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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岳:西方视野下中国改革“本土性”与“同一性”之争

更新时间:2019-09-14 07:38:50
作者: 刘梦岳  

   【内容提要】 中国40年来改革的成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对于海外学者而言,他们不仅惊诧于中国的成功,更惊诧于其改革独特的路径。因此,他们分析中国改革,不仅注重对其成功经验的分析,更注重对其特殊经验的解释。本文从制度、文化与社会关系三个方面梳理了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并从中剖析有关“中国经验本土性”与“现代经济同一性”的争论。从中可以发现,海外学者或是直接将中国本土经验纳入既有的理论框架中,或是仅仅承认“中国特色”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都是将中国改革的特殊性解构、重组,并融入西方理论。只有首先形成一套关于中国经验完备的、系统的知识,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验与西方经验之间的有效对话。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中国经验 制度变迁 儒家文化 关系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改革的成功成为经济转型的一个例外。就过程而言,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并没有一个“蓝图”(Lin, 1989; Naughton, 1995),与其说改革是中国政府精心策划的结果,不如说是国家与社会共同“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来的;就方式而言,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之后立即确立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而是以一种滞后和迟缓的方式,逐渐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经济予以肯定(Nee & Opper,2012; Tsai, 2007; Whiting, 2006; Liu, 2016);从发展区域而言,中国经济腾飞的并不是经济最发达、国家扶持力度最大的城市,反而是落后、偏远的农村,许多海外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发展,完全是一个“农村现象”(Huang, 2008; Whiting, 2006)。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是其改革成功的秘诀?甚至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会与西方的模式大相径庭?在清王朝晚期,中国的士大夫就围绕着“中西体用”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国粹论、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不同的观点在清末民初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告一段落。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径又一次激起了“走中国道路”与“走西方道路”之争。这一次,西方学者成为讨论的主力军。他们惊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更惊叹于中国成功的独特经验。中国的“独特性”究竟是对西方理论的一种挑战,还是在“特殊性”的背后,依然可以发现西方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本文旨在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以期把握海外学者对中国经验的研究脉络,并探讨“中国经济本土性”与“现代经济同一性”之间的张力。

  

   一、制度的视角:国家与社会的博弈

  

   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就是“经济人”假设,即个人是理性、逐利的个体,他们会按照所处的具体环境,制定出最佳的策略以获得最大化利益。因此,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建构一套制度以改变理性个体的行动环境,从而影响个人的选择和行为。虽然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中国政府在改革初期并没有一个长远的蓝图,并不能片面夸大中央政策的影响(Lin, 1989; Naughton, 1995; Nee & Opper, 2012; Tsai, 2007; Whiting, 2006),但一些学者并没有彻底放弃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制定政策-社会理性反应”的分析路径。以此为立足点,中国改革的重点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何以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成功地取代计划经济体制。

   可是,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体制,亦是东欧与俄罗斯的改革逻辑。甚至可以说,东欧与俄罗斯有着比中国更系统、更彻底的转型计划。为什么反而是中国的改革更为成功?对此,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

   (一)渐进论(gradualism)

   在西方的理论中,私有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重要前提(Alchian & Demsetz, 1973,1967; Demsetz, 1967;Hart & Moore, 1990)。依照这种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最为致命的问题之一就是产权模糊、权责不明,这种经济体制无法有效地激励个体进行生产劳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以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改革方式被称为“大爆炸”(big bang)式的,即东欧以及俄罗斯的改革策略。与之相反的循序渐进的改革路线在一开始并不被看好,因为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市场经济要与计划经济“双轨”并行,必然会出现模糊的产权,这不但会影响市场经济的效率,同时亦会创造出巨大的寻租空间。

   然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让许多学者开始反思。一批学者转而认为,恰恰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罗斯基将这种渐进式的改革称为“互动式的改革”(interactive reform)。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并非是简单的“政府决策-社会反应”,而是以政府、企业、工人、消费者等社会各方不断互动、反馈的方式展开的。中国政府的缓步改革为这种互动提供了机会,从而减少了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期带来的阻力与阵痛,使得改革可以以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下去(Rawski, 1999)。一些学者通过经济学方式来计算“大爆炸”与“渐进式”两种模式的成本与收益,亦得到了类似的结果: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可以大幅度减少改革的成本与阻力,并为改革提供持续的动力(Dewatripont & Roland, 1992; Wei, 1997)。

   诺顿赞成中国的渐进改革,但他并不认为渐进式改革本身要优于大爆炸式的改革。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尽快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改革者并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进行全局性的改革(Naughton, 1992,1995)。如果说计划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国家以一种“致命的自负”(哈耶克,2000)统筹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那么在大爆炸式的改革中,改革者也同样高估了自己统筹全局的能力。同时,诺顿强调渐进式改革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功,关键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够找到一个“突破口”,以此来激发整个社会的改革动力。在中国,这个突破口就是取消国家对工业的垄断。当民间资本大量涌入工业生产,并创造出一个竞争的环境时,整个改革就变得不可逆。基于此,他声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环节是引入竞争,而不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化以及产权制度(Naughton, 1992,1995)。

   (二)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

   然而,另一批学者坚持认为,中国的成功,无外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减少政府控制,开放市场,允许民间企业发展,等等。这种经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不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因为采取渐进主义而取得成功,而是即便采取渐进主义,依然取得了成功。

   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即持此观点。他认为渐进主义者有两个错误的认识:第一,他们认为在转型期间,是中国的国营企业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第二,他们认为改革期间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基于这两点,渐进主义者声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某些因素,不但可以存活于市场经济之中,而且还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在胡永泰看来,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切,事实上都在阻碍中国改革的前进。中国国营企业中模糊的产权、不明确的权责,导致了企业的效率低下以及财产的不断流失,从而使其成为社会的负担而非改革的推动力。胡永泰由此指出,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私营经济,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私营经济披上了“集体主义”的外衣。(Woo, 1999)。

   胡永泰将其理论称为“趋同论”,就是为了表示中国的成功,关键在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解放市场的措施,使得中国经济逐渐趋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相较于东欧与俄罗斯更为成功,在于中国改革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在1978年改革前夕,中国的农民占全国劳动力的71%,而在1985年的苏联,农民仅占14%。同时,中国国营企业在1978年仅仅雇佣了全国18%的劳动力,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国营经济雇佣了全国99%的劳动力。①大量生活在基本生活线上的农业人口,以及大量国营经济之外的劳动力,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地区,并不是由国营经济主导、条件更为优越的城市,而是贫困落后,在计划经济体制控制之外的广袤的农村(Sachs & Woo, 1994)。

   由此看来,他们认为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中国经验”。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其“趋同”的政策与“落后的优势”(Gerschenkron, 1962:51),即低程度的工业化与国有化。这种结构性优势仅仅在改革初期发挥作用,趋同论者因此建议,中国应当更全面、更迅速地引进市场经济制度,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是中国学习“东欧经验”,绝非反过来。

   (三)地方国家统合主义(local state corparatism)

   虽然渐进论者与趋同论者有着激烈的争执,但他们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的方向是以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替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渐进论者只不过认为在现实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通过逐步的、局部的改革,来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然而,一些学者质疑这种“国家”与“市场”非此即彼的范式。中国的改革与其说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力量此消彼长的过渡过程,毋宁说是社会主义传统与市场制度融合的过程。

   如戴慕珍认为,要解读中国改革的成功,不能仅仅将目光集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上,更要关注社会主义的“遗产”。改革前,中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行之有效的政治体系,这使得中央政策可以逐级下达,并最终落实。可见,改革前中国经济的落后,并非因为政府没有效率,而是没有发展经济的动力。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就在于改变各级政府的行政目的,而非削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税费改革后,地方政府逐渐拥有了独立的财权,并自负盈亏。于是,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遗产”结合起来,形成了“地方国家统合主义”,即地方政府有效地主导乡镇企业的管理工作,以进行市场竞争。一方面,经济绩效与地方政府的收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各级政府想方设法提高乡镇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完善的政治体制成为乡镇企业最大的靠山,资金、信息、供销渠道源源不断地通过政府流入乡镇企业,官僚科层制的高效转化成市场竞争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大批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Oi, 1992,1995)。

   当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强调只有建立可靠的产权制度,才可能实现市场效率时,戴慕珍却论证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完全可以弥补产权制度的缺失。如果说产权制度是在微观层面激励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个人与企业,那么地方国家统合主义则是在较为宏观的层面激励地方政府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两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刺激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上述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实际上围绕着一个经典的话题,即国家与社会、政府控制与自由市场之间辩证的关系。它们都是以“国家政策-社会反应”为范式来分析中国改革经验。在这个范式中,中国的特殊性体现在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遗产”以及经济上低程度的工业化上,这种特殊性在实质上并没有颠覆西方的产权理论:在渐进论中,转型期的阻力导致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只有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才能确立;在趋同论中,中国体制之外的大量劳动力为市场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产权制度的缺陷;在地方国家统合主义中,国家财政分权事实上确立了地方政府的“产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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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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