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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

——也谈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9-09-12 17:27:35
作者: 沈登苗  
即使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所在地——省会城市的教育资源、教学成效,相对于其所辖的府、州、县也不一定占绝对的优势;相当区域内的童生与生员大多站在相近的起跑线上,不会因学生所在地的行政级别的高低,对他们的上升产生太大的影响。又由于在科举似乎可以包揽一切学问的年代,学校传授的知识极为单一,作为个体的学生只要备有经典的儒学文本,熟悉封建伦理,学业几乎不受教学设施与地点的制约,除了赶考,一个儒生长期呆在丛山蛮野,闭门苦读,直奔“天子堂”也不是神话。事实表明,在科考之路上能走多远,除了天赋与自强,不取决于你是否居住在城市还是乡下,而是谁有闲舞文弄墨,谁有财力请得起名师。而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富有的地主大多散居在广袤的农村腹地,有“闲时”、有“闲钱”——能够接受优质初等教育的绝对人数,乡村反而多于城市。以至于今人也常常美谈,传统社会教育的重心在农村。

  

   这就不难理解,固然全国各地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始终不能避免,但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中世纪,多数时期人才的空间分布相对于近、现代有两个特征:其一,人才主产地不一定在地方的最高行政中心,人才造就并不依赖于大城市。如明代全国人才最多的16个城市,仅有1个是省城。[11] 再如,明代重要的地域学派,没有一个产生在省城;明代及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湛若水、王阳明、李贽、张居正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也没有一个来自大城市。其二,各府、州、县内精英孕育与流动不横亘城乡壁垒,未在城市生息,甚至穷乡僻壤的读书郎也可出人头地;草庐山泽不时崛起簪缨世家。如明代浙江余姚的孙氏家族及谢氏家族,都是科举起家的名门望族,但他们的发迹无一始于城市。我想,所谓的传统社会中国的文化、教育城乡一体化,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否主要也应该从以上两个景观去体验、描述?

  

   传统社会这种教育基准在统县、人才重心在农村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清初。所以,如果说由此上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教育城乡一体化,本人并不反对;“家世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远比居住地更为重要的作用”,[12] 笔者也首肯。

  

   清代小农经济的模式不曾改变,生产率仍很低,科学文化知识也没有多大增量,官学的结构、布局亦都承明制。所不同的是,随着人口的迅速膨胀,读书应举者的激增,除了考课,仅有1500名真正的专职教师的满清官学,根本无力履行正常的教学职能了。则取代官学,为朝廷培养官吏、为士人实现金榜题名梦想之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书院的肩上。[13]与此同时,我国教育体制的重建与改革的载体、重要的教学活动也都非书院莫属了。

  

   中国的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与科举制度相始终。但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18世纪末前,书院直接培养的优秀人才并不多,硕学辈出的杏坛更少。就以天下书院之首的岳麓来讲,清中叶之前,除了王夫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量级地位的岳麓弟子还有几个?书院难以成为学者的摇篮,名师也不一定能出高徒,与以下因素不无关系。首先,书院的级别不高,招生面狭窄。也许与地方官学结构相呼应,唐宋元时期都不曾有省级书院,明初省级书院开始萌芽。然直至清初,省级书院既少,又断断续续,较多、较高水平的省级书院还未面世,[14]省会城市教育资源的优势还没有形成,对我国的教育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其次,书院的建制太小,不能形成教育的规模效应。如南宋的明道书院作为官立的府级书院,在当时看来规模甚大。但该书院正式的编制,不会超过36人。[15]再次,书院坐落偏僻。早期书院选址 “信奉一种‘山林隐逸’的反城市理想”,[16]大都热衷建在山林寂静之处。在交通不便、生活枯燥、远离尘世的“桃花源”,也许是名士隐居、修炼的理想场所,但绝不是青年学子批量成材的圣地。

  

   为兴贤育才,寓控制于支持,清雍正十一年,诏令各总督、巡抚“各赐帑金一千两”,于其驻节之地建立省会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17]弘历继承了乃父的政策,并进一步明确了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性质,揭示了“广学校所不及” 的作用,表白省会书院以“古侯国之学”的身份,列入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中,填实了长期以来在京师与地方基层学校之间的一个真空。从此,府州县学在国子监当中有了“递升之法”。[18]这就是说,省级书院虽不是官学,且已胜于地方官学;虽无省级官学之名,且已行地方最高学府权力之实了。

  

   清代省级书院若从教学上讲具有三大优势。其一是在全省范围内挑选诸生,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聘请山长,保证了师生的高质量;其二是招生数量多,形成规模效应;其三是基本上建在省城,不在省城的也设在学政驻地的交通要冲,大大方便了招生与教学活动。[19]质言之,清代省级书院一举打开了前述制约书院人才辈出的三个瓶颈。

  

   在官本位的中国,制度层面的建设或嬗变总是自上而下的。既然省级书院建在省城之中或郊区,那么各府郡、州县的书院也群起仿效,欣起了比明代中叶更为壮阔的书院城市化浪潮,学校招生也尽力覆盖各自所管的学区。清代中后期,在全国增添的、影响更著的新生代省级书院,也多设在通衢。

  

   随着各级书院等级的确立与招生的层层筛选,书院的梯级(省→道→府→州→县及镇乡)效应逐渐形成,城市的优势开始凸现,长期以来作为教育重心的州县与乡镇,其高材生源源不断地流向较大的城市,县及以下的书院的生源发生质变;大多数仅接受私塾教育的学生去与受过书院,尤其是县级以上书院教育的学生竞争益发吃力。事实上,当时已初步形成类似今天“县一中”之模式,邑内较高级别的义学、社学或较小书院就读的佼佼者,“最后进入县级的首要书院” 。[20]县级书院的优胜者,又被输送到府、省级书院。若干地区的省级书院,为了完成不同目标的教学任务,在生徒招考时又做了分工。如湖南的岳麓书院单招生员,而城南书院则(曾)专课童生,其课试优秀者可以送入岳麓进一步深造。[21]到了晚清,又出现了招揽举人,并反复模拟会试、殿试,目标直指“天子堂”,进行专门化、格式化训练的省级书院,如福州的正谊书院。[22]如是等级森严,又上下关联的乡学遴选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同样道理,原在农村授业的塾师,也纷纷到城里设帐授徒;较高水平的,进入书院或官宦人家执教。虽然许多省份的书院在数量上可能还是农村多于城市,可较高级别、水准的,或者说多层行政区的“首要书院证明是绝大部分都在城里”了。[23]王建军等的研究也证明了清代广州书院的城市化。[24]不仅书院如此,而且“京城、省城等行政中心及其近郊往往是学塾最为集中的地方”,[25]即私塾的城/乡教育也产生了距离。至此,学生的成材与学校的身份、行政治所的级别、居住地离城的远近关系紧密起来,城乡教育渐呈分离之势。这样,清中下叶,以普建省级书院为标志的书院,逐渐替代官学而成为国家养士的主要场所的过程,也成了千年间城乡一体化的文化、教育体系趋于瓦解的杠杆与见证。而这一切,与西学徐徐东渐、欧风美雨拍岸而来无关,更与废科举兴新学八竿子打不着。

  

   此外,在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近代学校,也都建在都市或新兴口岸地区。如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上海广方言馆、湖北师范学堂、江南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皆在繁华之都。戊戌变法前后创办的新式书院,如广东的长兴草堂、湖南的时务学堂也都在中心城市。还有,教会学校进入中国时,虽然走的是初级(教学)、下层(招生对象)之路,但学区的选择也是以城市为起点和中心的,如1844-1904年,47所有影响的教会学校几乎都设在城市或通商港口。[26]

  

   要之,假设把府、州、县级的官学与书院称为中等学堂,把省级书院称为高等学堂,把洋务活动时期的专门学校、戊戌变法前后的新式书院、及“通商”以来开创的教会学校等,统称为新式学堂,那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陪伴科举走完全程时,我国的中高等学堂和新式学校基本上都在城市了,教育的天平已一边倒向城市!怎能说还城乡一体化或城乡差距很小呢?

  

   在此,我们有必要厘正若干似是而非又被学界广为接受的论据、论点。应星在分析了近代新式学堂的结构布局后提出:废科举后,“学堂教育中,整个资产重点都投在中学堂以上的高级教育上,中学堂以下的初级教育尽管对象较多,却因学堂散布,资产紧缺而多处于发展无力状态……京师大学堂、高等学堂、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全部集中在京城、省城或其它重要的城市,中学堂基本上都设在各府、厅、直隶州的所在地,连小学堂也多设在州县所在地,这即是说,学堂如此布局基本上将农村排剂出去了……而在学堂体系内部,由于对高级学堂的倾斜,结果又确立起大城市对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对小县城的文化支配” 。[27]这一连串推理似乎都可看作不明就里。治中国近代教育史者熟知,上述大、中、小学堂及其前身的书院与官学,在科试走到尽头前,本身基本上都在城市。若因此认为“学堂如此布局基本上将农村排剂出去了”的话,那么,废科举前的教育体制中早已“基本上将农村排剂出去了”;兴新学后自上而下的“文化支配”体系存在虽是事实,但至少在停废科举的前半个世纪,教育投资的财力、物力、智力已经向大中城市倾斜,其后果不该有“废科举”来承担。同样道理,八股时代“国家教育财政经费所支持的教育是精英教育” ,“基础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实际上由私人延师设塾”承担的,是“政府缺位”的初等教育。[28]因此,把兴新学后初级教育“资产紧缺”的板子打在废科举上,亦是不公正的。令人费解的是,应星先生这系列的典型的 “单边论证”、没有前提的推理、有悖常识的论断,却被业内人士奉为圭臬,在相关著述中屡引迭征。

  

三  废科举前文化精英的产生与发展已离不开城市


   (一)  进士向省城集结

  

   反映科举时代区域人文的角逐,莫过于进士的分布。我们无力还原进士城乡的固有生态,但可以从清代前、中、后各期,进士分布逐步向省治所在地麋集的趋势中,窥见大城市及其省级书院的教育优势。

  

   由唐宋至元明,县域进士的多寡并不取决于其所在地的行政级别的高低,全国进士最多的县也不一定在地方最高治所。如明代进士最多的5个县,没有一个是省治附郭县;进士最多的20个县,省治附郭县仅占3个,府治附郭县8个,其余9个则为一般的属县。受朝廷用人方略及文教政策的支配,清代进士的分布呈两大趋势:一是省际的人数越来越均衡;二是各省内部进士越往后越向省治、府治集中。倒过来说,形如施坚雅的帝国晚期地区城市体系模式:核心-边缘结构,[29]即多数行省进士人数大致呈首府→接近首府的府→边缘府,逐渐减少;府内则由首县→靠近首县的县→边缘县,依次递减。如果有史料支持的话,县以下应该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结构。于是,清代殿试捷足的县也基本上被省治及其附近的县,或与省府相连的府的首县所瓜分。如清代进士最多的6个县,全部是省治附郭县;在进士最多的20个县中,省治附郭县14个,府治附郭县5个(其中4个府与首府为邻),余下的1个一般属县,也与省治相连。这与明代形成了显著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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