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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鑫鑫:重审中国现代诗创作中的“双语现象”

更新时间:2019-09-11 23:47:24
作者: 贾鑫鑫  
作为“流浪汉”的王独清,去“café”不仅为了这种文化的记忆,而且“身上添了/中酒的/疲乏”。留学生涯的漂泊无依、大街上的凄清、“黄昏”和“细雨”以及咖啡馆里弥漫的那股阴柔、慵懒的气氛使文人愈发地感受到自我的幻想与社会现实的隔绝,愈发加深了这种“要失了故国的/浪人底哀愁……”

   王独清曾在诗歌《长安》中这样描写巴黎:“在巴黎,那才真真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的末期/美酒,女人,一切,一切,都使人沉迷”,但这些都不足以抵消漂泊游子们的孤寂和思乡之情,这体现在前文提到的诗中,也体现在他《归不得—— 一个漂泊人底Nostalgia》一诗里⑥。从1915年到1925年,王独清先后在上海、日本、法国等多地辗转求学,研究艺术和哲学,直到1925年底才回国。这十年的动荡生活,诗人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创作唯美、象征派式的诗歌。一个“café”既引出了醉酒人在异国他乡那种颓废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让这首诗有了某种“异国情调”。王佐良将这首诗视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的开始,是很有历史眼光的。的确,王独清这种“有意”的安排成为一个刺目的“现代性”语言标记。

   同样留学法国并深受波德莱尔等法国象征派“颓废之美”影响的李金发,对语言的选择更加“刻意”,文白交杂、双语并存构成了他的诗歌面貌,其诗歌语言也更富有异质感和异国情调。外文词汇特别是法语词汇在他的诗歌中比比皆是。比如《柏林之傍晚》中的“Tristesse”(悲伤、忧郁)、《回音》中的“Maudit”(可恶的,被诅咒的)、《清晨》中的“regret”(懊悔)、《秋兴》中的“douleurs”(忧伤)等,似乎用这些晦暗的法文词语,他诗歌中的痛苦、哀伤的基调才得以展现。李金发的诗大多写于巴黎,面对充满罪恶又布满诱惑的“枯瘦的巴黎”,诗人的孤独、凄怆和绝望一览无余:“Seine河之水,奔腾在门下/泛着无数人尸与牲畜”[16],而城中的诗人踯躅于斜阳之后,“宁蜷伏在Notre Dame之钟声处/‘Comme un Blessé qu’on oublie’’⑦[17]。这种对现代都市情绪化的描写,深深契合了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艺术精神,并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新诗带来了浓重、奇崛的异彩。这种有意运用外语词汇和带有异国特征的意象,通过不同寻常的艺术想象组合起来的创作方法,不仅打破了当时新诗语言的平淡,也扩展了既有的审美方式,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这种“有意而为之”的写作行为,和一些不得不运用外语词汇的诗人很不一样,无论在诗思运作还是语言文体上,他都成为走得最远、最为极端的一个。李金发的诗歌已经不只是像早期新诗作者在中文里掺杂外文或者使用西洋文学典故那么简单,而是有意在诗歌中彻头彻尾地“欧化”,虽然他的许多作品在今天读来有一种“夹生”之感。

   随着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王独清、李金发等诗人的垦荒和践行,中国新诗语言渐渐摆脱了初期的幼稚和单调,诗歌语言不断丰富,表达方式更加多样,迎来了更为开阔和成熟的发展阶段。到了1940年代,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进入一个“全盛期”,尤其是艾略特、奥登为代表的英语现代主义诗人对中国1940年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同时,新诗语言随着“现代汉语”一起走向成熟,“双语现象”式微,即使像穆旦这样的“执意走一条陌生化的语言道路”[18]的诗人,也只是直接把外文抒情词“O”(“啊”或“哦”)放在了诗歌中,其他的外文词汇却很少或不再在诗中出现。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深入考察穆旦这样的诗人的创作,他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在从事“双语写作”,这即是说“另一种语言”或“翻译”仍在他的创作中一直起作用:他把来自西方现代主义的很多东西都翻译成了穆旦式的汉语。由此可知,中国新诗从五四时期至1940年代为“双语现象”的主要时期,它伴随着中国新诗语言的草创和走向成熟。这种写作现象拓展了新诗语言的发展空间和表现形式,虽然也伴随着种种有待反省的问题,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必要性。

  

   三、对“双语现象”的反思及当代启示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提出过“杂交文化”[19]这个概念。而中国新诗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和翻译和文化“杂交”相伴随的语言。如果说僵化封闭的语言是“逼迫”诗人们向外取材的原因,那么对国外语言文化的熟习和潜在翻译的内化则刺激了“双语现象”的生发。二十世纪初留过学的诗人,比如像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穆木天、戴望舒、闻一多、王独清、冯至;以及像卞之琳等虽未出国留学但却是“外语出身”(指他们所学为英语专业)的诗人,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外语能力,在写作中自然也会隐现着一种外语的参照。这些深刻认识到自身语言文化匮乏性的诗人,一方面进行诗歌的翻译实践,如胡适翻译白朗宁和爱默生,郭沫若翻译雪莱、惠特曼和“鲁拜集”,李金发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徐志摩翻译拜伦和哈代,戴望舒翻译波德莱尔、洛尔迦等;一方面在诗歌创作时也很容易引入外来语言资源,并以此刺激新诗语言的发展。他们的创作和翻译,他们在语言上的实验和革新,使得来自西方的“另类”语言和表达方式渐渐为本土所接受。这种带有“翻译体”⑧[20]痕迹的语言虽具有异国语言的某些特征,但又融入了汉语中,重获了自己的语言生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扩展和丰富了新诗语言的版图。

   就像新诗初期的文化交流带来的语言变革一样,进入1980年代后,仍然有一些因留学或者其他原因远走他乡的诗人,在进行着语言文化边界的重新测定和探索。像张枣、哈金、李笠、田原等这些具有中国生长经历的诗人,先后赴德国、美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学习深造并长期定居。远离母语长久生活在异国他乡,使他们能更透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体验西方经验,从而在跨文化中寻求一种独到的眼界,形成一种新的经验传达方式。他们的创作经验表明:外语可以激发一个人对于母语的敏感度,赋予诗人更广阔的语言文化视野,从而将诗人从母语的局限和封闭性中挣脱出来,在双语映照中发现母语的不足和优良之处,使母语获得新的语言容量和语言能量,这被诗人田原称为“用语言的杠杆撬动母语”[21]。

   当然,一种语言在萃取两种语言中富有表现力的词语或者文化因子后,能否生成结合后的“宁馨儿”,则需要我们全面、历史地评价。比如诗歌创作过程中汉英、汉法等词汇或短语的混杂和镶嵌,虽然拓展了新诗语言的发展空间,赋予了新诗语言更加丰富的词汇选择和更加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但是,部分音译词或者直接的外文词语加入到中文诗中,有时也造成上下文的语境不协调,或造成一种“食洋不化”的结果,对读者的接受理解也造成很大困难。而且也不排除有些诗作者在引用外来语时,有卖弄、炫耀、刻意求新求异的痕迹。因此余光中先生的评价是很负面的,在其《论中文之西化》中,他就这样指出:“郭沫若的诗中,时而symphony,时而pioneer,时而gasoline,今日看来,显得十分幼稚。”[22]

   而持一种历史的眼光、着眼于语言的探索和发展,就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就会承认大多数的“双语”交杂现象是出自新诗写作的内在需求,是诗人在本土语言表达缺失匮乏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写作打开的另一条道路。王家新在《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中就这样评价郭沫若的早年诗歌《笔立山头展望》:“的确,该诗中直接出现了两个扎眼的外文词‘Symphony’(交响乐)及‘Cupid’(即丘比特,古罗马神话中手持弓箭的小爱神)。但我想这都不是在故意卖弄,而是出于语言上的必要。”这种必要不仅在于“当时还没有出现相应的汉语词汇”,更在于“诗人有意要把一种陌生的、异质的语言纳入诗中,以追求一种更强烈的、双语映照的效果。”[18]唯此才能引入“新观念、新结构、新词汇、新隐喻”,拓展新诗语言的发展空间。

   欧阳江河曾在诗歌《汉英之间》中这样描摹当代汉语与英语的关系:“英语已经轻松自如,卷起在中国的一角。/它使我们习惯了缩写和外交辞令,/还有西餐,刀叉,阿司匹林。……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23]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汉语世界里英语的“入侵”,同时也感受到了二者的紧张关系。其实,对一个获得了更广阔的多重语言文化视野的诗人而言,这一切又事出必然。本雅明在《译作者的任务》中提出“语言互补性”的重要概念,他反复强调:在翻译过程中,每一种语言虽然其整体的意指同一,但是这种意指并不是任何语言单独能够实现的,只有这些语言在表意中相互补足才能臻于和谐。他认为翻译正是服务于这种“语言的互补性”[24]。而这同样适用于我们考察现代新诗写作的“双语现象”。叶公超在《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答梁实秋论翻译的一封信》中也曾说过:“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没有任何一种能单独的代表整个人类的思想的。任一种文字比之它种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这是很显明的。从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译到中文都可以使我们感觉中文的贫乏,同时从中文译到任何西洋文字又何尝不使译者感觉到西洋文字之不如中国文字呢?就是西洋文字彼此之间只怕也有同病相怜之感吧!”[25]

   其实,“双语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新诗史上,从一种更宽阔的视野来看,西方诗歌史上也大量存在着这种双语交错杂置的现象,例如,庞德的《诗章》中就夹杂着大量的汉字和其他非英语的词汇。王家新在《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荒原〉的写作及其在中国的反响》一文中也指出“《荒原》中的引文还超出了西方文学和文化的范围”:《荒原》十分阴郁,只是在诗的最后一章“雷霆的话”里,有一点希望的迹象,而雷霆却说着一般西方读者所不懂的梵文:“datta”“dayadhavam”“damyata”。全诗以这三个梵文词结束,它引自佛教典籍《吠陀经》,意思是“舍予,慈悲,克制”。在王家新看来,艾略特“让结尾时的隆隆雷声说着充满奥义的‘外语’即梵文真是再恰当不过。这充分体现了艾略特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反讽性认识,或许还透出了以另一种文化参照来反观西方文明危机的意图”[26]。由此可见,“双语现象”不仅构成了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现象,也体现了现代诗歌某种内蕴的性质。

在当今各种语言文化和思想交融碰撞的今天,认识“双语现象”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它会引起我们对语言本身、写作本身的重新思考,也会促使诗人们进一步打开语言的边界,走向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因此,当今的诗人仍应着眼于语言的探索和发展并进行相应的实践。当然,虽然在今天,“双语”交杂创作不像中国新诗草创期那样大量出现,但还仍有不少诗人在努力地以此来创造诗的可能。比如,王家新在国外期间写下的长诗《回答》中的这一段:“她是如此美丽,不是漂亮,而是美,/同样,不是聪明,而是intelligent。”[27]一个“intelligent”(聪慧的,理解力强的,智性的)让我们对诗中的“她”有了别样的更确切也更丰富的感受,换成“聪明”之类就不行。张枣的诗歌中也有英文、德文、俄文的加入,特别是《德国士兵雪曼斯基的死刑》这首诗,诗人用俄语和德语的词语和短句来连缀全篇:“三个月我没说一句话/对长官也从不说jawohl(德语,是的)”“我答到,Ich liebe Dich(德语,我爱你),卡佳!”“我写道:Bitte,bitte,Gnade!(德语,请,宽恕)”“Lebewohl!(德语,再见!)、卡佳,蜜拉娅!(俄语音译,心爱的)”。[28]整个诗歌中恰切地穿插德语和俄语,不仅营造了一位德国士兵在俄国的故事氛围,而且完整推动了士兵与俄国姑娘相识、相恋直到行刑的叙事进程。而在台湾诗坛,“双语”交杂的创作现象更为突出。比如纪弦诗中的女神形象:“把希腊女神Aphrodite塞进一具杀牛机器里去……”(《阿富罗底之死》);詹冰诗中的化学元素:“于是,/早晨的Poesie,/好像的气泡,/向着云的世界上升”(《液体的早晨》);痖弦的诗:“于妹妹的来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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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江汉学术》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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