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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孟荀之外的第三条儒学进路

更新时间:2019-09-15 08:53:47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都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断然二分的视角给出的结论, 颇可商榷:蒋庆分离孟荀, 或者更广泛的讲, 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分离的方案, 确实有一种双失的危险:一方面, 他守持原始儒家的立场不够坚定。另一方面, 他的政治儒学之现代政治品格又不足够。所以他冒着双失的风险言说的政治儒学, 并不是因应于中国的现代变迁提出的儒学论说, 而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偏好的一己表述。秋风认为蒋庆是60年来唯一思想家[6], 这样的表彰有些过甚其词了, 实在是一种小圈子的相互赞美而已。李梁统合孟荀, 同样有一种双失的风险:一方面, 他们想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锅煮, 可能两头不靠岸;另一方面, 由孟及荀, 后者由荀及孟, 或者兼综孟荀, 都有一种将二人政治关怀打为两截的危险, 一种后起的两截尝试, 可能就不是孟荀自己的意愿, 而是尝试连接两人主张的第三方的第三种论说了。

  

   蒋庆1991年对政治儒学理念的表达, 简洁明了。以此对蒋庆政治儒学的特征进行概观, 也就更为准确。后来蒋庆在应对各种批评的情况下, 对政治儒学进行的修正性表述, 好些已经丧失了他原本立场的鲜明性, 变得模糊、含混起来。假如论者关心蒋庆学术观点的流变, 就会忽视蒋庆的原初表达, 甚至对基于这篇论文论述蒋庆政治儒学观点感到愤慨。人们会觉得蒋庆的修正性观点才是更准确反映他政治儒学主张的说辞, 岂不知那是蒋庆面对批评时的一种事后矫正, 反而不能作为论述他政治儒学立场的首要论据。

  

   蒋庆截然对立儒学内部的两种立场, 并以此作为自己申述政治儒学的前提条件, 确实存在校正的余地。人们可以承诺, 人的物理本性、生理本性、社会本性、道德本性从来都是可以在分析上清晰区分开来的, 而它们在实践中却是可以紧密贯通的人性特征。就此可以说, 统和孟荀不是什么实践难题, 但在理论分析上确实是一个难题。从实践的视角看, 孟荀确实不存在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讲, 荀子的理想性是面对政治事务而显, 孟子的理想性是面对道义性而现。实际上在儒学的绵延史上, 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来都无从入门。梁涛为统合孟荀辩护了半天, 就是试图打开儒学的现实面向。岂不知梁涛并没有真正为经验敞开大门。因为孟荀是那么容易统合的话, 那么如何解释千百年的儒学大师分裂性的主张, 难道是他们智力不及?或者他们不知道孟荀的关怀非常一致?或者拘守孟荀一端不能自拔?与蒋庆的表达相类, 梁涛的表达只不过是跳到了蒋庆的另一极:分离孟荀的主张看到了传统儒学的分析性差异, 统合孟荀看到了传统儒学的实践统一性。但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上通观孟荀, 无论是蒋庆还是梁涛, 都不如李泽厚来得聪明:所谓举孟旗, 行荀学, 就是在理论上或分析上承认两者的差异, 但在实践上将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事务性对接起来。人所共知, 李泽厚的举孟旗, 行荀学, 是他整个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一个构成环节。所以搜索出他这篇“举孟旗, 行荀学”的文章, 并不是一个具有系统性的理论阐释, 只不过是表达一种立场而已。在这篇文章里, 李泽厚只有三段话论及这一主张。

  

   他的论述很简单明了, 就是良知良能, 不足以解决内在心性修养向外推的政治外王问题。外推得靠荀学。因为荀学强调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 (为) 也。人为的东西就此引申而出, 不会像孟子那样将儒家的政治主张憋死在心性世界里。李泽厚“举孟旗, 行荀学”是有些反讽意味的。因为之所以他乐意“举孟旗”, 就在于孟子强调人的良知良能, 且将政治正当性深深扎根在道义沃土中。否则这个孟旗怎么举得起来呢?这个高飘的旗帜就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如果孟旗不是一面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 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举孟旗”。你举着孟旗说我要干实事儿, 就把旗帜当成了口号, 就不但亵渎了道德理想主义不说, 而且遮蔽了政治事务讨价还价的实在性。而之所以需要“行荀学”, 就是因为政治事务不是举着道德理想主义旗帜就可以连带解决的, 需要人们对制度与举措高度关心, 并且将之作为解决政治现实问题的不二法门。如果你“行荀学”却躲进道德理想主义的硬壳之中, 就不仅无法投入现实政治世界, 而且根本就无从求解政治治理之道。

  

   所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肯定是两回事情。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讲, 梁涛试图统和孟荀, 实际上处在意愿与结果统和不了的窘境。因为孟旗、荀路对举的时候, 前者是一种战略思维, 后者是一种策略思维;前者看的是未来和长远, 后者着重在当下和程序, 两者完全无法打通。无法打通, 又如何统合呢?跳出人文学科的思路, 按照社会科学思维, 人们就会知道, 政策决策的过程从来都是当下诸要素互相博弈的结果2而不是申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就可以顺带解决的事情。

  

   李泽厚主张的“举孟旗, 行荀学”, 有可能把举旗与走路当成分别来做但统归于一的一码子事儿。但在举旗与走路之间, 似乎缺少一个贯通两者的必要环节。为此, 梁涛特别强调儒家的心性论还是个必要的中心与中介。围绕这个中心与中介, 举什么旗的问题自然得到解决, 同时, 走什么路的问题也就有了一个前行的灯塔。这简直是一条既仰望星空, 又脚踏实地的路子。其实这是中国人一个莫名其妙的、不切实际的盼望。这个盼望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这不是说梁涛滑稽, 而是说这个理想滑稽:仰望星空得务虚, 脚踏实地要务实, 又虚又实, 那是人绝对不可能同时做到的事情, 因为这是两条难以兼得的实践路径。须知, 理想的确立、德性的修为, 与资源的需求、实际的配置, 以及政策的决策、具体的执行, 完全是两码事情。仰望星空的时候, 人们根本不必要有任何的政策考虑——向上, 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最重要根据是政治、法规与欲求;向下, 政策决策与执行重视的是妥协、商量与满意。行政权力是连接决策与执行的关键环节, 这正是现代政治体制中行政管理成为重要事务的理由。在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 悬着一个复杂的政治博弈环节。这是理想不能捎带解决的难题, 也是政策实施不会关注的问题。而这正是政治之为政治, 且必须经由程序机制、商议过程与妥协安排才能得到满意解决的问题。

  

   在我看来, 梁涛实际上试图把李泽厚举旗走路之分离前提下的贯通性考虑在起点上就统和起来。他们二人与蒋庆是完全对立的思路吗?答曰不是。李泽厚的考虑, 是蒋庆分立孟荀过渡到梁涛统和孟荀的一个实用性方案。梁涛觉得在这里李泽厚可能会遭遇一个危险, 举着孟旗却行的是荀学, 怎么坚持儒学的价值立场呢?实践岂不是单独决定着儒学的前途与命运了?儒学的价值立场会不会因此丧失呢?在我看来, 这是大陆讨论儒学对自己设置的障碍。可以设问, 儒学坚持仁爱立场是不是就够了?还是一定要坚持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是现代儒学界定何谓儒家、儒学的一个临时性概念, 将之作为儒家的核心, 是对儒家精神的不解。这个不解, 不是在道德意义上讲的, 而是在学理意义上讲的。因为儒家更重视的不是内外问题, 而是本末问题。“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三纲八目, 就此才能得到准确理解。[7]82—94在这个特定意义上, 李泽厚试图将荀学往下行的力量往上提, 提到孟子旗帜高扬的地步;同时又将高举的孟旗仅仅作为旗帜, 让其飘扬在荀学政治务实的坚实土地上空, 两全其美, 各得其所。问题也因此出来了:举旗走路, 各行其是, 儒家岂不是价值主张与政治实践完全分裂了?梁涛的统合孟荀主张, 实在是想替李泽厚补锅。

  

三、另辟蹊径:董仲舒的知行双关进路


   蒋庆及李泽厚、梁涛的两种政治儒学方案, 其实都可能造成一个双失的局面。什么双失呢?首先, 就是坚守儒学立场的一个设定, 是在儒学的流变上下手, 而没有真正坚守儒家创始人的“本真”理想。他们没有走到孔子处寻找儒家的真精神。在某种意义上, 梁涛统和孟荀, 其实是把荀子提升为孟子, 把孟子略为下降成为荀子。孟子当然不是原来的孟子, 荀子也不是人们理解的荀子了。在这一点上, 梁涛自有其一片苦心, 人们会对之产生一种强烈的呼应感——唯有如此, 儒家的政治理想关怀与政治现实主义应对, 才能不被区隔, 才能维系内圣外王的传统机制。但在我看来, 梁涛的这个主张, 可能有点委屈荀子了, 他把荀子事实上置于孟子之下了;同时又可能有点委屈孟子了, 因为他会把孟子的关注点下落到荀子的关注点上, 结果可能会将荀子提拔到孟子之上了。这还不如像李泽厚那样干脆举个孟旗, 走着荀路来得干脆。其次, 就是坚守儒学的立场, 其实是在坚守古代儒学的立场, 而没有以正视“现代”为前提条件来审视儒学的现代重建处境与问题设定这两个关乎建构“现代” 儒学的决定性问题。结果, “现代”已经隐而不彰, “现代”儒学又从何建构起来呢?因此, “现代”儒学很大可能只是在现代时间范围内的儒学而已, 并不具有实质上的“现代”精神特质。一种被古代儒学严重限制了价值视野与问题设置的儒学建构, 就势必成为一种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悖谬产物。[8]

  

   比较起来, 梁涛的政治性品格比李泽厚弱, 比蒋庆就更弱。梁涛把统合孟荀搞成了一种政治愿望。当统和孟荀变成政治愿望的时候, 其论说的政治品格就出不来了。换言之, 梁涛的论说理想性, 让他无法走向一个程序化的政治安排。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怎么去考虑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问题, 本身就成了问题。如果说存在一个与心性儒学不同的政治儒学, 或者说我们要建立一个面向现代的新外王论说, 面对传统儒学的中坚组成部分, 也就是孟学与荀学, 究竟是统是分, 都无法达成起码的共识, 都无力在一个儒学体系中安顿二者的位置。结果就是现代儒学陷入不可自拔的内部讨伐, 处在一种内部判教的精神紧张之中。不屑儒学或反对儒学的人们, 只要笑对儒家内部的分歧, 看惯儒家的内部判教, 就可以置儒学于不顾, 那么儒学中人又怎么可能既解决心性问题又解决政治问题呢?退而言之, 儒学又怎么能有效解决心性问题、政治问题呢?

  

这是一个怎么有效处理儒学的传统资源和儒学的现代面向的两难问题。在儒学内部, 究竟按照他们三个人的两组方案往哪个方向去走, 就此成为一个难以两全的问题。政治儒学的政治品格和原初儒家或孔子路径显著不同。这是需要矫正的。我觉得, 按照梁涛给我们提示的思路, 统合孟荀, 是要看到儒家走到荀子, 已经展现出了两种理想主义, 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问题常常在于, 人们不把荀子的政治思想当理想主义看。人们以为, 只要一提荀子政治思想的现实面向和经验导向, 他就是儒家处置政治事务的具体方案设计者。这是对荀子的误解。如果人们愿意区分理想政治和政治理想, 就有了区分孟荀思想的一对概念:孟子谈的是理想政治, 仁心仁政就是理想政治最简单的刻画。虽然它来自良知良能, 而不来自柏拉图《理想国》的几何学知识根基, 但它确确实实是排斥现实约束, 而具有强大的、时空超越的规范性力量。换言之, 他的方案可以不接受经验检验。一种政治经验成功了, 或是失败了, 既无法验证、也无法推翻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它永远是一个最高的政治标的, 它就放在那里。就像共产主义一样, 人类只能永远朝这个方向逼近。如果你强行把理想政治硬生生摔到桌面上并制造一套实施方案, 那就一定会陷入道德专制的泥淖。当人们一定要把理想主义变成现实方案, 就会将理想庸俗化为现实, 理想与现实就会一同被埋没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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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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