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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孤证不足为证——对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质疑

更新时间:2019-09-12 17:32:47
作者: 沈登苗  

  

   摘要:“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人为30-45%,女人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这一史料和观点,现已广为学界所知,且几成定论,一些学者并藉此来当作否定“废科举”的重要理由,在为“废科举”惋惜思潮的形成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笔者从数十次相关引文出处的追溯中,发现这一史料与观点均源自同一论著——美国学者罗斯基的《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一书,也即此史料实为孤证,也无左证,不足为证。我们有理由对此提出质疑。

  

   关键词:晚清  识字率  孤证  罗斯基  质疑

  

   在近几年的科举热中,出现了一股为“废科举”惋惜的思潮,其理由之一是:科举终结前我国教育较为普及,民众的识字率达20%,“废科举”后初等教育衰退,全民识字率下降[1]。本文对“废科举”后,全民识字率反而下降是否事实不予讨论,仅对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的识字率达20%的“定论”提出质疑。

  

一  从引文出处求证史料与观点出于同一论著


   据笔者所见,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观点,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罗斯基(E. Rawski,又译劳诗静、罗友枝、饶懿伦等),在《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中提出的。作者认为:“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人为30-45%,女人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2]这一史料和观点,现已广为学界所知,且几成定论。仅据笔者案头的资料统计,目前引述过这些资料和观点的论著就有30篇(部)左右,[3]且鲜有人怀疑。

  

   罗著甫问世,台湾著名学者张朋园就写了一篇较长的书评(详后)。较早引用罗文的论著,是1982年由罗兹曼主编、美国自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中文版,最早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此后该社多次再版。中文论著(原创)中最早引文的,也可能是张朋园。不过,罗兹曼和张朋远们,都只是引用、默认了罗斯基的观点,[4] 并没有进一步发挥,又由于当时为“废科举”惋惜的思潮还没有形成,故这些论著及罗斯基的史料和观点,对大陆读者的影响并不大。

  

   引述并发挥罗斯基观点且影响较大的是金观涛、刘青峰。她们在合著的《开放中的变迁》中,引述、诠释、发挥了罗斯基的观点,并提供了诸多相关的信息。此后不少人的引述都沿袭了她们。故尽管此引文较长,但为了追溯后人引述罗斯基观点的源头,及其演变的线索,有必要全文移录于下:

  

   “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人为30-45%,女人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在此有页注:Evelyn Sakakida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ry in Ching China(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达到这样高的识字率,和一体化中下层组织深入农村有关。农村是知识分子的培养基地,私塾教育的广泛存在,政府办的义学普及全国,以及绅士主动拿钱办教育,都有助于产生高识字率。实际上,由于广大缙绅秀才生活在农村,在清代一千个学童可得七个老师,比西方三个老师教一千人充足。但随着城市成为培养知识分子的基地,对广大农村的识字普及自有影响,从1895年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的平均识字率一直在下降。至于二十世纪中国识字率究竟是多少,一直缺乏统计,但从小学生数目中可以做一估计。表3.8为1907-1933年小学生数目。张朋园根据这个数目计算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识字率,其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7%,他认为由于统计不全和私塾仍产生10%的识字率,1930年代中国识字率应达30%。{在此有页注:张朋远:《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近史所集刊》第9期(台北:1980)}。但私塾仍产生10%以上的识字率,这个数字是极富争议性的。如果严格以小学生统计识字率,从1907—1933年,中国识字率肯定比传统社会20%来得低。至于当时私塾还能产生多少功能,直接取决于农村中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程度,这样看来,在传统一体化结构已完全毁坏之民国初年,社会识字率极有可能已比传统社会大大降低,难怪梁启超在1915年批评新政时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5]

  

   以上引文,读者能轻易看出引入了罗斯基的数据和观点的,仅是第一句。接下来,作者夹叙夹议,是对罗著的阐释。最后结论:“民国初年,社会识字率极有可能已比传统社会大大降低”了,并借用梁启超的观点为自己的论据做注脚。

  

   尽管以上的一些观点尚可商榷,若干史料的出处有待说明,尤其是明知罗斯基的观点,受到张朋园的强烈质疑(详后)后,作者还推崇、发挥罗斯基的观点,笔者感到不解。但至少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读者不难判断,这些史料和观点不全是罗斯基的 [6]。可接下来的转引中,史料和观点的大致归属,就没有如此清楚了。

  

   较早转引金观涛、刘青峰所用史料和观点的是何怀宏。他在题为《一九0五年废除科举的社会涵义》的论文中,对金、刘的文字做了以下概括:“据罗斯基(E. Rawski)的研究,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45%,女性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自1895年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平均识字率一直在下降{直到30年代,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以致于梁启超曾在1915年批评新政(时)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7]

  

   何怀宏的提炼,内容条陈非常清楚,思想概括颇为精当,逻辑性、可读性极强,甚至说经典也不为过,因为此后的相关引述,按何氏浓缩的表述成为主流,罗氏的观点,也因此一发而不可收。尤其是2005年前后,纪念科举废止一百周年之际,不少学者藉此来当作否定“废科举”的重要理由,在为“废科举”惋惜的思潮形成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问题是,何怀宏没有像金观涛、刘青峰那样,对罗斯基的主要史料和观点做界定,使读者很容易误读——以为这都是罗斯基的史料或观点。又由于何怀宏在该引文处理中出现了意外——没有交代史料出处,以至到了何文的转引者的文章中,如郑若玲的多次引文中,更难知道史料的原委了[8] 。虽然,何怀宏后来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一书中,在相关内容上补注了这段文字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但由于其表述的内容和形式都没有变,[9] 读者仍分辨不清,这里头罗斯基的史料或观点有几许?或者说,有否金观涛、刘青峰的思想?

  

   由此可见,引文及其运用规范的重要性。而笔者追溯的自的,是要说明,何怀宏、郑若玲,以及李志铭[10]、侯艳兴[11]、李涛(详后)、蒋平(详后)等相似的转引引文,均来自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

  

   郝锦花女士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转引的也是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版)的引文:“有学者认为,1880年清代识字率男人为30%-45%,女人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12]

  

   萧功秦的引文是:“据一位国外学者统计,19世纪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45%。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高”。其注释是:“参见E.S.Rawski:《清代中国的教育与民间文学》,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第15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3]

  

   刘海峰的引文是:“据罗斯基(E. Rawski)的研究,1880年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45%,女性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自1895年以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的识字率一直在下降,到30年代,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其注释也是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14]

  

   也就是说,以上10余篇(部)的转引引文,均来自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也即都出自罗斯基之著。

  

   此外,还有多种渠道引了罗斯基的观点。

  

   据笔者初步翻阅,《中国的现代化》,至少有两处引入罗斯基的观点。其中一处写道:“正如饶懿伦最近研究(饶书1979年版第23页)所揭示的,18和19世纪的识字率也许‘比以前的推测要高。男女间识字率是不平衡的,大约有30-45%的男性和只有2-10%的女性具有某种程度的读写能力’”。另一处揭示:“清代中国的知识和教育水平确实了不起。男性识字相当普遍(估计其中有30-45%的人具有基本的文字基础)”[15]。这两处虽都没有完整的注释,但从第一处的不全的夹注分析,饶懿伦应就是罗斯基,引文应出自罗著。其中的后一内容,被楼清清 [16]和王庆成所转引。王还对罗斯基(罗友枝)的史料提出了质疑(但未展开)[17],而左松涛又点及了王庆成对罗斯基的质疑。[18]

  

   有不少学者的相关引文,则显示直接引自英文原著。如杨齐福等、黄书光、左松涛、 李伯重、张暮辉、顾月琴、应星  曹诗弟等[19]。这些著作中的黄书光和应星的引文,后又分别被张雪蓉 [20]和柳琴等[21转引。

  

   有些引文,也许基于文本的形式,没有标注出处。如有一篇文章称:“19世纪末全国识字率是20%……直到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的识字率一直都在持续下降。梁启超在1915年愤而撰文,批评20多年来的现代教育‘使全民不识字’”[22]。虽然文章没有讲明出处,但这些文字应源自《开放中的变迁》。还有一些论文的引文,很不规范。如李涛、蒋平等虽也完整地转引了何怀宏的引述,可前者没讲明出处,后者形式上也下了注,但查无实据。[23]

  

   综上,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史料和观点,均源自罗斯基的《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一文,也即此史料实为孤证,不足为证。我们有理由对此提出质疑。

  

顺便提及,由于金观涛、刘青峰在《开放中的变迁》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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