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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光:文教何以共谋:战后台湾学术形成的权力语境

更新时间:2019-09-15 08:45:21
作者: 王晨光  

  

   [摘要] 1949年后台海冷战形势使得香港成为争取知识分子的核心区域,台湾当局一方面对知识分子进行经济接援,另一方面潜移默化思想认同,使其达成不自知的隐性共谋,文教被异化为政治形态的附属物。迁台后的传统文化学者虽与政党处于不同目的,但在冷战格局下,学术研究仍难以摆脱权力的塑型,政治伦理化的努力则被转变为权力一元化的理论资源乃至控制民众思想的工具。与此同时,蒋政府与美国教会势力相互勾结,前者运用教会势力进行反共宣传,后者则控制台湾文教系统进行文化殖民。教会、政党与学校亦形成共谋体系。而学术内部的义理考据之辨,也潜藏着学者的身份差异。受特权庇护的知识分子专注于文献考索,在政治与社会乱象前选择失语,而徐复观等反抗者则被排挤到权力的边缘。

  

   [关键词] 台湾;徐复观;冷战;知识分子;权力

  

   1949年后台湾学术研究成果已成为各领域学术史的一部分,甚至学者本身也已成为某种精神象征。然而传统研究往往沉浸于各自学科内部,着眼于学者公开著述的内在义理,却疏忽了学术群体与各种权力复杂交织的情形,缺乏对思想随时势而迁变的体察。由于未能阐明学者身处的具体情境与焦虑,因此仅局限于讨论威权对知识的迫害与反抗,遂使得港台学者被型塑成相关领域内部一套单一的话语符号。随着知识社会学方法的传入,学界逐渐意识到以往被遮蔽的学术与政治共谋等现象。如近年来有研究还原了冷战时期美台宣传部门与文教界人士共同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也有学者论述民国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对公众事务的介入及依附性命运,或有研究从个别学者或期刊的心态与风格转向分析其时代动因,或分析文化论战中隐含的台湾认同问题,或重审被忽视的学者群体内部矛盾等[1]。此类研究虽各有用力,所惜均围绕特定人物、事件或期刊进行讨论,且偏重于现代政治或学术史其中一端,又囿于档案文献的封锁限制,未能深入对台湾战后“知识与权力共谋”这一主题进行阐发。

  

   2017年初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蒙《新亚学报》主编翟志成教授帮助,偶见一封《徐复观致刘殿爵信》,尽管信末有“此信望您保留,在我死后您想方法发表”,但刘殿爵直至逝世始终未予刊发。徐复观自1943年因驻延安后所撰报告受信于蒋介石,被委任军委会高级参谋长等职,此后长期在侍从室第六组任机要秘书,与谷正鼎等人从事情报分析工作。1949年随蒋赴台后办报治学,以《民主评论》为阵营宣扬新儒家学说,1955年于东海大学任教职,1969年后转香港执教。该信即写于徐复观离台赴港次年[2]。信中除提及其赴港后研究计划外,最主要则提到1969年6月26日其先遭东海大学校长吴德耀及教会势力逼迫退休,后因蒋经国领导的知识青年党部操作被台湾公私大学全面封杀拒聘,台大哲学系洪耀勋欲请徐兼课亦被毛子水、沈刚伯、屈万里反对等事[3]。徐复观是典型的迁台后知识分子,其不仅在台海冷战时期积极参与文化与政治评论,而且在从事教职后持续对学术界内部进行批判,在信中更透露其晚年因政治、宗教与学术三重势力共谋压迫而凄惨离台。鉴于此,本文并不专论徐复观或某个学者的交游言行,而是选取五个侧面切入当时的学术与权力关系,分别讨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港台学术氛围、五六十年代传统文化学者与政治的复杂纠缠、蒋介石与教会共谋的渊源及西方教会势力对文化的干预、义理与考据论辩背后的隐性权力。2017年4月前后台湾“国史馆”陆续将蒋介石(“大溪档案”)和蒋经国档案解禁开放,此类史料为前人鲜见,借此则得以从政治层面俯瞰学界。本文所作,意在通过历史语境学的手法对思想文化进行一种解释,亦希望向当前社会展示政治与学术隐性共谋的形成过程,以相戒惧。如有不足,敬请方家指正。

  

一、战后滞港知识分子的文化共谋


   1949年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愈加重视对香港文化人士的利用,这自然与当时战争态势有关。自渡江战役后,不少知识分子势必在政权之间做出最后的抉择。但对大多数无党派知识分子而言,当时的文化忧虑倒在其次,首先考虑的还是区域政治势力的持续性,以及能否谋得稳定教职以维持未来生计[4]。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乃至华南沿海诸县市便不啻为一个极好的进退观瞻之地。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作为自由港的香港成为突破美国封锁转运物资、获取外汇和收集情报的唯一地点。而香港政府也别有用心,虽然1950年后香港政府对当时政治活动均严格取缔,但其一面利用蒋政权破坏中共在港组织,一面利用中共制约台湾势力,其用意即在于预设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因此想尽方法敷衍周旋,以期减少中国大陆一方对香港之压力,若战事爆发则可随机与台湾达成合作。而对蒋政府来说,由于其密切关注当时在港组建第三势力的人物,因此借助港英政府则能有效对该派势力予以打击,如顾孟余、邓龙光等第三势力经港府传讯申斥后不敢再活动即为一例

  

   [5]。且蒋政府败退台湾后,惟有香港与大陆一衣带水相隔,其地缘形势远胜于在菲律宾、曼谷、新加坡等地重新安插势力[6]。正是三方之间互相制约的局面,以及冷战长久延续的国际形势,香港最终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知识分子的核心区域。

  

   自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逐渐有国民党背景的文化人士渗入该地区观察知识分子心态动向,并积极展开收买与舆论造势。雷啸岑,曾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中央日报》社主笔,与国民党中宣传部部长黄少谷关系密切,1949年后承中宣部许孝炎之邀举家迁香港,任国民党喉舌《香港时报》社总主笔[7]。1950年1月14日雷氏向当时负责宣传战线工作的黄少谷与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发信,该信内容即关于争取熊十力等香港文化界反共作家并编印“救国丛书”的计划,信中谓其已与张国焘、张丕介相商,并同寒操、沧波、钱穆等先生恳谈,均认为“反极权斗争之急要”在于编印丛书建立一套思想体系。其表面称:“现时各部分人士以民主自由为异端,此甚危险,将误导苍生万劫不复,吾人谨以此集体工作发扬正义,阐明路线,期能涵盖并包笼罩群言,而不必采对立矛盾形势。”实则亦暗含一种对时局与战略的分析。在雷啸岑看来,国民党败退或多或少根源于对知识分子政策之失误。如信中委婉地指出“吾党对忠诚而善良之智识份子素采疏远政策,致令若干反共有能力者蹙蹙靡骋,随伪浮沈。”可见,其已预感到当时蒋政府若再不争取知识分子的归附,随着战争形势的败退,政权的合法性势必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信中雷啸岑亦表明触动其谋划“建立民主自由思想战线”的缘起正是熊十力于1949年前后的转向。信中谓:

  

   最近共党见黄冈熊十力先生穷困九龙,乃百方游说,将熊接至羊城住省府招待所,不久将送赴北平,熊之思想言论皆与唯物论极相反,然共党竟有此招,藉熊作号召耳。吾党固无此气魄也,何以奋争耶?[8]

  

   由此其要求编印禁书的经费不论多少,希望能一次拨款给付,并且要避免官式程序与手续。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资金链不受内部党务的掣肘,另一方面则与该工作的私密程度相关,因为在表面上其唯有避免党派身份以及党内经费来源,才能使言论获得公信力,故信中称其“决不以官称事业自居也”,信掷出次日,为恐意外,复紧急补寄一函给黄少谷,信中称“此间内容之主持保管人为国焘、舍我、钱穆、孝炎及弟,但并未向他人洩”,因此希望“表面上勿作成与台方某君对垒形势,事实上勿蹈过去遇事干扰胶守统制成规之令人不愉之办法即足也。”[9]由丛书撰写计划来看,此番行动也不同于以往低级的舆论宣传战。在第一期丛书中,其拟定十本书的撰写计划,分别是张国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唐君毅《唯物辩证论批判》、钱穆《中国政治制度研究》、郑学稼《自由主义与中国》、雷啸岑《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胡秋原《世界文化史的发展及其前途》、张丕介《中国土地制度之探讨》、黄震遐《世界史程中之中国》、罗梦册《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张六师《从军事观点论反共战争》。此外在第二集更拟将牟宗三、成舍我、沙学浚、林一新、胡拙夫、程兆熊等人纳入。这几乎将当时滞港较具身份且倾向自由民主的文教界人士尽数收拢,可见雷啸岑编书计划,既希望有效扩大思想宣传的权威性,也相当于救助当时滞港的知识分子。实则是通过维持知识分子生计从而巩固国民党一方的文化优势,所谓“藉以吸引许多义不帝秦之士大夫勿为以衣食迫而出卖灵魂”。此后黄少谷与陶希圣签呈拟办,申请宣传部部部长程天放筹款,内容亦凸显两方面的考量。其一是从当时具体短期文人争夺战中出发,称“共匪拉拢香港文化界人士,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熊十力在思想上与共匪完全对立,仍被其接穗招待,可为一证。”[10]因此认为对于香港反共作家之联系团结工作,确不容缓。其二则从较长方面考虑,认为雷啸岑、张国焘等拟编印之丛书属于“忠贞之士”长期思想战线斗争之必要,由此指令中宣部就中信局贷款中归该部动用部分,先拨新台币三万元由台湾银行汇往香港做初期经费。尽管最终拨款不顺,但亦可见当时蒋政府内部已注意到经营香港作为思想战线之重要性。

  

   其实除此事外,雷啸岑此后长期在港作为蒋政府潜伏的眼线,观察香港文化界人士最新的心态动向,积极向政府汇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试图将滞港文人尽力笼络进思想文化战线中。以顾孟余为例,1949年后其受李宗仁之托,先后与张发奎、张国焘、张君劢等人酝酿第三势力[11]。在国民党内部,曹德宣甚至对蒋介石称,如若组建军人内阁宜用白崇禧,可达到安抚桂系人心及全国回教徒。但“若用文人内阁,则最好用顾孟余,保能孚众望博得内外人士之赞扬。”[12]由此可见顾氏在当时之地位。然而,由于国民党与香港当局的打压,顾氏的政治组织终告失败,此后遂定居美国加州伯克来。1958年6月7日,雷啸岑从钱穆口中得知顾氏曾派人向钱穆要求来港在新亚教书,并商洽每周教课之时间等问题。在长期从事宣传情报工作的雷啸岑看来,这种知识分子的迁徙背后必然连带其他影响。因此其迅速密函陈诚叙及当时顾孟余的动向,并点明顾氏身份特殊,倘若赴港必将助长“民主斗士”一派之势力。但同时,雷啸岑又认为,因“顾氏对政府并不走极端路线,过去张向华等人之‘战盟’即因顾反对其宣言中有攻讦台湾过甚之词而归于解体。”因此又建议政府应对顾氏生活予以照顾,尽力将其吸收利用。仅由此例便不难窥见当时蒋政府安插在香港的眼线对知识分子进行诱拢的工作手法,即一方面进行隐性的经济接援,另一方面潜移默化知识分子思想认同,最终使其达成不自知的隐性共谋。信中雷氏再次提出对香港文教界的观察,其谓:

  

   香港文教界大多数对政府有反感,然亦非决绝态度,只缘十年来政府或党部派在此间工作人员至作风非避难取易,即纯粹官僚化,以致统战效用乃等于零。啸岑目击详情且悉至隐思之,颇为悲观也。舜生赋性冲动,然对人对事皆极重感情,彼之所以走极端,去春即已密语于岑矣。当时岑亦转告在港负责同志,然无人注意,致演成今日之僵局也。[13]

  

可见,在雷啸岑看来,正是缘于蒋政府对滞港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失误,才使得知识分子心理发生转向。总而言之,当时滞港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政治理念,但迫于经费原因,多数委屈求全。以张君劢为例,其与顾孟余、张发奎等合作,顾、张起初欲争取蒋政府援助未得,随即便转派张君劢前往美国活动,张君劢赴美后,便透过美国在港人员密转美国务院两项文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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