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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勋:贿赂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法教义学分析

——基于语义解释方法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9-09-09 22:17:50
作者: 王政勋  
“犯罪”形成了刑法文本中最大的语义场;在“犯罪”之下,人们对其进一步切分,形成了各种类罪这一次级语义场;在此之下的进一步切分则形成了三级、四级等更小范围的子语义场。对于贿赂犯罪,立法者进行了两次切分,第一次是从行为结构上将其切分为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使其形成对向犯罪的关系,成为三级语义场;第二次是对行贿类犯罪和受贿类犯罪再次进行切分,从而在我国《刑法》中形成了11种贿赂犯罪,其中受贿类犯罪4种,包括5种行为:(1)受贿罪中的普通受贿行为(第385条);(2)受贿罪中的斡旋受贿行为(第388条);(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第388条之一);(4)单位受贿罪(第387条);(5)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163条)。行贿类犯罪6种:(1)行贿罪(第389条);(2)单位行贿罪(第393条);(3)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第390条之一);(4)对单位行贿罪(第391条);(5)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164条第1款);(6)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第164条第2款)。此外还有介绍贿赂罪(第392条)。

   这11种犯罪是立法者对受贿犯罪、行贿犯罪进行主观切分后建构起来的语言世界,其中受贿类犯罪和行贿类犯罪是对向关系,不同的受贿犯罪对应着相应的行贿犯罪;受贿类犯罪之间、行贿类犯罪之间则是聚合关系。

   这样,根据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三级语义场之下就形成了两种聚合关系的四级语义场、五种对向关系的四级语义场。两种聚合关系的四级语义场是四种受贿类犯罪和六种行贿类犯罪;五种对向关系的四级语义场包括:(1)第389条行贿罪、第393条单位行贿罪和第385条、第388条受贿罪的对向结构;(2)第391条对单位行贿罪和第387条单位受贿罪的对向结构;(3)第390条之一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和第388条之一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对向结构;(4)第164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对向结构;(5)第164条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和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行为(我国刑法不罚此种受贿行为)的对向结构。

   根据语义学,在语义场中确定义位时,既须关注对向关系,也须关注聚合关系。确定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时,既须在行贿受贿的对向结构中考查语义溢出所生成的意义以钩玄提要,也应在行贿类犯罪的聚合关系中辨析其相似与区别以洞幽探微。

   需要注意到,“谋取利益”的表述在贿赂犯罪这一语义场中反复出现。在这些条文中,普通受贿行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斡旋受贿行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要求“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类犯罪有五种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对外国工作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而行贿,介绍贿赂罪未作这方面的要求。如果不对处于同一三级语义场中的这些表述进行细致入微的辨析,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义恐难得到展现。例如,(1)以行贿的方式追求实体上完全合法的利益时,这种情形是否在谋求“不正当利益”?是否仍然构成行贿罪?(2)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和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什么关系?(3)五种行贿类犯罪、两种斡旋受贿中的“不正当利益”可否作相同理解?

   所以,应当在贿赂犯罪这一既包括对向关系又包括聚合关系的三级语义场中考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具体意义,以便对这些问题给出明晰的答案。

   (二)常规关系:通过常规推理达到对文本表述的认知

   这里涉及语言认知过程中对常规关系的把握、对常规推理的运用。在语用学上,常规关系是含意本体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人类“意识到事物、事态内部或相互间的某一方面的某种联系,于是将其突现出来,并加以程式化、规范化,这就称为常规关系”;“从本体论来说,常规关系是事物自身的关系,为语言的表达所利用;从话语的理解特别是含意推导来说,常规关系被提炼为常规范型,在话语中体现为含意或称隐性表述的具体内容,对语句的显性表达做出阐释或者补足,使话语得以理解为相对完备的表达,达至交际的理解”。(13)语言表达离不开隐性表达,否则无法达到以少寓多、以简驭繁的效果,而隐性表达就是对常规关系的利用;理解者应当根据常规关系,将表达者省略的信息重新补足,以达到对话语完整的、正确的理解。对常规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知识积累、经验同化、关系抽象的过程,不同人的认知模式中会存留不同的常规关系,对话语隐性意义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但由于说者(作者)和听者(读者)处于同一文化氛围、同一语言环境中,这种理解和解释上的偏差总是围绕着语言的基本语义而展开,因此一般不会影响交际和理解。在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中,解释者应当尽可能超越自己囿于前见的常规关系,尽可能全面地揭示客观存在的常规关系,力图实现与说者隐含的常规关系的视阈融合,达至对话语的完整的、可靠的理解。

   所以,无论是解释刑法文本还是理解司法解释,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作者(立法者、司法解释的制作者)在话语表达时必然会在显性表达的背后隐藏着隐性表达,解释者的任务是根据常规关系、通过常规推理把这些隐性表达发掘出来。

   刑法第393条对行贿罪的罪状表述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根据条文的文字表述,行贿人之所以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但他怎么才能谋取到该利益呢?这就不能不从被文字表述所省略的行为结构中去分析:行贿人企图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购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使国家工作人员以违背职权要求的方式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这里,“权钱交易”“购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使国家工作人员以违背职权要求的方式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就是立法者根据常规关系所隐藏起来的隐性表达,对于该隐性表达,解释者应当根据常规关系将其揭示出来,从而达到对文本的文字表述的完整理解。

  

   三、行贿罪中利益之“不正当”的语用分析

  

   行贿罪和受贿罪形成了对向关系的四级语义场,刑法对处于对向关系两端的这两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并不相同。受贿罪的成立要求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司法解释和学说均认为这里的“利益”既包括正当利益,也包括不正当利益——司法解释指出“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学者认为这里的“利益,既可以是正当利益,也可以是不正当利益”;(14)行贿罪的成立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受贿罪中的“利益”和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到底是什么关系?

   静态的字面意义上的“利益”包括不正当利益和正当利益,而“不正当利益”显然不能包括正当利益。但如果放在贿赂犯罪这一语义场中并通过对常规关系的揭示来进行动态的考查,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行贿人通过受贿人谋取的利益、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是通过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得到的。根据常规关系,职务行为的实施既有实体正义的目标,即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处分须符合公正的要求——在不具有裁量权时依照实体法的规定处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者在具有自由裁量的余地时根据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并通过实体上的衡平来做出决定,使各人得到其应该得到的,不得到其不应得到的;也有程序正义的要求,即国家工作人员履职时必须遵守相关法律的程序性规定,必须依照中立、公正、客观、及时、理性等程序正义的要求。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方式,但两者却往往会发生矛盾,因为公务活动中程序正义往往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在程序之外存在着衡量什么是正义的客观标准,但是百分之百地使满足这个标准的结果得以实现的程序却不存在”,其标志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能保证达到它的程序。(15)在这种情况下,程序正义不见得一定能够获得实体正义,实体正义也不见得要通过程序正义来实现,但是,现代法治要求,实体正义只能通过程序正义来获得,而不能通过程序违法而取得。(16)程序正义的实质是“为了达到公正的、善的、道德的结果和目的,应该采用公正的、善的、道德的手段和程序,而不应该采用不公正的、恶的、不道德的手段和程序”。(17)

   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个维度来考察,国家工作人员能够通过职权活动使当事人得到的利益包括:(1)实体正当、程序正当的利益;(2)实体不正当、程序不正当的利益;(3)实体不正当、程序正当的利益;(4)实体正当、程序不正当的利益。由于行贿受贿的做法违反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程序正义要求客观、中立、公正,而在公职人员受贿的情况下他已经不客观、不中立、不公正了,从语义上说,当事人通过贿赂手段得到的利益不可能符合程序正义,因此在贿赂犯罪中,行贿人谋取的利益、公职人员因受贿而为对方谋取的利益不可能是实体、程序均正当的第一种利益,也不可能是实体不正当、程序正当的第三种利益——这两种情况均属“语义不可能”;而只能是另外两种:程序不正当,但实体可能正当也可能不正当的利益。

   根据我国刑法,为对方当事人谋取这两种利益的受贿者无疑均构成受贿罪。由于基于受贿而履行职务本身就是违背职务要求的程序不正当行为,从程序正义的角度看所有基于受贿而给予的利益都是不正当的、都是违背职务要求的,再无什么正当与否的问题,因此,学界“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既包括谋取正当利益,也包括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说法中的“正当”与“不正当”,仅是从实体正义的角度所做的界定,而不是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考察的。

   在行贿罪中,行贿人为谋取第二种利益——实体不正当、程序不正当的利益而行贿,自应构成行贿罪。前述2012年司法解释第12条中,“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指所谋取的利益在实体上不正当、因为有行贿行为而使其程序上也不正当;“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指不但因行贿而使公职行为的程序不正当,而且还要求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实施其他违反程序法规定的方式如超越职权、玩弄程序等为其谋取利益,这种通过违反程序正义谋得的利益在实体上当然难称正当,因而这里既存在双重违反程序的情形,也使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同时被侵犯。

   但是,如果行贿人通过行贿手段谋取的利益在实体上具有正当性,该利益的谋取并不需要受贿人在实体上违背职责,甚至不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的公职行为有其他违反程序之处,只须顺水推舟即可顺理成章,那么这种使公职人员做顺水人情的行贿行为能否构成行贿罪呢?换言之,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到底是指实体、程序均不正当,还是仅指实体不正当?

   司法解释中“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前文所引的认为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不确定的合法利益,后者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虽然合法,但是在能否取得、取得多少等方面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如果通过行贿谋取该利益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非法利益加不确定利益说”,均在实体正义的标准之外引入了其他判断标准。该司法解释的内容大致是合理的、能够得到学界尊重的也必须得到实务界遵守的,“非法利益说加不确定利益说”既和司法解释的观点一致又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几已成为通说,因此在理解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时,程序正义的考察角度不可舍弃。

关于贿赂犯罪的保护法益,学界有公职行为不可收买说、职务行为公正性说、对职务公正性的社会信赖说等几种不同观点,多数学者支持“职务公正性说+对职务公正性的社会信赖说”。(18)我也支持这一观点。在我看来,“职务的公正性”中的“公正”包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双重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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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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