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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 张悦:从史料到史料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瓶颈与突破

更新时间:2019-09-11 23:40:53
作者: 刘勇   张悦  
这一代学者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藏书、或者亲自搜集查阅各种初版本的原始资料,扎实地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今天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高峰和热潮时,发现更有启发的并不是那些煌煌综论,反而正是这些厚重的资料,这些资料已经培养了几代学者,后来几代学者都是依靠这些资料走上研究之路的,这些思潮、社团、流派、作家、论争等史料的爬梳、整理与考订,不仅是几十年来形成的重要成果,更是影响到了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文学史观与重要定论的方向。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学科和系统的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还相当滞后。千百年来的学术传统和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使我们更加急迫地感觉到,代代相传的史料意识和史料工作,不能在我们这里就停下来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更加艰难,属于新文学史料自己的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几代学者们打下的坚实基础,让今天我们拥有了大量的作家全集的辑佚与收集、作家年谱传记的编撰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编撰、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报纸的文学副刊的编目等资料,特别是近些年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扶持下,各类资料性数据库的建设也越来越多。但如果没有一个建构新文学“史料学”体系的意识,史料积累与研究便会失去一个方向,我们会很容易忽视以前的积淀,更看不清当下的盲点。怎样把今天已经拥有的资料建构为一个合理的新文学史料体系,怎样拥有新文学史料自身的理论体系、话语模式、评价标准,真正从“史料”走向“史料学”,是我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关于新文学史料学体系的建设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很多前辈学者都曾经倡导过,有的甚至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早在1985年马良春发表《关于建立现代史料学的建议》,提出“要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改变过去的自发的、零散的状态,使整个资料工作形成一个适应现代文学史研究需要的完整体系。”[6]朱金顺在他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中也提出新文学的史料考据“它并不等于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无论从内容到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必须明确的”[7]。1989年樊骏发表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指出:“逐步形成独立的史料学……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完整而成熟的学科所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标志着史料工作开始成为这门学科中有自己理论和体系的分支。”[8]2008年,谢泳发表论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从现代文学史料的概念、范围、类型、搜集和判断的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初步构想。

   从马良春1985年的“建议”到谢泳2008年的“构想”,到今天又过了十年的时间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如何从“构想”走向“成型”、甚至走向“成熟”,这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甚至是一个越来越艰难的事业。虽然这期间的史料研究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成果,如2014年金宏宇的《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2015年刘增人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和陈子善的《张爱玲从考》、2016年张梦阳的《鲁迅全传》等等,这些资料对带动史料学的建构走出困境都有着积极的影响,特别是2010年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2012年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等著作更是直接触及到了史料学应该如何建构的重要问题。但客观地讲,目前关于新文学史料学建构的成果仍然很少,而且相互之间并没有很好地构成一种对话,中国新文学史料学显然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体系。

  

   三、史料学建构的困境:理论与资料的难以兼容

  

   现代文学史料不仅数量多、来源广,类型更是庞杂,它的史料学建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需要倾注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心血。但我们可以试着在建构史料学的方向和背景下,去分析当下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以史带论之难。目前看来,史料学建构最薄弱的地方在于理论的匮乏。资料本身与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性,这似乎是史料研究难以理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学的史料研究不同于乾嘉学派的朴学,它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沉溺于浩瀚的资料,对史实的订正、对史料的钩沉最终是为了正确的立论,为了有一个客观的“史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但是怎么样真正地做到这一点是很有难度的。史料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它的理论性不仅体现于概念、范围等方面的界定,而且还体现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史料不仅是一种内容,更是一种方法,立足这一点才能避免史料完全沦为其他学科的附庸,从而获得自身的独立价值。也就是说,通过史料学的建构,“史料”不仅要支撑观点,而且史料本身就是观点!这既是理论也是方法。对于新文学史料来说,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方法体系,既融合保留了传统朴学关于版本考订、追源溯流的研究方法,又针对新文学特有的“现代”特质,充分展示了史料经过几千年流变后进入现代转型呈现的纷繁复杂的新形态。与此相关还想谈一点,就是“史料”要想带动“理论”,“史料”自身必须过硬,必须经过历史的筛选和考验。不是所有“史料”都是有价值的,这是我们研究史料的人特别应该注意的。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史料工作提出的“三步棋”走法:一、收集史料,求“全”;二、审查史料,求“真”;三、了解史料,求“逐”。这几步同样适用于新文学史料学的建设,为什么在求“真”之后还要求“逐”?有的已经被历史淘汰、过滤掉的史料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捞,这并不是文学研究新的出路。发现一个作家的佚文,这是很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是有限度的,也是有条件的。如果一篇佚文的发现不能改变一个作家的根本价值和定位,不能改变文学史上长期以来的定论,那么这一类史料挖掘的意义也就只在于多了一篇佚文而已。这其实和作家的全集怎么收录是一个意思,一个作家的全集要有多全?全集是否要一篇不漏才能算全集?全集的意义在于“全”还是有一定的评判标准?作家可能随意的一篇日记、书信、回忆录,这些材料的存在确实有其本身的意义,但如果不能在文学史建构中发挥作用,那么在我看来,多一篇还是少一篇意义并不大。

   其次,史料挖掘辨析之难。今天很多年轻学者苦于找不到学术论点,想要推陈出新,但是很多观点不是随意就能推翻的,前面多少年积累的史实和材料是不能够随意绕过的。对于学术创新,陈寅恪先生曾有这样一个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9]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的不一定是多么新颖的观点,多么出奇的思路,一定是拿材料本身来说话。然而对于新文学材料的获得与挖掘是很艰难的。史料研究有时很难说是一项纯粹的学术活动,它是由很多因素共同决定的,通俗地讲,就是很多资料不是想挖掘就能挖掘的,还需要有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行。现代文学由于战争炮火、政治纷争等诸多因素,一些史料可能已经被销毁,也有一些史料即便存在,也可能永远不能再见天日。材料的短缺和难以辨析,使得很多研究都难以推进。更加可惜的是,有些问题即便是已经挖掘出了史料,纠正了问题,也不容易被社会甚至是学界重视。比如,几乎所有文学史都认为曹禺《雷雨》首次的演出地点是在日本东京,但是早在1993年刘克蔚先生考证出《雷雨》的首演不是1935年4月在日本东京,而是1934年12月2日在浙江省上虞县的春晖中学。2008年刘家思再次深入地考证了这个问题,再次证明和认定了春晖中学首演《雷雨》的历史事实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时到今天,很多文学史中仍然将《雷雨》的首次演出地点写为东京。《雷雨》的演出史到今天也没有被重写。挖掘考证出的新史料不能入史,那史料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

   最后是史料学科化之难。马良春在《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曾经明确提出,“为了不断向史料工作者队伍中输送新生力量,使之后继有人,还应该做培养专门人才的工作”。因为“史料工作,如同工程建筑一样,应该注意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而质量的好坏,决定于史料工作者的水平”。然而现如今,我们看还有多少所大学的文学教学中有专门关于史料学的授课?在教学上对史料学的不重视,不仅会让现在的学生史料意识淡薄,而且也不利于史料学的学科化的推进。事实上,教学应用在学科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马良春之所以会把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放在很高的地位,认为“它的出版一定会对这门学科的建立起重要作用,它该是这门学科第一部理论著作,因此,我甚至视它是一块奠基石”[10],这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本书一开始就是朱金顺为了给北师大第一届硕士生讲授史料学课程所写的讲义,为了配合教学,分散的、琐碎的内容必须要体系化和理论化,而且还需要带有方法性的指导,而这些都是从史料研究到史料学建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如今这门课程早已经不在北师大的课程当中了,可谓一件憾事。

   在《新文学资料引论》中朱金顺这样说到:“一个新学派、新体系的建立,要经过一个探索、形成的过程,如同乾嘉学派的建立有个历史积累过程一样,新文学资料学体系的建立,也应当有一个相当的过程,这中间需要有一批志士,有一批埋头苦干的开拓者。”[11]如今上一辈的“志士”与“开拓者”如今大多都已经年迈,丁景唐、范伯群等多位老先生更是在2017年相继离世,我们越来越紧迫地感觉到,新文学史料学建设的事业已经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下一辈学者的身上。幸运的是,前辈们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怎样将这些基础进一步推进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更是一种使命的传承。

  

参考文献:

   [1]唐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文史哲》1982年第5期.

   [2]文载道:《忆若英》,文载道:《风土小记》,香港:太平书局,1944年,第211页.

   [3]朱金顺:《新文学考据杂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9期.

   [4]阿英:《夜航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第12页.

   [5]钱理群:《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6]马良春:《关于建立现代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7][11]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6、25页.

   [8]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9]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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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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