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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孤证不足为证——对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质疑

更新时间:2019-09-12 17:32:47
作者: 沈登苗  
没有标注她们所引梁启超之论的出处,故我们不仅在按何怀宏模式转引的论著中,找不到梁氏的“20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之论的出处(详见上揭诸文),就是在仅专引梁启超之论的论著中,也找不到梁文的出处。[24]换言之,金观涛、刘青峰所举梁启超的言论,可能也是孤证。

  

二 对张朋园书评及若干左证的分析


   以上所举的近30篇(部)大陆学者的论著,除了一篇非教育史、科举学专业的论文,提出了没有展开讨论的质疑外,其它论著都确信或默认了罗斯基的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有较高识字率的史料和观点,有的还进一步发挥,并藉此来当作否定“废科举”的重要理由。可张朋园早年发表的专门评论罗著的、也是笔者仅见的为此著写的书评,对罗著的史料和观点,并非一味叫好。由于该书评似乎还没有引起大陆学术界的多大注意,故有必要对其进行介绍和分析。

  

   张朋园题为《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的书评,发表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办的《近史所集刊》第9期(1980年),全文约7000字。这篇可以说在第一时间写就的书评,虽然在“研究方法、全书结构、讨论与解释”等方面,对劳著予以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分析细腻透辟入微”、“有突出的论点”之“两大特点令人激赏”,但在“最基本”的内容——“识字率定义与估计数字”,尤其是对于后者,几乎是全方位质疑的。由于“著者的识字率估计并非经由统计的方法得到,她是参考他人的说法而做如是之假设”。换言之,“著者未能实证其估计数字,势难说服其读者”。如作者商榷道:“她认为十九世纪中国的城市识字率甚高,达到百分之八十—九十(见页10-12,17),这或许是过分乐观的看法”。接着又指出:“著者说乡村中的男性识字率为百分之四十—五十,似乎亦属乐观的假设”(按:以上两个数据,原著可能指特定的地区)。作者还认为:“妇女是否有百分之五(应为百分之六——沈登苗注)的识字率(2-10%的中数)殆属疑问”。张朋园甚至根据著者提供的史料加以推算,社学、义学“只能产生百分之二.五五(应为百分之二.八六——沈登苗注)的识字率”(而著者认为三分之二的识字率由社学、义学和家庭杂字自学产生),故张朋园进一步质问:“那么百分之三十—四十五的识字率如何得来?”所以,张氏认为:“著者的高限估计似过于偏高”。

  

   但尽管如此,张朋园还是认为:“著者的下限估计较属合理。[25]换而言之,十九世纪中国的识字率绝难超过百分之二十”,这意味着,张朋园对20%的识字率,也是默认的,并以此为基数,对到了1930年代,国人的识字率提高到30%做了论证。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对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观点,可能还无人真正在学理上进行过质疑。再从张朋园的书评获知,在罗著中,其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有较高识字率的史料和观点,似也无有说服力的左证。

  

   此外,涉及晚清我国民众有较高识字率的史料,笔者还见到过四处,本文以下将逐—介绍与分析。

  

   第一处是:《中国的现代化》的作者坦言,准确统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很难,“只好依靠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统计来推算。30年代的一次同龄人统计表明,50岁以上的男性识字率是40%”。[26]笔者认为,“30年代的一次同龄人统计”,没有表明统计的范围和规模,是否可以代表一个时代还不好说,更可讨论的是,清人的平均寿命仅为33岁[27],而50岁以上的人,显然是高寿者,即那个时代的经济条件较好者,也是那个时代容易接受教育者,以此代表全民缺乏典型性。同时,若以此推断,找出反例也容易。如1935年对山东省邹平县的调查发现,“40-59岁的所有男性,也就是说清朝末期达到入学年龄的这批人,只有24%的人上过学。6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23%的上过学”。[28]

  

   第二处是:张朋园为认可罗斯基的传统时代,我国民众20%的识字率,曾如此注脚:“《邵阳县志》谓该县‘士 ’为全境1%(《邵阳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本,卷2,实业)20倍计之,识字可得20%;《靖州县志》以士农工商分类,士为7.7%……士类3倍计之,亦可得20%识字率。(见《靖州乡土志》,光绪三十一年,卷2,页21)”。[29] 我们认为,张朋园这里的推理,完全是主观、随意的,不足为证。

  

   第三处是:康有为1895年5月二次上书光绪时均说:“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分之二十”[30]。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没有进一步的材料说明康有为的估计也考虑了女性”,即全部国人。[31] 笔者同意此质疑。因为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推行的《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内有一项推广识字和进度的明确规定:从第一年(光绪三十四年)开始,逐步编辑、颁布简易识字课;创设、推广廰州县简易识字学塾;“第七年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一百分之一”,至第九年(1917年)“得二十分之一”,即5%。尽管这一进度的起点,视全国人民为文盲,殊为不妥,[32] 但若真的已达到了康有为提出的那个基数,朝廷断不会提出用九年时间,才使识字率达到5%的目标的。

  

   第四处是:博思威克(Borthwick)的估计则是成长于晚清的男性中,有40%以上的人在童年的某段时间上过私塾,然正如博氏自己或引者所言,上过私塾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识字”[33]。

  

   还有,虽然李伯重教授力挺罗斯基的史料和观点,但据笔者看来,他也没有提供新的、令人心服的证据。[34]

  

   由此道来,这些左证,都比较勉强,全不足为证。

  

三 笔者对晚清民众识字率达20%的史料和观点仅提出质疑


   涉及中国传统社会识字率的文章并不多,专题的研究更少,笔者仅见的一篇专论是包伟民的《中国九到十三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包氏论文开门见山:“想要探讨传统社会的识字率,不免碰上两大困难。其一是资料问题,在近代教育制度兴起之前,一般不存在关于社会识字率的概念,因而也不会有直接的统计数据。……其二是定义问题,一个人应该识多少字才算‘识字’,很难决定”。故作者直言:“我们最终恐怕不可能就当时识字率的具体数据得出结论,而只能描述一种变化的趋势”[35] 。事实上,即使到了1950年代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由于“‘受教育状况’没有列入调查项目”,当今的专业人士对“当时的文盲人口情况”,也“无从得知”。[36]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识字率之课题,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相对而言,稍涉及到传统社会识字率的史料,就多一些。如19—20世纪之交,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美国传教士郭斐蔚都认为,中国男女识字者,“十仅一二”。[37]再如,章开沅等认为,清末“摘除了‘文盲’帽子的中国人不会超过4000万人。以当时人口为4亿计算,识字者不到总人口的10%”。[38]田正平的估计是,清代总人口的识字率为13%左右,并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39]

  

   尽管罗斯基的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史料和观点,并无左证,且更多的可能是反证,且笔者尤其倾向于晚清,中国民众识字人为四千万人,或13%的论断,因为这些数字已是200万童生 [40]的20-26倍,可能比较符合实际。然而,这里也缺少统计的依据。则科举终结前比较正确的识字率,在“经由统计的方法得到”,或者说“产生突破认识”,[41]并在学术界形成共识前,我们也不能轻率地下结论:20%的史料和观点一定不能成立。基于学术往往是在争鸣中升华的特征,本文最后想强调的是,罗斯基的史料和观点,无左证实为孤证,不足为证,我们有理由对此提出质疑。那么,试图以罗斯基的科举终结前,我国民众识字率达20%的史料和观点,当作否定“废科举”的重要理由的作者,应谨慎引用这一史料和观点。

  

   2019-09-09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详见何怀宏:《一九0五年废除科举的社会涵义》,《东方》1996年第5期;李志铭:《科举制度之废除及其后果——兼析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郑若玲:《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候艳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

   [2] 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5页。按:该资料由台湾成功大学侯美珍教授提供,谨致谢忱。

   [3] 笔者2015年9月26日,从中国知网上输入“清代20%识字率”(社会科学Ⅱ辑、全文) 检索“文献”,就搜到184条结果,但限于精力,笔者无力一一去下载、查阅。

   [4] 详见(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83页;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湾中央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按:笔者所见为张朋园:《湖南(1860-1916)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74页。

   [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5—157页。

   [6] 但坦率地说,由于没有通读过罗著(指期盼中的罗著中文本),在这段引文中,笔者也分不清,究竟那些史料和观点是罗斯基的。

   [7] 何怀宏:《一九0五年废除科举的社会涵义》,《东方文化》1996年第5期。

   [8] 郑若玲:《废科举的教育影响》,《复旦教育论坛》2005年第2期;郑若玲:《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9]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8,427页。

   [10] 李志铭:《科举制度之废除及其后果——兼析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11] 侯艳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侯艳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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