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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历史地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论者商榷

更新时间:2019-09-14 07:32:27
作者: 李怀印  
摆脱精神上的蒙昧状态,为后来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准备了条件。当然,人们也为“文革”期间“破四旧”这样的运动付出了重大代价。到70年代后期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农村赤脚医生制度的推广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疟疾、天花、血吸虫病等流行病的医治和灭绝,也显著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健康状态和身体素质。

   所有这些,都是无法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一个单一的尺度来衡量的,甚至也是“工农业生产总值”所无法涵盖的。

   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尽管以重工业的发展为优先目标,致力于建立一个自成一体、自我维持的现代工业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代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成不变。大体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苏联体制影响下的高度集中,到“大跃进”时期(1958年—1961年)力图摆脱苏联体制而下放权力,再到60年代前期为了纠正“大跃进”的灾难性错误而在调整、整顿中再度强调权力集中,最后在“文革”后期又下放权力给地方和企业。在调整的过程中,重工业优先的政策往往适当收缩,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则得到加强,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也直接影响到农、轻、重发展次序。总的来说,在与苏联或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时,重工业和国防建设会加大投入;一旦外部压力舒缓,农业和轻工业的投入便得以增加。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绝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那样闭关自守。整个50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在技术上的全面援助;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的技术进口开始转向以日本和西欧为主,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突破了过去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界的樊篱,为扩大对外交往打开了大门;整个70年代,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和对外商品出口的势头也在加快。与此同时,中国对第三世界特别是众多非洲国家提供了常年援助,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三、企业的微观管理有无激励机制

  

   与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同样重要的是微观管理,因为后者直接决定了宏观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成效。这一方面,新古典派的解读也是负面的,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企业没有自主权,因此“就不能根据工人的努力程度决定工资标准,就必然造成劳动激励不足。劳动激励与劳动奖惩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要提高劳动激励,必须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问题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无权选择雇佣对象,又无权解雇工人,更为棘手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职工的报酬是固定的,与个人劳动努力及企业绩效都没有联系,即无论职工个人干多干少还是职工群体干多干少,都不会影响职工个人收入。由于职工个人多劳不能多得,劳动激励必然不足”(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83)。

   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澄清。首先,毛泽东时代的企业,在职工的劳动报酬方面,没有实行如同新古典派所理解的“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不仅仅因为企业本身没有自主权。5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的国营企业曾经按中央有关部门的要求,仿效苏联的做法,在劳动报酬方面,尽量实行计件工资制,并且拉开不同工种和技术水平的工人之间的工资档次,以此强化劳动激励。但这一做法实行不久便予以放弃,转而普遍采用标准的以工龄为主要依据的工资制,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冻结工资等级的定期调整,只有少数几次工资普调,同时还取消了以劳动业绩为基础的奖金制度。之所以从强调物质刺激,转而采用“平均主义”的做法,是因为中国的国情跟苏联截然不同。苏联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稀缺,职工在不同企业之间跳槽频繁,企业为了稳住职工队伍,不得不以物质激励为主要手段。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劳动力供应充沛,而企业的就业岗位稀缺,因此国家对于以物质激励为主要杠杆进行劳动管理,本来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国家不得不尽量压缩用于个人消费的物质资源,而强调物质刺激,不仅带来分配不均,还会导致消费者与国家争夺有限的物质资源。既要尽最大可能把物质资源从消费方面转移到生产方面,又需要保障每一位职工的个人生计,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会在收入分配方面走向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即保证人人有份,但份量仅足以维持生存。这是毛泽东时代放弃计件工资制,冻结工资定期普调的根本原因。所谓企业缺乏自主权,只是表面现象。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解读之所以是误导的,还在于他们把毛泽东时代的企业职工,简单地等同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选择自由,且以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唯一追求的理性人,以为企业职工的日常劳动表现,仅仅取决于物质刺激的有无这样一个单一因素。其实,工资报酬仅仅是影响职工日常劳动投入的因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非物质的因素。其中之一,是职工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能够成为企业职工,尤其是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并不容易,他们的工资收入尽管很低,但享受从生到死的一整套福利待遇,社会地位远远高于集体企业的职工和临时工或合同工,更非城外的农民可比。刚刚转正的职工,尤其是从农村招工进厂的职工,都会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之不易。这种身份认同,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敬业精神是连在一起的。

   话语的力量也不容低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国家的宣传灌输使越来越多的工人相信,资本家剥削不复存在,工人已经成为工厂的“主人翁”,在生产和劳动管理上,自己“当家做主”。工人与管理层的关系,与改造之前的老板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对“单位”的认同,远远高于改造前对厂方的认同。尽管“爱厂如家”只是一种宣传,但相当一批工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职工,对自己所在的工厂是有归属感和责任心的,而且他们对其他职工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也不宜低估。

   最为重要的是,工人从来不是脱离了群体的单个理性人,而是工人群体(生产小组和车间)的一份子,其一言一行,都受到群体准则的约束,而这种群体准则,又是由企业内部的政治文化、规章制度和人际关系等一系列因素所塑就的。因此,职工个人的日常生产行为,并不仅仅以物质刺激的强弱为依归,而是上述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份基于对各地各行业退休职工的深入访谈所进行的研究揭示,除了“文革”高潮时期的极端情形之外,在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的职工都是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按规章要求完成生产任务的,迟到早退、消极怠工、盗窃公共财物乃至破坏生产的情形,并不常见。企业职工的劳动效率,并未因为所谓的物质激励不足,而显得如同新古典派所想象的那样低下(李怀印、黄英伟、狄金华,2015),否则我们难以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业生产,为什么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从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工业产值由349亿元增至4237亿元,年均增长10%(武力,2010:1396-1397,表1-4)。

  

   四、农业和农村发展为何缓慢

  

   再来看看集体化时代农业生产的情形。

   林毅夫等认为,农业具有“生存空间分散性高和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从而使得“劳动监督极为困难”,还称,“农业的这一特征迫使人民公社体系中的管理者选择较低程度的监督;而没有严格的劳动监督,就不能对劳动者的努力做出准确的度量,劳动者也就得不到与其付出的劳动相对应的报酬。事实上,生产队为每一个年龄相仿、性别相同的劳动者制定了相同的工分标准(工资率),因而劳动报酬与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态度和效果完全脱节。……那些不努力劳动甚至偷懒的人,为集体带来的产品损失也是在全体劳动者之间平均摊。这就造成集体农业生产中劳动激励不足,搭便车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83-84)。

   这里同样有几点需要辨明。其一,生产队里所实行的工分制,并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一刀切”,而是分为计件工分和计时工分,事实上对劳动者有足够的激励。在计件工分制下,社员个人或小组每天的工分多寡跟当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直接挂钩。对于无法按个人或小组计件的农活,则采用个人或小组计时的办法。无论哪种方式,社员多劳多得。为了养家糊口,多赚工分,不得不起早摸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因此,对绝大多数社员来说,集体生产劳动的最大问题,其实并不是什么“搭便车”的问题,而是太苦、太累的问题。

   其二,社员是否因为集体劳动监督不易,导致无法准确计工?其实,计工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个问题,无论计件、计时,生产队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大多简便易行,社员对工分的计算方式本身,与干部之间并没有太多争执。

   其三,社员在干活时是否偷懒,集体劳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后来为改革制造舆论时所描绘的“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现象,要看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新近对各地村民的访谈和研究表明,在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人们对工分的现金值预期较低,而生产队干部管理不得力的地方,的确普遍存在人心涣散,“出工不出力”的问题。但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在不存在集体劳动之外的就业机会,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分配构成社员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生产队的规模较小,集体经营的好坏与社员家庭的生计紧密相连的条件下,社员在作为一个团体进行劳动时,干活拖拉,草率,不负责任,乃至公开偷奸耍滑的现象,其实并不多见。这不仅是因为,在每天收工之际,干部需要在验工之后方可给每位社员记工,而且在小组干活之时,社员之间相互盯看,做得太慢太差,会影响整体进度和相应的工分报酬。每位社员,特别是年轻人,还需要顾及自己在乡亲们面前的面子和在邻里间的声誉。村民们往往把一个人的劳动技能和态度,跟此人的人品和能力挂钩,这在血缘或邻里关系比较紧密的生产队尤为如此(参见李怀印、张向东、刘家峰,2016)。

   因此,影响生产队社员的劳动投入和劳动态度的,有制度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多重因素,绝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由于“激励不足”而普遍搭便车那么简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工业部门在毛泽东时代的飞速发展,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十分缓慢,1952年至1978年,仅从461亿元增长到1397亿元,平均年增4.35%(武力,2010:1396-1397,表1-4),而农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至1978年,依然只有133元(国家统计局,1983:499)。当然,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在毛泽东时代的真实情况。全面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种植技术的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的大幅提高,中小学教育的普及,社队企业的兴起,等等,都是上述数字所无法反映的。但是,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全国大多数地方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集体制度本身,一直处在探索、变化之中,尤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历了从互助组和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的急剧转变,直至1962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后,才基本稳定下来。以生产队(平均规模为30个农户)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允许所有农户保留一块“自留地”,事实上是农村集体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往后退则必然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即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承包。对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来说,这意味着集体化的失败,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允许的。而农户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生产积极性,高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已经为1979年以后农村改革的实践所证明。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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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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