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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霞 魏建:郭沫若《重到晋祠》考辨

更新时间:2019-09-11 23:44:50
作者: 杨玉霞   魏建  
在《大寨行》(组诗)十八首里,它也是特别的一首。在此以《在太原参观大寨展览》为例:

   大寨人人是愚公,

   神州争效此雄风。

   百年基业防涝旱,

   千米山头待柏松。

   勤奋力将全国学,

   虚心赢得普天同。

   为防自满寻差距,

   绝不因循步自封。

   整首诗表现了郭沫若对毛泽东于1964年提出的“新三面红旗”的紧紧追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为全国各界树立楷模”,几近口号标语,满溢政治宣传色彩。其他十六首莫不如此:“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来别有天”(《访杏花村》)借杏花酒歌咏新政权;“大寨精神卷巨澜,戡天战地万锄酣”(《访运城》)、“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颂大寨》)、“赶挟泰山超北海,提高产量过长江”(《访贾家庄》)、“凶岁犹能夺高产,请看人力胜骄阳”(《访原王庄》)、“大寨杨谈随处是,战天斗地力无量”(《访界村》),歌颂大寨精神、宣传大寨成果;“武装思想凭毛选,强化根基学技科”(《访大原乳牛场》)、“一片农村锦绣图,毛诗毛选是犁锄”(《访西元》),赞颂毛主席精神,至于《留别社教队同志》则通篇充满“反美反修根本策,活学活用精神粮”这样的口号了。而相形之下,《重到晋祠》则语句凝练形象、情感自然充盈,位居组诗之首而尤显别致。

  

   四、《重到晋祠》不应被忽略

  

   《沫若诗词选》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郭沫若参与编选并亲自校阅的一部诗词选集,1977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6)。《沫若诗词选》在《大寨行》(组诗)中选了原十八首中的九首,并在前面加了一个小序:“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往山西参观农村社教工作。归途于十二月七日,参观大寨。先后成诗十六首,辑为《大寨行》。”(17)按理说郭沫若即便当时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且沉疴在体,也不会忘记当年元旦以手迹套红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大寨行》,但此处的“成诗十六首”或许只能理解为郭沫若对于具体数目上的一个记忆误差。而选诗时郭沫若未必就是特意摒弃了《重到晋祠》,因为只选入了九首,和《重到晋祠》一起未被选入的其实还有八首。我们也不能说,郭沫若是因为康生地位的巨大变化而未选入此诗的。事实上,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向康生致敬,同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墨迹》依旧沿用康生当年的题签。1977年9月3日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王富长首次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但胡耀邦非常慎重,提出将材料整理上报;1977年12月8日,中央党校16楼走廊贴出的两份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实质上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同一路线(18)。直到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东北组发言中,在提出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解决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的冤案问题后,专门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19)陈云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来后,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由此,中央决定,审查已经死去的康生的问题。而《沫若诗词选》已于1977年9月出版。因此,认为“1977年政治形势已经大逆转,康生不但早已死去,也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将,郭沫若尽管依旧官居高位,但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能不删去该诗。”(20)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

   《大寨行》(组诗)为十七首的错误认识形成于《郭沫若全集》。1984年出版《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第五卷)中,除了收录《沫若诗词选》九首之外,又以附录的形式,将《大寨行》中未收入《沫若诗词选》的八首诗附录,而有意排除了《重到晋祠》,如此,则造成了《大寨行》(组诗)为十七首的错误认识。

   前文已提到《重到晋祠》被排除的原因,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诗篇首句中对于康生题字的赞美之辞。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京病逝。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将康生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因康生已死,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21)。据曾参与新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诗歌部分的编选注释工作的丁茂远介绍: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曾“不得不多次向有关部门领导与专家征求意见,确定那些肯定与歌颂‘文化大革命’的诗词是否入集,最后各方较为一致的意见仍是以回避为宜。基于这一原因,《沫若诗词选》中不少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诗词没有编入‘全集’”。(22)康生既已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自然郭沫若诗歌中赞颂康生的诗篇就要回避。这似乎也可以说得通。其实,作为全集,理应把郭沫若的所有著作尽可能完全地搜集起来,但《重到晋祠》这么明显的存在却被《全集》有意忽略,着实不该。

   2014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中,丁茂远将《重到晋祠》作为佚诗收入,却又在注释上将康公释为康有为,后作者《为自著正误》中纠正了这一错误,但关于此诗又有如下问题:郭沫若校对的《沫若诗词选》只收《大寨行》(组诗)其中九首,并非由于“郭沫若在编《沫若诗词选》时,出于小心谨慎,已将此诗删掉。”(23)而对于组诗总序以及篇数为“十六”还是“十七”的疑问更是混淆了《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第五卷)的关系,正误之时,又出谬误。有意思的是,至于“思想与艺术均属上乘之作”的《重到晋祠》为何被弃而不收,曾经是全集编者的作者竟然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读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方解开疑团:“问题出在诗的第一句”。

   笔者以为,《重到晋祠》未能进入《沫若诗词选》,可能恰恰在于在这十八首中,这首诗最像“诗”,诗的意味最浓,情感更丰沛,更接近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当时真实的郭沫若。自1963年起,有着敏锐的政治触觉的郭沫若就已经意识到了向自己袭来的危险。文艺界被指责“跌到修正主义边缘”,他作为全国文联主席深感压力巨大。他的四子郭民英于1964年因带盘式录音机到音乐学院而引起轩然大波,并于1965年春夏自中央音乐学院退学。次子郭世英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因参与“X诗社”事发被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1964年田汉的《谢瑶环》被康生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更使与田汉一直交好的他忧心忡忡。一方面,郭沫若放弃了历史剧的写作,不参加学术讨论;而另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国务活动,作应景诗词,发表了十几篇推介毛泽东诗词的文章,拜访了革命红都瑞金、革命圣地井冈山、韶山、延安等处并写下了一系列政治颂歌。在《沫若诗词选》收录的这些1963年以来的新作中,《大寨行》(组诗)就是其中之一。按照文学与诗歌本体的眼光来打量的话,《沫若诗词选》“缺乏艺术性,浅薄得让人难以产生阅读欲望,更谈不上有什么诗情画意了”,“绝大部分是政治口号的堆砌和图解,在形式上表现为顺口溜”(24)。但这正是其时代的“文学”选择标准之下产生的结果。而《重到晋祠》中不仅有年华老去的淡淡伤感,还有难赋新诗的深深窘迫,有亲近自然的渴望,也有对晋水枯寒、松柏失翠的失望,虽然尾句“顿憎旱魃费鞭笞”给予全诗一个响亮结尾,但整首诗却情致曲折似有深意,用语朴雅有古意,然而这些却是其时为文作诗所应力避的。《沫若诗词选》未将其选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重到晋祠》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郭沫若在1965年参观晋祠的活动正是其与中国科学院部分老科学家作为第二批知识分子参与社教运动活动的一部分(25)。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让知识分子们“了解目前农村形势和阶级斗争情况,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意义,并借以接触贫下中农增加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促进思想革命”(26),即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回京后,科学家们要提交参观总结,表达思想认识和决心态度。即便不是诗人的科学家,如竺可桢副院长,也在参观时写了一首七律《颂大寨》,回京后修改定稿:

   愚公虽有移山志,成事还须待子孙。

   咬牙酣战狠窝掌,赤手填平虎首墩。

   大寨沟梁尽石砾,十年辛苦变田园。

   不怕天时有水旱,只凭人力转乾坤。

   那么理所应当,作为院长的郭沫若则是,也必须是一路走来、带头表态的榜样。《大寨行》(组诗十八首)几乎每首都充满政治口号,表达改造决心,也就成为理之当然。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到晋祠》显得更加可贵和别致,也就更加值得我们去阅读品味和探讨思索。

   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后期的郭沫若更是如此。但如何认真地看待这个“复杂”的郭沫若?目前学界多是以“政治性”眼光打量后期郭沫若及其创作,这自然有一定道理:郭沫若后期与当时的政治风云之间的界限难以剥离,不论是他的政治身份还是社会角色都佐证了这一点,然而,我们不能否认郭沫若的文化身份也是复杂的,他的后期诗歌写作同样不能被简单粗暴地一概视为其“政治性”的呈现,这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回归全面、翔实、准确的文本、文献史料,据此进行冷静、细致、缜密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出客观、公正、理性的评价。

   关于郭沫若晚年诗歌创作,魏建认为:“如何解说郭沫若建国以后的诗创作。对此,十五年来的研究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方式。”(27)我认为,这里的“回避”是指向两个层面:一,缺乏全面、系统的郭沫若后期诗歌原始文献整理的基础;二,缺乏“知人论世”的足够耐心与诚意的前提——在这样两个层面上进行的研究,就难免得出不够缜密甚至错误的结论。而就在这样的一种现状中,我们还在忽略已经显豁存在的《重到晋祠》这样的文本。

   《沫若诗词选》编选之时,郭沫若未将《重到晋祠》等九首选入——毕竟这是选集;而《郭沫若全集》在编选之际,再次因为“康公左手书奇字”而独将《重到晋祠》遗漏,则不应以为是。作为其时郭沫若难得的性情之作,作为全面读解郭沫若的重要文本,《重到晋祠》不应被忽略。

   ①丁茂远编著:《〈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322页。

   ②冯锡刚:《“康公左手书奇字”——郭沫若与康生》,《同舟共进》,2015年第10期。

   ③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382页。

   ④逯艳:《关于晚年郭沫若佚作中“大寨”的几点看法》,《淄博师专学报》,2010年第1期。

   ⑤贾振勇:《郭沫若研究十六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301页。

   ⑥成都市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及研究资料》(第一册),成都市图书馆编印,1979年版,第14页。

   ⑦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⑧夏鼐:《夏鼐日记》(卷七,1964-197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⑨逯艳:《关于晚年郭沫若佚作中“大寨”的几点看法》,《淄博师专学报》,2010年第1期。

⑩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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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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