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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人类社会秩序如何“自发”扩展?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观的检视

更新时间:2019-09-14 22:47:28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这就是哈耶克关注的市场分工和秩序;相反,基于组织的内部分工则往往体现了管理者的设计,如在企业中就存在有意识的分工,而这正是巴纳德所关注的。

  

   (二)社会秩序的动力来源

  

   综合哈耶克和巴纳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社会秩序的特征,它不是全然无意识的或者全然有意识的。由此,我们就可以产生这样两点认知。第一,对社会秩序的认知之所以存在差异,很大程度上只是源于不同学者基于不同思维而选择性阐述的重点不同。譬如,孟德维尔、斯密以及哈耶克等认为,人们通过无意识的“无形的手”的非合作博弈就能自发地产生有利于整体的市场秩序;相反,边沁、康芒斯以及卡尔.波兰尼等却强调,市场秩序并非只是“无形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际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第二,无论如何,任何社会秩序都必然会受到“人”的影响,甚至往往会受到人有意识行为的左右。博弈论知识就表明:在一些社会互动的博弈情境中,局中人基于个体理性而自发行动往往可以达到基于联合理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但在更多的其他一些博弈情境中,帕累托最优的实现却有赖于博弈者之间有意识的协调。也就是说,通过具有合作博弈性质的集体选择过程,可以甚至可以更有效地实现社会合作和促进社会秩序扩展,这就是自觉的动力。由此,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的扩展秩序根本上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动力:自发动力和自觉动力。

  

   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崇尚市场的自发秩序,西方社会也貌似在积极推行自由市场政策,但所有这些都仅仅是西方社会制度逐渐完善下的产物,其中又包含了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改革者在体制内外的努力。在学说史上,众多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改良主义的坚定奉行者,如西斯蒙第、李斯特、穆勒、马克思、霍布森、维克塞尔乃至斯密和马歇尔等都是如此。同时,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不少学者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就写道:“我们径直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若无人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社会如何能不通过演变的力量而得以进步?我是一个拒绝在文化演变力量面前百依百顺的人。我曾在许多场合说过,我们有一种道义责任人为,我们能够在社会安排上进行建设性的设计,并实行改革。”[13]同样,波普尔也认为,历史的发展存在零碎工程师的自觉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设计社会制度并重建和运转现有社会制度”;[14]并且,为了实现某种目标或结果,自觉地利用一切有用的技术知识。

  

   波普尔认为,苏格拉底等零碎工程师都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们从错误中学习,仅仅对社会制度作零碎的修补,而“把最终目标看作是超越技术的职权之外的物理工程”,“把人类活动的结果看作是取决于历史的力量,而且位于它的职权范围之内”;[15]相应地,波普尔指出,尽管零碎工程师的任务“也是设计社会机构,重建和操作现存的社会机构。(但)术语‘社会机构’在这里是在一种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包括具有一种私人或公众特征的实体。……(而且,零碎工程师)认识到:只有少量的社会机构是自觉被设计的,绝大多数的社会机构都像非预谋的人类行为的结果一样,是‘生长出来的’”。[16]这种思维与哈耶克是相通的。不过,不同的是,波普尔实际上已经根据人类能动作用的方式和强度而对人类有意识的行为作了划分:(1)基于建构理性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2)基于演化理性的零碎的社会工程。相应地,根据三种人类行动,波普尔又把哲学观分为:非理性主义、批判的理性主义(即演化的理性主义)和非批判的理想主义(即建构的理性主义)。这也意味着,把推动人类社会秩序扩展的动力分为自发和自觉两个方面显得过于简单了。

  

   同时,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曾对社会秩序作了更进一步的细化分析。例如,布坎南就特别强调立宪主义,他将制度的形成途径归纳成四种途径:(1)纯粹偶然形成的;(2)社会进化过程中残存下来的;(3)因技术上的需要而产生的;(4)基于建设性的构想设计出来的。再如,福山也将人类社会秩序的起源和规范的创立区分为四种途径:(1)理性的、等级制的选择,如《美国宪法》;(2)非理性的、等级制泉源,如摩西从西奈山上带下来的《十诫》;(3)理性的自发协商的结果,如撒克逊、法兰西传统中的习惯法;(4)从非理性泉源那里自发产生出来的,如乱伦禁忌或民间宗教。[17]实际上,福山提出的这四种规范可以被描述为政治的、宗教的、自我组织的或是自然产生的。因此,根据这一划分,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以及传统规范领域就可用四个象限来表示,如图1所示。[18]

  

图1  不同领域的社会规范

  

   (三)自觉动力的经验考察

  

   从人类发展史看,依靠有意识推动的人类秩序也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正式制度的设立都含有人类的自觉能动因素。事实上,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性特征,但不同个体的理性程度是不同的。齐格蒙特.鲍曼写道:“哲学家们是被赋予了直接接近纯粹的、没有被狭隘的利益所蒙蔽的理性通道的群体,因此它们的任务就是发现哪些行为是指示明智的人去做的行为。发现以后,他们就与‘人们熟知’的权威一起将结果传达给理性天赋不够、不能自己发现的人。”[19]因此,社会的发展和秩序的设立和改进往往首先建立在是那些理性程度较高的社会精英对人类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而不仅仅依赖于人们的盲目互动。汪丁丁就举例说:孙中山以中国文化为理由设计了“五院制”宪政体制,其效果不错;因此,“我们固然难以设计文化,却可以通过对文化遗产的理解设计出更有效率的制度。”[20]

  

   即使被哈耶克誉为自发秩序典范的美国也是如此,当时洛克和孟德斯鸠基于理性思维而构设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原则,而作为启蒙运动理性后继者的那些美国国父们则把它运用到美国制度的建设上,并且进一步细化了。同样,哈林顿在《大洋国》中设计了两院制议会,并主张议员实行轮换制,如每隔两年部分议员轮流去职,在由选举补充轮换之数,而这些也为美国的议会制度作采纳。正因如此,V.奥斯特罗姆就把美国的立宪设计视为第一次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复合共和制”。他说:“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一系列相对自觉努力设计的结构,那些参与创建美国共和国的人认为,人类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运用已知的原则来建立适当的政府,以使人们能够对政府行为行使根本控制;政府是人类能够设计和使用的人工制品,为他们的理想抱负和目标服务,并受到作为其服务对象的人民群体的控制。”[21]

  

   同时,一个从长期来看是基于历史演进自发而成的秩序,在形成之初的短期内往往都会打上明显的“人类”印记;尤其是,不同时期的精英阶层基于理性思维和总结的结果,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精英们在传统基础上不断地对人类制度进行零星地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所有的人类秩序就是理性“设计”而成的。例如,索乌坦就指出,“宪政论的基本问题就是立宪和限制的问题”,“(它)采取制度的设计者(或构造者)的视角,同时又包含了这样的理解:这种设计既不是一次性的事务(例如建造一座桥)也不是只由少数人(社会工程师们)完成的。制度的设计(他们的创造和改革)是一项持续不断的事业,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参与。”[22]本书的第1章也指出,尽管人类的制度从起源上说是演变的,但最终却转入到建构的轨道。同样,梅因的考察也表明,“当原始法律一经制成‘法典’,所谓法律自发的发展,便告中止。自此以后,对它起着影响的,如果确有影响的话,便都是有意的和来自外界的。”[23]

  

   显然,正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从历史演变中梳理出了三权分立的体制,美国的国父们则第一次在社会中构建了该制度的框架;自此以后,各代的精英一直在进行着有意识的修订,从而形成了当前这种较为成熟的美国制度。正如达仁道夫所写道的:“甚至美国的宪法——在近代史上,它最接近一项自觉的社会契约。而且也是产生于18世纪的契约讨论过程中的——必须通过补充条款、联邦法院判决和惯例,不断重新适应,才能保持其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秩序工具的地位。社会契约不是社会的基础,而是历史的主体。它不是一劳永逸地拟就的,而是要由每一代人重新制订的。”[24]进一步地,尽管英美的普通法主义竭力鼓励人们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但是,在实践中却渗入了人类非常强烈的有意识的理性。例如,波斯纳就写道:“在因通过自愿交易来配置资源的成本过高从而抑制交易的情况下,即在市场交易作为资源配置方法不可行的情况下,普通法就通过模仿市场这样的方式来给行为定价。例如,侵权制度就以市场起作用时所能导致的对安全的资源配置方法来分配铁路和农场、司机和行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事故责任。”[25]

  

   关于美国制度中的建构因素,连哈耶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哈耶克写道:“往往大家都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形成不少看法,即美国宪法是设计出来的产物,而一个国家的人民有意识地建立一个他们希望在其下面生活的政府类型,这在近代史上尚属第一次。美国人自己也十分意识到他们这一手笔的独特性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的确是受到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所指引,被一种追求有意识的建构和务实程序的愿望所指引,这种愿望,与其说是接近于‘英国式’的,不如说是更为接近于我们曾称为‘法国式’的传统。”当然,基于一贯理念,哈耶克更热衷于挖掘美国宪法粗线条的框架性和精致化过程中的演进性。哈耶克继续写道:“令人瞩目的是,最后产生出来的政府架构,与任何事先明确预料的结构相比,是多么的不同,而最后产生的结果,又是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偶然或是取决于传统原则在新形势下的运用。联邦宪法所包含的那些发现,或则产生于传统原则在具体问题上的运用,或则在生产时是一些普遍性所引出的只能朦胧认识到的后果。”[26]

  

总之,推动人类社会秩序不断扩展的实际上来自自发和自觉两大动力。相应地,如果过分强调自发秩序,“认为这类市场纯属自发发展,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一个社会没有组织化的干预,不可能改变其社会规则而跟新的环境相适应”;[27]相反,如果过分夸大人类自觉理性的作用,那么也将潜在着“理性自负”的危险,因为这很可能导致计划和设计领域的扩大,从而对个人的行动空间产生侵蚀。事实上,现实社会的发展不是单纯的市场自然演变或人为设计的结果,而往往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互影响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且,按照福山的看法,理性化、官僚化、由地位转向契约是秩序创设的基本发展途径,而现代社会的秩序主要来源于由国家来体现的正式的、理性的法律权威。所以,针对哈耶克强调“法官不是构建而是发现自发演变的规则”这一观点,卢瑟福就反驳说:即使我们同意说习惯法常常是接收首先作为习俗演化的规则,也不可能否认法官必须在相互冲突的规则之间进行决策,而且必须在规则缺位时构造新的规则。事实上,尽管长期和短期的因果关系论述不同,但实际上都反映了相同的事实,即短期内人们往往在主动行动。例如,霍奇逊就指出,“几乎任何一类现象,任何一类决策都将服从于精心设计的、有意识的或‘有计划’的干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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