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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人口结构:东西文明中养老的核心问题

更新时间:2019-09-11 22:32:10
作者: 袁志刚  

  

养老保险体系是否可持续,实质在于人口结构


   人类的公共养老保险体系迄今已经有140多年历史,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是“Pay as you go”体系,在中国被译成现收现付制,即一个国家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收入,来自全体就业人口以其工资水平为基础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缴纳,缴纳系数为工资的一定比例。如我国当前为28%,这些收入被用来支付这个体系所承担的所有退休老人的退休金,退休金为老人们过去工资的一定比例,此为替代率,如70%、80%等。由于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账户难以平衡的问题。

  

   如果我们用Nt表示当前的就业人口,Nt-1表示退休人口,Wt表示就业人口的平均工资,Wt-1表示退休人口过去的平均工资,St表示养老金的缴纳比例,Rt表示退休人口退休金与其过去工资的比例,即替代率,那么养老保险账户的平衡问题就可以用下列公式简单表达:St*Wt*Nt=Rt*Wt-1*Nt-1。在这个公式中,退休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Nt-1/Nt最为关键。

  

   当一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时,老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较低,假定6个就业人口养一个老人,每人缴纳工资的15%,在现收现付制下,退休老人就可以领到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90%的养老金。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很多国家出现了4个就业人口养一个老人,甚至3个就业人口养一个老人,将来还可能面临2个就业人口养一个老人。全球养老保险账户将越来越难以平衡。

  

   当然,我们可以改变养老保险账户中的很多参数,以获得账户的平衡。比如推迟退休年龄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它既能够增加就业人口Nt,同时能够减少退休人口Nt-1(但会导致年轻人就业的困难)。又如提高就业人口的养老金缴纳比例St,但会大幅提高劳动成本,降低该国国际竞争力。再如降低退休人口养老金的替代率Rt,将现收现付制下的基本养老金逐步演变为只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但是,这样的养老金改革在政治上会有很大的阻力。

  

   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从经济学界到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专家,纷纷提出多支柱养老(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个人储蓄、企业年金等)的方案,以及将现收现付制转轨到个人积累和基金制的方案,以避免养老保险体系的崩毁。其实,即便我们能够做到将养老保险体系从目前大多数国家施行的现收现付制转变到个人基金制,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能否带来收益的关键,还在于人口结构问题。

  

   以这几年讨论较多的住房养老的问题为例。如果我们将个人储蓄用于购买第二套住房,把将来出租获得的租金作为养老金是否可行呢?其关键在于将来是否有年轻人口需要这套住房。在未来人口流入的地区,住房是一个很好的资产,但是在人口流出的地区,住房就变成“死”资产,并不能用来养老。同样,一个国家的个人积累的养老基金能否成功保值升值,既取决于资产投资是否成功,也取决于是否有年轻人口使用这个资产获得更高的产出。当然,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我们十分需要一个运行有效的金融体系,将老年人口的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或与高科技产业如人工智能相联系,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高额回报;或走向全球资产配置,与世界上年轻人口相结合,带来高投资回报。

  

   总之,老年人口的退休收入,不管是采用现收现付制下的社会养老安排,还是提高市场化的个人基金制的投资运作,其基本前提依然是年轻人口的增长和年轻人口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毫无疑问,人口问题是养老保险体系的关键问题。

  

时间银行的核心:对接“青老”与“老老”


   随着我国人口不断老龄化,以及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我们不能再笼统地将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人简单定义为老龄人口,而必须将老龄人口加以细分,重新定义为不同的阶段,因为不同的老龄阶段对应于不同的生活内容和需要照料的服务。

  

   进入老年后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为“青老年”,大概在60岁到70岁之间,也可以按照国外的退休年龄划分在65岁到75岁之间。进入老年后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中老年”,大概在70岁到80岁,也可以是75岁到85岁。进入老年后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老老年”,80岁到90岁,也可以是85岁到95岁。区分这三个概念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老年的第一阶段“青老年”是什么现象?他们是我国非常活跃的消费群体,而且是当前旅游的主力军,青老年个个都是“徐霞客”。青老年有时间、有精力,而且有点金钱的积累。这也从某个方面说明这批人退休实在有点早,特别是工人编制的女工在我国50岁就退休了。她们实际上是闲置的劳动力,也许因为白天精力富余,晚上她们大都在广场上跳舞,目的就是保持身体健康。长寿当然是人类美好的愿景,但对于养老体系的维持,我们一定要找到养老保险账户平衡的办法。一个人的工作年限不过是30年,如果50岁退休,则需要养老40年乃至50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养老保险账户能够维持这样的养老体系。

  

   老年的第二阶段为“中老年”,根据大数据我们可以获知,在此阶段中老年大规模出去旅游是很困难了,真正进入老年生活状态,但是他们大多数可以居家养老,最大的特征是生活能够自理。

  

   老年的第三阶段为“老老年”。老老年一般是人类生命的最后十余年。这一阶段的老年人口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包袱”,大多数需要有人照料,西方称为“Long-Term Care”。谁来照料这些老老年人口,谁来支付“Long-Term Care”?随着年轻人口的下降,劳动力价格将不断上升,伴之老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挑战。

  

   现在我们将青老年、中老年与老老年结合起来考虑,能获得怎样的启示呢?

  

   第一,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青老年其实应该继续工作,以减轻养老保险账户的压力。

  

   第二,青老年或者可以在家庭内部照料更老的父母(老老年),或者可以通过社区的“时间银行”,照料同一社区中的老老年,社区将青老年的照料工作记录下来,存在社区“时间银行”,日后当这些青老年成为老老年时,再从社区“时间银行”中提取他们需要的照料。据上海民政局的介绍,上海目前有20万青老年的志愿者与5万失能老人对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三,在家庭内部养育第三代,解放第二代子女的育儿负担,提高第二代的劳动生产率。

  

   因此,所谓的时间银行,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把青老年的活动和老老年照料结合起来,既带有志愿的行为,又带有将来获取一定回报的考虑。

  

中国曾经的传统:子女是最好的“金融产品”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家庭养老的时间最长。养老一旦采取家庭养老的制度安排,那么子女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一种“金融资产”。

  

   在以自给自足家庭小生产为主的社会里,我们假定每个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青壮年时生产能力较大,其生产的产品个人消费不了;同时假定这些产品无法储存,当人们进入老年时,他们的生产能力逐渐丧失,没有产品可供他们消费。这个时候,如果每个家庭养育一些孩子,将那些青壮年时消费不了的产品“投资”在孩子身上,当他们的孩子成为青壮年时,他们的养老就由他们的孩子来承担。每一代人都是根据这样的安排来解决养老问题的,家庭养老就逐渐成为一种体系。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所谓的“多子多福”,事实上就是家庭尽可能多地将未消费的产品储蓄起来,投资在孩子这一特殊“金融产品”上,老年时获得生活所必需的回报。孩子多,将来回报也多,这实际上是一种金融制度。

  

   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孝”,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保证这样一种金融系统不出现金融危机。因此,家庭养老既是一种金融制度,也是一种养老的安排。当然,家庭养老由于每个家庭子女的多寡、能力的大小、身体的健康与否等都是难以控制的,因此具有一定的风险。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子女养老就是最好的,四世同堂的理念非常流行。在四世同堂的家庭里,各个年龄段的家庭成员各尽其能,各司其职,中青年养育孩子,青老年照顾老老年,老龄化的问题就在家庭内部解决了。

  

   而在独生子女的情况下,依靠子女养老的模式就难以实行了。也因此,政府如何维持好现收现付的社会基本养老体系就变得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家庭如何把自己的财富管理好,以备养老之用,也非常重要。

  

   养老有多方面的问题,从日本的情况来看,财富管理做得就比较好。我们过去居民的储蓄,基本上都贡献给了国家建设。尤其是我们的父辈(80—90岁的老人),无论是股市也好、低利率的储蓄也好,基本上都贡献给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以很低的金融成本促成了我们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样的金融模式就是建设发展型金融模式,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广大储蓄者的利益为特征的。而我们的父辈因为有多子女(50后与60后)的存在,即便财富管理不善,一般也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们有更好的金融产品:子女。

  

   自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少子化现象成为主流,我们这一代(50后与60后)将来步入老老年,我们口袋里面的钱怎样理财,才能保证我们的养老和照料,就是很大的问题。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与养老保险体系


   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对养老保险问题的回答具有不同的意义,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

  

西方文明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就是个人主义。一切以个人选择为准则,个人享乐主义至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的,市场经济就是以平等的交易活动为基础的。从交易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讨论的所谓时间银行,其实交易的一般等价物还是货币:青老年为老老年服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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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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