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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曼:社会权力来源与赵鼎新对中国历史的解读

更新时间:2019-09-15 23:36:28
作者: 迈克尔·曼  

   【内容提要】 赵鼎新的英文近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自出版以来,广受国内外学界关注,且于2016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政治社会学分会年度杰出专著奖。本刊曾于2016年发表王正绪、郦菁、殷之光对《儒法国家》一书的评论以及作者的回应。此后,《中国社会学评论》(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又相继邀请八位国际知名学者为该书撰写书评。殊为难得的是,八位学者中既有对该书理论影响甚巨的迈克尔·曼,也有作者的恩师约翰·霍尔,还有某种意义上该书的“论敌”,作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的金世杰、王国斌。这些评论者有着迥异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各自从历史社会学、经济史学、国际关系等研究视角出发,对《儒法国家》的整体理论和具体论述展开讨论,而赵鼎新亦撰文回应,进一步阐释了其方法论的要义所在。鉴于这组书评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将八篇书评译稿缀为一篇,并将赵鼎新的回应文章置于其后,希望这场争鸣与交锋能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社会学研究有所裨益。需要说明的是,本专题文章有关中国历史朝代的起止时间均以《儒法国家》一书为依据。

  

   从书名上看,似乎只有那些研究中国的专家才会对这部书抱有兴趣。而该书的内容也确实涵盖的是中国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古代历史,这恐怕更会加深人们的这种看法,但此书也是宏观社会学(macro sociology)领域的一部力作。它不但探讨了中国从古代直至18世纪、19世纪的历史,还将之与欧洲的历史发展相比较。这里,作者对所谓 “欧洲中心主义”与“加州修正主义”(California revisionism)之争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这部著作还提出了一套人类社会理论——是的,就是人类社会理论——它为此书提供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关于这套理论,此书在第一章做了简要的解释,但它贯穿于余下各章之中,读者着实应该从后面章节的整体语境中来把握它。我在这里将对该书所涉及的三个层次加以讨论。由于它们与我的研究有很强的关联性,无论我赞不赞成书中的某些观点,阅读这部书都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该书资料最详尽的部分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且尤聚焦于中国古代的战争。这是因为战争也是现存中国古代史籍与其他著述中所重点关注的对象。鼎新发现,经由这些材料可以建构起长时段内有关古代战争爆发次数、伤亡人数与行军距离的统计数据。这项可敬的工作成果最先引起了我的好奇之心,因为这些数据完美地契合了我当时对战争起因问题的研究兴趣。在读此书之前,我曾论定,大约在公元1000年至1945年之间西欧战争异常频仍,有可能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其战争数目之多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不过,简单了解了一些古代中国的历史资料后,我才知道,在相对长的一段时期内——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战争可能在其频率和破坏性上与欧洲不分伯仲,甚至会超过后者。我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人类历史上可靠的战争数据并不多见。这与现代的情形不同,比如,现有的始自1816年的战争数据就清楚地显示出,欧洲人发动的战争比世界上剩余人口之总和所发动的战争还要多。但鼎新出色的数据使我的推测得到了印证——实际上看到这些数据,我也希望欧洲中世纪的有关研究能达到类似的水准。这是此书的第一大成就。

   然而,除此相似之处以外,欧洲战争与古代中国战争有着不同的结局,这是鼎新在书中着重讨论的部分。古代中国战争的结果是霸权国家体制的大获全胜——秦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及此后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汉王朝期间这一国家形态得到了稳定的制度化。这一结果使得下一个千年中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数目大大地减少了。相形之下,欧洲国家称霸的企图全都落了空,在欧洲大陆,多国文明体系得以保存下来,而多国战争也长久持续。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这种差异,自然是比较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鼎新直面这一问题,并给出了独到的解答。他的回答由两个部分构成。他先从意识形态力量的角度对中国与欧洲的差别予以解释。在中国,儒、法二家的思想主导着意识形态话语,但自身均无独立性。自汉代以降,它们鼓吹赞颂的是秩序、稳定、官僚制度与精英治国,强化的则是单一国家政权对整片领土的统治,且它们自身也受到这种统治的支配。其次,他主张,商人与城市也同样从属于国家,是国家官员管理着城市。而欧洲全然不是如此,天主教会、城市与商人通常保有独立于领土国家的相当大的自主权。我觉得鼎新的这些论断是令人信服的,这是他的第二大成就。

   但我也想要借由鼎新实证研究的辛勤成果提出一点补充意见,希望能提供另一套解释,不但能说明中、欧两地战争频仍的原因,亦可阐明两者结局截然不同的道理。起初,英国中世纪史学家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的著作(1994:24-26)打开了我的眼界。由于注意到战争对欧洲中世纪的重要作用,这位史学家发现,在规模较大、组织较好的国家吞并小国与无国家人群(stateless peoples)的过程中,前者就像小型“帝国”那样,通过武力征服那些散布于欧洲大陆事实上的“殖民地”。巴特利特重点关注的多是被他称之为“贵族移民”(aristocratic diaspora)的法兰克/诺曼骑士,他们自公元11世纪开始,征服了英格兰、爱尔兰、东日耳曼、西班牙、南意大利与地中海诸岛,而商人、工匠、农民与教士(“灵魂的拯救者”)则是他们征服之旅的同伴。所有这些人一起建立了殖民与商贸活动的庞大网络。我对巴特利特理论的补充,是我认识到这场不断吞灭军事弱者的殖民扩张会使战争成为侵略者一方愈发理性的选择,这一方的战士(如他所观察到的)很可能是那些家庭中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为了掠夺土地和农民,他们心甘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参与战争。这就是欧洲战争格外频繁的最初原因。

   我后来又把他的模型拓展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巴特利特所指的那个时期,在后罗马时代,同时也是后蛮族部落时代,无国家人群几乎全被征服了;第二阶段始自14世纪,此时,欧洲大陆上遍布大大小小许多国家,大国征服小国的战争接连不断;第三阶段则始于16世纪,组织更加紧密的国家开始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征服与殖民。这三个阶段的共同之处在于,战争主要发动者进行战争的理性程度不断提升,导致欧洲的战争格外频繁并带来了制度化的军事扩张。诚然,在这三个阶段中,欧洲主要国家有时也会兵戎相见,但这些欧洲大国全都幸存了下来,而不像古代中国的诸侯国那样被最终消灭掉。即便这些欧洲大国在战争中失利,它们可能也就损失几个附属国,要么顶多就是丧失掉一些边境地带有争议的领土,或者在第三阶段,它们通过和平协议所得到的土地可能会比战胜国的要差一些。战争对于发动者来说,无关乎自身的生死存亡,这是因为它们可以把战争成本“转嫁”到其他人那里去,这在第三阶段尤甚,战争的输家其实是成千上万被殖民的土著居民。

   鼎新的历史数据立刻引起我注意的,是中国和欧洲在第一阶段的相似性。他也发现在后东周时代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小型“城市国家”存在于大片“人烟稀少”或者“蛮族”栖居的无国家区域里。而后,城市国家对这些区域进行征服与殖民,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大部分的城市国家皆得益于这种帝国主义行径。中国的第二阶段也和欧洲颇有相似之处,组织较好的大国打败并吞并小国,尽管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北方的诸侯国仍在向蛮族领地扩张,而且,它们增强实力、扩张地盘所需的成本相对较低。

   然而,中国的第三阶段却与欧洲大不一样。中华文明不再扩张其领土,国家的数目在这几个世纪内大约从15个降到7个再到3个,这是国家之间生死搏杀的结果,而要转移战争成本却是不可能的。战争变得不再理性,却仍在持续,直到决出唯一的赢家。我们显然需要另一套理论来解释这发生的一切。鼎新注意到,这个阶段的战争得到了稳固的制度化,并被所有国家视作一种常态。但他也对血腥战争的不断升级给出了解释,即法家改革的推进使官僚制度不断巩固,并强行动员民众参与战争和经济活动。似乎这是一个不错的解释,尽管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难以严格地评价它。

   欧洲的情况却不同。三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让欧洲免于这样残酷的生死决战,因为承担着战争冲击的是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而不是欧洲人本身。全球扩张时代的及时到来延缓了中国式的战争结局。但当国家与帝国遍布全世界的时候,确实曾两次有人企图扫灭全部对手,建立起单一的帝国统治。当然,拿破仑和希特勒被其他的欧洲势力——英国——所打败,但这也是在英国获得了西欧以外的大国援助——第一次是俄国,第二次则是苏联和美国——之后方有可能。此后再出现的武器则变得太具杀伤性,以至于使用它们不再是理性的选择。尽管如此,两个超级大国仍可将它们的冲突化为与其代理人的间接斗争,尽管它们总是佯装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意图。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短暂地成为世界霸主,但实际上由于不能动用其全部武器,且美国人也不愿意为了建立真正的全球帝国而做出牺牲,其军事扩张因而受到了限制。中国和俄国的再度崛起则确保着多国文明体系的长久持续,但愿这期间不再发生战争,那么,世界的未来就不会变成古代中国或中世纪与前现代欧洲那样的结局了。

   赵鼎新还对“欧洲中心主义者”与“加州学派”之间关于欧洲率先发展出现代科学、资本主义及现代工业之原因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究竟这是因为欧洲内在的发展倾向(欧洲中心主义),抑或是受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加上某些纯粹的历史偶然性(加州学派)?鼎新接受了加州学派理论中的三个观点——欧洲借鉴了亚洲的技术(特别是中国的技术),欧洲通过海外殖民所攫取资源的重要性,以及煤炭资源地理位置恰好具备的优势——虽然他之前曾质疑过煤炭地理位置这一条。那些坚定的欧洲中心论者和我一样都为这三条因素的解释力所折服,但他却将此看成不过是些附带条件而已,它们附属于很早就先于它们存在的社会结构,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些 “更高层次的因素”(factors of a higher order)。实际上,对于两个地区开始产生重要差异的时间点,他确定的时间几乎比其他任何人推定的都更加古远,也就是汉代儒法国家的体制化,即“那种集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于一身,可动用军事力量并将经济力量边缘化的政府体制”出现之时。这个体制既运用法家的统治技术,又采纳儒家的道德秩序,它与由经济力量产生的任何去中心化倾向都相对立,而经济去中心化却恰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而且,这个体制具有“如此强大的韧性与适应性,这使它得以历经千灾百劫而幸存下来并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Zhao, 2015:14)。

   鼎新承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曾经出现过相当活跃的市场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仅限于朝代中期,当时国家政权稳固,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过,经济的迅猛发展却从来没有带来现代工业或者孕育资本主义出现所需的独立的资产阶级。相反,它们在一次次王朝的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战祸中土崩瓦解了。我不认为这种理论有更强的解释效力,但我欢迎作者对那个“几乎”将要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突破,甚至是资本主义的王朝,也就是11世纪的北宋王朝能做更多的解释。宋代为何未能出现资本主义可能是对鼎新理论的重要检验。但他说,对于中国,在这个由主要意识形态为其合法性提供基础的单一帝国政权的统治下,精英之间的竞争得到制度化;对于欧洲,则保持着相对自治的精英阶层、商人与城镇、教会,以及贵族,而它们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的历史发展趋势。批评者或许也可以把这一论断称为是“欧洲中心论”。这和我本人的观点是很类似的,但在中国与欧洲的比较中,作者可以通过他对中国历史更深入的理解来论证这一观点。此为本书第三项重大成就。

由这一论述转而产生出此书最具普遍意义的一个层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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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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