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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曼:社会权力来源与赵鼎新对中国历史的解读

更新时间:2019-09-15 23:36:28
作者: 迈克尔·曼  
即其宏观社会学理论。在书的开头,作者大胆地提出“竞争与制度化之间的辩证运动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Zhao, 2015:31),但他对此并没有做详细阐述。我能理解竞争的产物何以会是制度化,但不明白制度化何以又会反过来再导致竞争。这也是为什么我引入了“缝隙中涌现”(interstitial emergence)的概念,也就是说,即便在制度化程度再高的社会中,新的社会力量仍能从其缝隙中涌现出来,这就创造出新的社会行动者群体,而它们必须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制度。但鼎新不喜欢这种观点。接下来,他说,竞争包含了四种理想型的社会权力资源——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力量与政治力量。他慨然承认这些内容是他从我的研究中借鉴来的。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对这四者的性质予以简单概括,比如,经济力量是四种权力资源中植根于日常生活最深的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爆发只是时或有之,可一旦爆发却汹涌澎湃,政治力量在社会中是一种最保守的制度化力量,而军事力量则令人恐怖畏惧,如此等等。但鼎新对我的模型并不满意,因为由此不能得出较有力的因果解释——这个意义上,我和他一样对我的模型是不满意的。他希望能走得更远些,通过这四种社会权力资源提出一套有关人类发展的真实理论。我钦佩他的雄心壮志,他的这种尝试常常让人感到有趣与兴奋,有的论述也很合理。但根本上说,我还是发现其理论中存在着一些令人不甚满意之处。

   他指出,四种权力资源中的两者区别于其他两者是因为它们具有精确的可计算性以及工具理性。在经济与军事力量关系中的竞争者容易评估其表现并因此做出相应调整。由于输赢胜负了然可见,行动者就会不断寻求更有效率的办法以获得胜利。该论述很有道理,一般经济力量所包含的结果更具可计算性,其行动也比其他三种力量更具工具理性。但我要补充的是,相较于政府决策,这一点可能更适用于私人和公司的决策。政府的经济政策通常更取决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今天的经济成长是市场不受干预的结果呢,还是政府干预刺激社会需求的结果呢?无论经济学能否解决这一备受争论的问题,政府还是会根据其偏右或偏左的意识形态来做出决定。

   军事力量的理性因素似乎或多或少要弱于经济力量的,尽管如上所述,能将战争成本转移到弱者那里的确有助于提高强大一方的胜算。军事将领也的确常会计算战胜的几率并想尽办法来取得胜利。如鼎新所说,他们会根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及他们对潜在敌人优劣之势的认知,不断提高战术和发展武器。但大多数将军也认识到战争的胜负成败具有偶然性,“战争的运数”(fortunes of war)会影响最终结果。他们知道,那些根据可计数的因素——像军队的人数、武器的质量、将士的训练水平——所做的计算可能会被全盘打乱,要么是因为某些意外行动,要么是对阵双方某些将士士气高涨或斗志消沉,要么则是遇到了难以预料的天气和地理条件。美国内战期间的葛底斯堡战役中,罗伯特·李将军完全有理由相信他麾下这支所向披靡的联盟军,在士气和训练方面都远胜于敌对一方的联邦军,但联邦军的指挥官米德少将采取了据守策略,他认为这会迫使手下那些不太靠得住的士兵们奋勇战斗而不是临阵逃脱。历史证明米德的做法是正确之举,而李将军的估计却错了。数次正面交战之后,李将军最终被迫撤退。但这场决定双方命运的战役也可能很容易就走向另一种结局。

   有些将军不以人数多寡、武器优劣为计算成败的考量,他们看重的是所谓将士们昂扬的斗志,这就像20世纪日本将领所重视的“精神”(せいしん)。这种求胜精神的确让日本人在与俄国军队1905年的较量中大获全胜,但它却无法战胜美国军队的先进武器和巨大的人数优势。通常,即便交战双方都通过计算认为他们能战胜对方,但最后的结果当然不可能是双赢,有时甚至会是两败俱伤。战争的风险是难以计算的,倘若胜负的几率确实可以被精确地计算出来,那么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冲突就会远少于和平谈判和投降屈服出现的频率了。一旦被真的调动起来,军事力量是极其情绪化的,它所负载的东西包括仇恨、原则,以及有关正义、文明、男子气概、荣誉等观念,所有这一切都驱使对战双方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想一想美国近几十年来的军事干预行动吧——这是一连串的战败记录或是未实现目标的失败之举,从越南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再到针对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争,这些战争中的大多数还造成了伊斯兰势力对西方世界的反击。在所有这些战争中,计算在哪里?逻辑又在何处?愚蠢也和理智一样是人类行动的原因,对于战争而言,尤是如此。

   鼎新还主张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带来了累积性发展,且只有当它们占据主导地位时,发展才会加速。关于经济力量,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但在什么意义上军事力量也能引发发展,我却是有疑问的。军事力量或许能发展出更有效的、能屠戮更多人的战争手段,但在现代以前,一旦出现了国家和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即便是这种类型的发展也相当有限。在冷兵器时代,武器的杀伤力都非常类似(Dupuy, 1980)。我们也还记得发生在定居农耕社会的步兵与游牧部族的骑兵射手之间那种长期以来此消彼长的军事平衡,这就如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所展现的那样。更“先进”的文明一直与马背上的射手们争斗不休,有时获胜,有时战败,却不见得有多少累积性发展。只有到了现代,大规模武器杀伤能力的累积性发展才开始出现(Mann, 2016:219-221)。鼎新还说,军事力量在经济上也有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因为“军事竞争中的胜利者比起它们的对手能够更有效率地生产并汲取自然资源,这就引发了累积性发展”(Zhao, 2015:34)。真是这样吗?古代多数军队常用的策略之一便是行军途中就地掳掠资源,这几乎不可能促进生产。

   我不愿把这种质疑推进得太远。我承认,军事力量有时也会是累积性的。在《社会权力的来源》的第一卷中,讨论到被我称为古罗马的“军团经济”(legionary economy)时,我就有过类似主张。早期现代的航海革命一旦与舰载排炮(ship-board gun batteries)相结合,便使欧洲人有能力建立起全球性的大帝国,这当然对英国与荷兰的经济是大有益处的,尽管对欧洲其他各国的经济未必如此(这方面的数据,请见O’ Brien & Prados de la Escosura, 1998)。但土著居民是否也从帝国的发展中收获了利益却仍令人感到怀疑(Mann, 2012:26-49)。总的来说,我会认为战争的影响是破坏多于建设。

   鼎新还看到了军事力量的另一个好处:如果战争取胜,他说:“战胜一方的人们或多或少都会获得些利益”。我要再次回应一下这一点,有时或许是这样,但有时却并非如此。罗马共和国的胜利把罗马农民及罗马的同盟者都逼到了赤贫的境地,而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则是统治阶层和身经百战的幸存将士。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和罗马同盟者们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共和国,史称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s)①。至于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或者最近美国发动的若干战争,很难看出它们给哪个国家带来了集体利益。鼎新的确也认识到军事力量有消极的一面,它如果被集中起来,则会使国家走向专制主义,而经济竞争则促进了分散化的社会力量之发展(Zhao, 2015:10)。这一点不假,尽管某些游击武装力量算是例外。

   作者对经济力量持有一种相当温和的态度。他说“纯粹的经济交易只能在交易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发生”(Zhao, 2015:34)。他主张,期望通过交换获得利润是“人的内在本性”,还说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剩余产品的存在,且国家缺乏限制其发展的意愿或能力,市场经济都会出现(Zhao, 2015:351)。但凡国家不予干涉,市场就会繁荣,这正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但又是被人们争论不休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然而,除了国家,还有另一些因素会限制市场的发展。比如,基于家族、种族或地区组织的再分配,还有垄断的出现,农民与企业满足于现有状态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都会造成对自由市场的限制。于是,我们必须把能维持市场稳定存在的力量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也是为了让市场可以多少具备些可计算性。在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或其他集体组织对市场的调控。市场需要法律或规范的约束,这样市场交易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没有这一点,资本主义便不可能出现。当然,非市场形式的经济也有类似的需要。在历史上许多时候,由君主向商人发放经营执照,允许其垄断行为,都是商人获得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直到今日,这在君主制和总统制的政体中仍有其重要性。在这些情况下,经济行动者会去计算对政府施加影响所需的成本以及在获得垄断权后可能得到的利润。

   涉及经济力量,作者显然想到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中市场交换的部分。但在其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经常使用的(并在今天世界大部分地区仍旧使用的)却是奴隶制、种族隔离制与契约劳工制(indentured labor),这些显然都不是建立在自由和自愿基础上的雇佣制度。甚至在那些劳工享有自由的地方,劳工的自由也比资本家的自由要少得多。后者拥有的是生产方式,前者拥有的只是其劳动力而已,一旦进入企业,劳工就要受雇主强制性命令的摆布。当然,在今天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法、工会与职业协会降低了强制化的程度。但即便如此,工人的选择无外是要么服从雇主,要么被解雇,他们中很少有人会认为这种选择真是自由的。所有经济系统都包含权力和强制力的等级结构。

   接下来,作者转向了对意识形态力量的讨论。他说,虽然意识形态之间也彼此竞争,但这并不会激发社会的累积性发展,“因为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不可能是靠口头上的争论来实现的”,并且,这种竞争也不存在明显而客观的胜负标准(Zhao, 2015:40)。他认为除科学以外,大多数的意识形态都是无法被证伪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意识形态确实有一种很弱的可证伪的形式:说服力(plausibility)。在现有意识形态无法解决的危机中,众多新的意识形态涌现出来,它们相互竞争,一般而言,胜出者是那种其解决方案看上去会对更多人更具说服力的意识形态。但鼎新一定不会同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那种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主要的正面作用的观点。我猜测,这是因为他自己有关中国法家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强调的是这些意识形态保守与负面的作用。

   鼎新虽然承认政治竞争有明确的胜负标准(如选举结果),但却说这一点被政治“难以引发效率导向型的物质生产和资源分配,因而对累积性发展贡献甚微”的这一事实所抵消了(Zhao, 2015:40)。这一论断的背后,显然是在对比“强国家、弱发展”的帝制中国与“弱国家、强发展”的欧洲。不过,如他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欧洲国家的政治竞争催生出更有效率的财政系统,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他对欧洲案例的这种处理恰恰表明四种社会权力资源全都对现代性的突破进展发挥过重大作用。这似乎不太符合他的基本理论。而我并不认为四种权力资源就其产生累积性发展的能力而言有什么判然可辨的差别。

由于有这些疑问,我觉得很难接受他关于权力资源影响历史变迁的最终结论。他做了两点概括,即,在四种权力资源中,意识形态力量最弱,而政治力量最强,且是“最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但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崛起的几大拯救性宗教(salvation religions)——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曾压倒其他几种社会力量(包括国家在内),且其势力皆维持长达千余载之久。当前,伊斯兰运动主导着中东地区和一些北非国家,并试图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中制造一定程度的骚乱。在20世纪,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也曾推翻政府与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势力则在推翻政府的同时,还将世界推向了战争的深渊。虽然到现在,它们大多已经远去,但在今天,美国民众中的民族主义却正威胁着美国的政治体制。至于政治力量,虽然鼎新论证了它在帝制中国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但我不认为这对今天的西方世界同样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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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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