下简称“赵”)的这部著作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答案。赵认为,自秦朝统一中国到20世纪初清王朝崩溃的这两千余年,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用“儒法国家”这个宏大的概念框架予以把握。这一融等级制度和国家集权于一体的富有弹性的体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它造就了强大的国家,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官僚体制,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统一。但是这些导致中国长期稳定的因素也同时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劣势——它们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与早期现代欧洲不同,中国商人并没有将他们的经济财富转化为政治实力。许多世纪以来,这一点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与中国相距遥远,且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富有或比它有更强的生产力。到了19世纪,这种情况才起了变化。一旦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开始利用工业力量发展起来,中国很快就被彻底地甩在了后面。赵在书中写道:“正是这种儒法国家的性质使中国与工业资本主义失之交臂”(Zhao, 2015:348)。工业化,以及与之相伴的现代化发展潮流,加速了中国儒法国家体制的崩溃,并开启了一个动荡喧嚣的世纪,它充斥着革命、军阀混战,还有近几十年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当下,“现代化”是中国的必要之路。没有了儒法国家的过往历史所给予中国的统一,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束缚,中国为重建国家力量进行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奋斗,而习近平的“行动号召”则是这一系列奋斗中最近的一次努力。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并非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是一位历史社会学家,我的学科背景是国际关系研究。因此,我将把赵书中有关历史细节方面的内容留给其他更有资格的评论家来讨论。关于这个部分,我只能说,这部著作研究全面,论证严谨,观点具有原创性,它将原始资料、二手文献与作者的实地考察、访谈及其他新颖的研究手段相结合,是一部堪称典范的学术著作。一方面,赵加入了那些试图展现中国历史长时段连续性的学者行列(比如Pines, 2012)。同时,对我这个非专业人士来说,他对中国历史的再阐释见解深刻,引人入胜,让我了解到那些我所不熟悉的地方、历史与民族。然而,我的文章并不侧重于谈赵对中国史学的贡献,而是要提出我对其理论论述部分的四点保留意见,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两个会令研究国际关系的读者感兴趣的潜在问题。

  

   (二)我的几点保留意见

  

   赵将人类看作是“具有竞争性和易于发生冲突的动物”(Zhao, 2015:10),他们有着“为获得支配地位而竞争的强烈倾向”(Zhao, 2015:29)。赵从这些基本理论动机出发,构建了一个以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四种来源(Michael Mann, 1986: 33)为基础的理论,其中,围绕支配权展开的竞争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对赵而言,军事竞争导致国家集权,而经济竞争则分散社会权力,后者涉及“私域”理性,前者则关乎“公共”理性。在四种权力资源中,政治力量包含着“绩效合法性”(Zhao, 2015:40),它以对竞争的管控为基础。意识形态力量代表着重要社会行动者对“合法化价值观”的传播,“对其竞争成果的制度化”,以及对公众进行的价值观“灌输”(Zhao, 2015:10-11)。在中国,通过军事竞争,儒、法学说合而为一,发展成为一种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在早期现代欧洲,发生的则是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的融合。束缚着欧洲国家权力的因素,包括转变为城市资产阶级的商人阶层、政治上的制衡关系(如君主与议会之间的制约关系),以及其他的意识形态力量,特别是教会的势力(Zhao, 2015:220, 242-243)。这意味着商人们不仅能够作为国家“储备充足的金库”(Zhao, 2015:359),还能利用新的策略和新的意识形态渗透国家权力。国家和商人之间的联盟催生出累积性发展,这是儒法国家体制难以望其项背的。

   我对以上观点有几点不同的看法。首先,赵的论述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即他认为追求权力、参与竞争是人类本性使然。如他所言,竞争是“历史变迁的终极动力”(Zhao, 2015:29)。但对我来讲,这种准功能主义(quasi-functionalist)和准进化论(quasi-evolutionary)式的理论并没有说服力。诚然,人类的确有竞争的能力,甚或具有某种竞争与冲突的倾向。但他们至少也拥有同样强大的互助能力与合作能力。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并不适合于暴力活动——在其童年阶段的数年里,人类几乎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到了成年阶段,也不像许多其他动物那样拥有尖牙利爪、强健的下颌、锐利的犄角、致命的毒液、迅猛的速度、灵敏的嗅觉与视觉等诸多优势(Malešević, 2017:310)。事实上,或许正是由于人类在暴力竞争上的相对劣势,才促使他们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在认知领域得到发展。心智的发育,连同其他一系列微小变化,为人类在更高层面的社会聚集(social aggregation)留下了一份充满不确定性的遗产。总之,将宏观社会学的论述建立在人类的原始冲动之上,不是一种稳妥的做法。

   第二,赵书试图解释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发展的主要模式,尽管这份雄心壮志令人钦佩,但能否用从现代世界提炼出来的理论术语来把握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令人怀疑的。对这一点,赵在书中用了一些篇幅(尤其是在书的导论部分)进行讨论,但这些讨论并不令我信服。譬如,他观点中有这样一个基本假设——私域(经济)理性与公共(政治)理性是彼此区分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建构。三四个世纪以前,“公共”和“私人”的含义就与今天完全不同,更不消说在两千多年以前了。举个明显的例子,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进行的贸易活动就对现代意义上“公共”和“私人”观念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Erikson, 2017)。这种贸易活动是“公共”的,因为它是一种由议会法令(特许状)所批准的垄断性贸易。而“私人”的贸易活动则是由在这些垄断部门之外工作的个体进行的。欧洲的世袭政权售卖官位以及为国王提供服务的特权。例如,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受王室青睐的贵族创办“公共”垄断性产业,比如埃德蒙·弗尼爵士(Sir Edmund Verney)的烟草产业、萨立斯伯雷伯爵(the Earl of Salisbury)的丝绸产业,等等。我们现在对公与私的区分(及将它们具体归属为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是现代世界才有的,尤其是当单一政治经济领域转变为市场交换的私人领域以及受政治管控的公共领域之时。为了理解这些关系,我们需要的不是从公共/私人的角度来思考,而是要从垄断之于自由贸易,教会神权之于世俗主权,君主专制之于君主立宪制,以及世袭权力等方面来思考。不同的历史环境需要不同的概念。对古代中国,当然也是一样。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赵的很多解释都紧紧围绕着经济竞争的作用而展开。他写道:“现代性最重要的特征是私域导向工具理性的价值化及其获得主导性地位”(Zhao, 2015:44, 361)。如前所述,欧洲商人可以将商业的精神文化贩售到政治领域,而中国的儒法国家体制则阻碍了经济发展。但这种论述会引来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这一框架中解释日本相对较早的工业化发展——尽管日本的制度并不完全是儒法国家式的,但其权威主义的、保有等级结构的现代化形式肯定与儒法国家有着血脉相承的相似性。和许多国家一样,日本的现代化并没有经历从私域理性到公共理性的转变,相反,则是通过国家主导的发展来实现的,这种发展带有等级化的特点,且通常是权威主义式的(Buzan & Lawson, 2015:Ch. 5)。这种发展模式的例子,19世纪末的德国是一个,继而有战后的“亚洲四小龙”,再就是现在的中国。如今,从新加坡到卡塔尔,都可以看到保守主义国家(通常也是威权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对19世纪那些分析工业资本主义的研究者来说,这种看上去稳定的融合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无论对其批评者还是倡导者而言,资本主义都有着寡头垄断的发展趋势。由于资本主义涡轮(turbocharges)①的运动变化,其发展过程总伴随着增长、不平等、效率、稳定之间的此消彼长。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取决于它通过增长和利润的形式创造财富,但对这种财富的分配却是不平等的,且从长期来看,资本回报率(尤其是所继承遗产的资本回报率)超过收入增长或产出增长的趋势会使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Piketty, 2014)。当代有关资本主义的寡头垄断属性以及贫富分化加剧的争论表明,在私人/公共、资本/国家,以及经济力量/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远比赵所论述的要复杂得多。

第四,赵将工业革命视为欧洲现象(Zhao, 2015:4, 注释4),但实际上——工业化是一个全球性事件。有些地方(如英国)的工业化趋势与其他一些地方(如印度)强烈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趋势紧密相连。例如,对产自印度的纺织品,英国曾一度或禁止其进口,或对其征收高额关税——在18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对印度产品的关税提高至三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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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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