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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叙述世界:英国早期帝国史脉络中的世界秩序观

更新时间:2019-09-14 07:20:47
作者: 殷之光  
1883年,希里将这一系列讲稿结集出版,定题为《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虽然,《剑桥英帝国史》的编撰者们很积极地试图厘清“帝国史”书写中的辉格史观倾向。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在19世纪末开始的英国帝国史叙事是对辉格史观的反动。

   回观《英格兰的扩张》,希里开篇便追问历史书写的意义何在。他提出,那种帝王将相起居注式的细碎历史毫无切实目的。17这一点的确直接指向辉格史学家们只关心历史中的“行动者”(agency)而忽视历史作为一个动态历程的缺点。18希里不满足于辉格史家笔下对英国历史那种溯源式的探究,他强调,如今的英格兰“已经不再是斯图亚特或是都铎时代的英格兰了”。如今的历史必须向前看,直面进步与发展的观念,用科学的态度去解释那些更具普遍性,更加实用,“更为伟大的真理”。19

   希里并不否认辉格历史学家们所描述的英格兰历史中的进步潮流,也未曾像后来的批判者们那样,将矛头对准辉格史中体现出来的进步史观与目的论态度。相反,希里的目的论指向更为宏大,他将眼光对准了未来而非辉格史学家们所关心的“当下”。希里更关心人类“文明”的“普遍趋势”(general drift)与“目标”(goal)。20同时,更重要的是,希里对“未来”的兴趣成为他连接帝国现实政治发展与“西方文明”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并且,希里对整体历史的关心并未使其淡化民族国家这一认识框架的重要性。相反,他希望从英格兰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历史经验中,发掘其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希里不满足于辉格史学家们仅将历史局限于“英格兰”这一地理空间之中。一方面,他承认,辉格历史学家们关心的自由(liberty)与民主制度(democracy)的确是“英国国家”(the English State)的核心价值与前进方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任何对英格兰历史进程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探求,如果离开了“英格兰向地球上其他国家的扩张”这一基本动力与历史背景的话便一无是处。在希里看来,英国如今的伟大成就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更是未来文明进步的核心。他直言,“我们种族的(全球)扩散”(the diffusion of our race)与“我们国家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our state)是解释英国之所以能为伟大的“大不列颠”这一现实的根本基础。21然而,在传统的辉格史叙事中,这两个现象无从寻迹。

   希里强调要跳出对个人事迹的堆砌,在科学的发展动态中去描绘历史的脉络。这里他回应的也是辉格历史学家们在叙述英国史时所呈现的狭隘立场。希里认为,仅仅在英格兰国史的框架内讨论“律法和统治者”的更迭与互动是“机械的”(mechanically)。这种叙事手段根本无法真正呈现出各个历史时段之间的“统一性”(unity)。而事实上,对辉格史学家们来说,通过光荣革命这一关键点来描写英国史,以古论今的手法,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强调英国历史中“古今”之间的密切关联。这种对“统一性”的强调构成了辉格历史叙述中的核心目的论导向。辉格史学家们格外强调“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王权与之后的议会权力,以及英格兰国教会,通过光荣革命这一关键事件,完成了“统一”,并造就了之后英国保守主义者眼中的英格兰核心价值观:地方自治与议会民主。22辉格史学家们通过他们对光荣革命史的讨论,建立了英国历史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体性地位。

   《英格兰的扩张》面世距离麦考利男爵《英格兰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出版才35年。此时的英国刚刚结束了祖鲁战争,正式建立起对南非的殖民统治。一个由加拿大、南非和印度构成的不列颠殖民世界帝国就此形成。在这个帝国政治的鼎盛时期,希里批判的是辉格史学在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格局。在希里的叙述里,个体在历史中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德行的集中表现,更需要放在一个与国家(state)的关系中去理解;国家的地位则更被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西方文明的延续脉络中来体现。相比辉格史学家们关心的帝王将相,希里更乐意从(西方)文明的尺度出发,关心诸如牛顿、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这些个体,并从中探求一个与“人类普遍福祉”相关的历史叙事。在希里眼中,辉格史学家们将眼光禁锢在英格兰岛屿上。这种史观无法承载解答“不列颠殖民帝国”未来命运的使命,也无法描述不列颠世界帝国维系诸邦国之间稳定性的纽带。希里不满足于辉格史学家们对“统一性”安于一隅式的解读,他希望在一个英格兰白人向外殖民扩张的历史叙事中,去描绘一个既有史诗又饱含宗教意味的故事。希里将这一故事的重心放在了18世纪,并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这两个与英国民族史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作为这段历史时期的标记物,称之为“路易十四时代”和“拿破仑时代”。23在希里看来,在这个世纪里,英格兰向外扩张,获取殖民地的“斗争”不但造就了宏伟的英格兰历史,更以一个“出英格兰记”(English Exodus)的神圣叙事,将辉格历史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体性地位从一个特殊的民族史框架中提升至一个全球历史的核心地位。

   相比梅里维尔在19世纪中期从经济发展角度阐释的英格兰殖民历史来说,希里成功地将英格兰的“扩张”从一个纯粹的贸易经济命题,转化为一个结合了政治变迁与军事行动,帝国中心与殖民边疆,历史与未来的整体性道德叙事。与其说希里是反辉格史观的,不妨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辉格史学家。正是通过他的叙述,辉格史观中体现的强烈价值观与目的论导向才从一个反映英国“特殊性”的问题意识,转变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议题。由此,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中心主义才真正随着英帝国军事霸权的全球展开,成为一个文化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全球性霸权。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对全球当下秩序的梳理,对西方文明历史的收编,以及对人类未来历史发展方向的整体性叙事也在这个过程中诞生。这种通过反辉格史观而建立起的辉格帝国史叙事影响了希里之后的几代英国帝国史学家,成为“帝国史”最核心的问题意识。

  

   四、两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帝国:从“扩张”走向“散播”

  

   从英国“帝国史”的辉格史起源中我们可以发现,帝国史视角下编织的世界叙述流露着强烈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的意味。我们也不难发现,辉格式的帝国史与英国宪政史之间那种深层次的共性,以及它们对未来强烈的目的论兴趣。它们对传统、当下以及未来,对中心与边缘的整体性理论野心,加上19世纪英国全球殖民扩张的政治进程,无疑共同造就了辉格史学家们所发明的英国“核心价值”以及文明论的全球性影响。但是,这种从正面书写的“政治神学”叙事仅仅是帝国史的一个面向。24如何处理殖民帝国在扩张过程中的罪恶与残暴?希里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沿袭了梅里维尔的方法,将眼光放在废奴运动上。在希里笔下,废除奴隶制度是“自由贸易”发展之后的历史必然。25

   正如梅里维尔一样,希里以北美的独立为界,将英帝国分为两段。在18世纪北美独立之前的英帝国奉行一种“古老的殖民体系”(old colonial system)。这种从“古希腊殖民主义”中继承下来的经验本质上反映了一种“自然体系”(natural system),它就像是植物瓜熟蒂落,果实落地再生根发芽的自然生长一样,通过不断地自我繁衍,将自身的基因广布天下。26同时,这种旧的殖民体系从未将殖民地视为平等的主体,殖民母国甚至不惜牺牲殖民地来保障母国的利益。2718世纪末之后的新兴殖民体系才真正体现了物质与道义上的进步。希里强调,“我们的殖民帝国”(our colonial Empire)28不能与传统的“帝国”(empire)和“殖民”(colonial)概念混为一谈。这个现代的“大不列颠殖民帝国”不是“通过武力将所有不同族群聚拢一道”,而是意在“将各色族群凝聚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帝国“并非一个帝国,而更像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国家”。29希里进一步提出,这种通过海外拓殖,建立更大的“民族国家”的现象在欧洲强国中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到了18世纪末,那些“大法兰西”“大荷兰”“大葡萄牙”与“大西班牙”都相继在大国竞争中湮灭。时至如今,只有“大不列颠”在这过程中得以幸存,并不断发展。30基于这个现实,希里追问,为什么英格兰可以“无限扩张”?在此,希里跳出了从重商主义角度对殖民问题的一般理解。在他看来,如果仅仅将殖民地视为服务母国的“地产”(estate),将殖民地人口视为农奴并不断进行无节制剥削的话,那么殖民地很快就会因为遭到过度榨取而失去活力。他举出英法在北美殖民地较量的例子。正是因为英格兰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建立起了“平等互惠”的关系,殖民地才能无须母国输血,便能独立战胜法国在北美的势力。31换句话说,希里将辉格宪法史学家们对英国地方自治的强烈自信,应用到了英国与海外殖民地的关系上,强调只有在真正获得政治上的自主地位之后,一个强大的统一才能够出现。这种在“联邦”(federation)中的国家关系比起处在被征服状态中的国家来说,要更加稳定、更为经济,且更能促进共同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获得了自主能力的殖民地不会成为母国新的竞争对手呢?对于这个问题,处于英帝国鼎盛时期的希里似乎并不担心。在他看来,在英第一帝国时期诞生的海外殖民地遵从旧的自然逻辑,是英格兰白人向人口稀少的“无主之地”的扩张。他从社会进化论与种族主义文明论的角度出发,将这些建立于18世纪之前的殖民地视为母国的子嗣。殖民地白人们建立起的殖民地国家与母国之间的“种族、宗教与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of race, community of religion, community of interest)是保证这种“联邦”能够同心同德的基础。32至此,在希里笔下一个“联邦共荣”(commonwealth)的“新殖民体系”应运而出。它成为18世纪北美独立之后,一个新的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帝国的标志。希里将之称为“联邦共荣时期”(Commonwealth period),并以此区别于北美独立之前,沿袭了古希腊,且类似于西班牙、荷兰等其他欧洲殖民大国的“旧制度”。33废除奴隶制度是这种联邦共荣关系下,保证殖民地国家活力的重要手段。殖民地白人劳动力不会因为被母国过分压榨而灭绝,并最终被黑奴取代。34换句话说,希里通过对英格兰历史的叙述勾勒出全球联邦共荣的未来,其基础无疑就是将19世纪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关系复制到全球各个殖民地,并以此来保障母国在全球武力与经济竞争中的绝对霸权。白人至上的种族中心主义世界观,在这种全球的差序格局中,从一种斯宾塞式的庸俗进化论演变为一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密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

希里对于帝国发展逻辑及帝国未来走向的普遍性系统描述使其成为后来英国帝国史学家们共同追认的学科鼻祖。在希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帝国史讨论的中心议题都围绕“联邦共荣”的全球秩序而展开。差别在于牛津大学的帝国史研究传统站在自由英国国教主义(liberal Anglicanism)的立场上,更重视英国自由主义精神在全球扩散对“联邦共荣”的作用,而剑桥大学的研究者们更关心全球扩张过程中的政治与军事历史。351905年,休·爱德华·伊格尔顿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贝特殖民史讲席教授。他集中讨论了诸如大宪章、议会制、英国法系以及司法传统等在全球殖民体系中的传播,并以美国革命为分割点,着重描述了英第二帝国时期白人殖民者在殖民地落脚并最终通向自治的历史过程。36伊格尔顿系统性的工作建立在希里与梅里维尔研究的基础上,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英帝国史的辉格史叙述。37在伊格尔顿的描述中,英帝国与其说是全球暴力扩张的结果,不如认为是一种“先进”价值观与制度在全球“散播”(diffusion)的自然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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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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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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