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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

更新时间:2019-09-09 19:47:37
作者: 李天纲  

  

一、欧洲已在江南:早期全球化


   “江南文化”最近很多人讲,选大家没有讲过的,就想到了“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其实也讲过,学术圈不少讨论会在谈这个事情,不论在上海、北京、广州、澳门、德国、意大利。学者埋头做研究,外界也有自己的话题。舆论是舆论,学术管学术,两不相犯,但是两者都不能太违背。学者掌握的文献资料和研究结论,跟外界媒体、影视节目的宣传,可以有点落差,有点时间差,但两者总归要统一起来,而且应该统一在学术研究上。

  

   现在把“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并列,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差别。一般都讲“海派”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所谓“海纳百川”,国际化,全球化,向世界开放,这完全正确。讲“海派”是一种大都市精神,Metropolitan spirit,有一个暗指的意向,似乎是说清时期的“江南文化”是传统的,是地方的,是属于中国,意思和外国不搭界,都是自己的。我们好几个研究群体都觉得这样说不对劲,需要纠正,全球化早就开始,欧洲已经在明清到达江南。比如,今年6月份在鹿特丹大学开会,我们就是把江南文化和莱茵河文化做比较,发现很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都连在一起。欧洲在十七世纪已经来到中国,你不出去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不改变江南已经是全球世界一部分的事实。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并不仅仅就是传统的、本土的,它也是全球的。江南早就进入欧洲,有些事实和结论,即使在学术界也还没有被认识到。这里想和大家分享,和读者、听众等一般人士讨论,反过来也敦促学者解决这些问题,一起来澄清一些困惑和疑问。

  

   明朝万历年间上海已经达到繁荣的高峰,是登峰造极的江南文化,这个状况可以看卜正民教授写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2004,三联书店)。万历年间松江府的繁华和1930年代上海的“黄金时代”是江南社会发展的两个高峰。万历年间,江南从海上和韩国、日本、东南亚这些民族都联系在一起,“倭寇”大家都知道。但是,和“大西洋”、“泰西”的欧洲有没有关系呢?有的,今天就是来讲这个问题。

  

   上海确实是近代才崛起的国际大都市,“五口通商”后,1843年11月17日开埠,英国、美国、法国商船第一天就冲进来,急吼吼地从舟山群岛起锚,抛在十六铺。很多人从此讲“上海(原来)是个小渔村”,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通商、传教,传教士进来传教,商人来做贸易,才开埠发展成大都市,成为一个“大上海”。我一直在纠正这个错误观念,1991年就提出上海“以港兴市700年”(收《文化上海》),早已不是一个小渔村。你说香港是小渔村,人家也不开心,但是还必须接受,因为鸦片战争以前港岛只有赤柱一带住有3000居民。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前是“南吴壮县”,人口几十万,十六铺一带早已“五方杂处”,决不是一个小渔村,而是大码头。过去殖民者说上海原来是小渔村,是夸耀他们的功绩;今天外界贬称上海渔村,是打压自信心。作为新、老上海人,不自大骄傲,不妄自菲薄,但不能接受没有事实的说法。上海不是小渔村,上海历史博物馆藏一幅“丹凤楼下”画卷,万樯林立的景致。一季有几千条船从福建、广东、东南亚进到黄浦江,“南货”中夹带着很多“西洋货”,怎么就是小渔村?

  

   上海和欧洲的关系早就开始了,涉及到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徐光启。有一幅《利徐谈道图》,徐汇区土山湾博物馆藏版本,画中的徐光启是一位了不起的上海人。徐光启(1562-1633)边上是利玛窦(Mateo Ricci, 1553-1610)意大利人,老家在马切拉塔。利玛窦在1598年到达了南京,他是马可波罗以后再一次发现江南的人。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写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是欧洲人初识江南。300年之后,终于有另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进到南京,看到了苏、杭以外另一个江南大都市。利玛窦是1582年到澳门,1583年到肇庆,1589年到韶州,这些地方地理上叫做“岭南”、“华南”。1595年,利玛窦住到了江西南昌,算是到了江南的边缘。说到江西,顺便说一说我们今天怎样来划定“江南”。江西,是唐朝的江南西道,广义上属于“江南”。顾炎武《日知录》说“(唐)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西尔。”但是,明、清人所称的“江南”意义有变化,主要指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东道,是狭义江南。明、清实行两都制,南京附近划为南直隶,又称江南行省,包括民国后分开的安徽、江苏全省。最狭义的“江南”又排除了苏、皖两省的江北部分,倒是把浙江北部几个州、府包括进来,这样就形成了同属环太湖平原(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苏、松、太、常、镇、宁、杭、嘉、湖、宁、绍的“江南”。这一地区在地理、交通、语言、产业、祭祀、习俗和文化上一体化,跨行政区划,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江南”。

  

   利玛窦1598年到南京,这事件具有历史意义。欧洲文化进入了江南,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开始活动。我们说“欧洲”,不说“西方”,当时美国、加拿大、澳洲,北美、南美的文化还没有成型,“西方”还没有出现。印度、东南亚、阿拉伯的文化夹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自元朝崛起以后不再影响中国,佛教、伊斯兰教作为文明交流的媒介已经中断。欧洲人跨越大洋,“梯山航海”地越过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奥斯曼土耳其,跨过所有的王国、部落、村镇……,来寻找中华、日本和东方。利玛窦把欧洲带到江南,建立了“江南-欧洲”直接交往的关系,这就是《利徐谈道图》的意义。一边利玛窦,一边徐光启。徐光启戴乌纱帽,他是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利玛窦穿儒服,一般的儒生不能穿绸缎,布料只能用棉布,或者葛布,一般叫布衣。利玛窦humble,不敢穿丝绸,江南有钱商人僭越礼制,绫罗绸缎,还坐轿子,他看得惊讶,记在日记中。

  

二、从西洋名字说起:利徐谈道的意义


   利玛窦客气,徐光启礼貌。利玛窦起了中文姓名,用字“西泰”。徐光启也对应地起了一个欧洲名字“Paul”(保禄)。今天华人也有两个名字的,一个中式,家里父母叫;一个西式,公司同事叫,这个风气是从徐光启开始的。有些人批评说中国人起洋名字是崇洋媚外,我说这个是弱者心态。徐光启是朝廷一品,怎么会媚外?崇洋有的,媚外没有。起个欧洲名字,一是礼貌,和洋人汉名对等;二是新鲜,称呼起来有一种异域(exotic)风情;三是亲切,互叫小名拉近双方关系。我们知道,异文化的对话,文明之间的交流,礼貌、好奇和亲切的态度都是必要的,徐光启代表了江南文化中温和、文雅、宽容的性格。

  

   在明末的江南地区,好多人都有欧洲名字。徐光启儿子徐骥是雅各伯,孙女叫甘第大。不光徐光启家族,李之藻(1565-1630),杭州人,进士,工部主事,也是个京官。他叫Leo,翻译成“凉庵”,非常巧妙,读起来就是Leo,不露痕迹。很多外国朋友起中文名字,也是不露痕迹,我在复旦本科时有个美国人同屋,起名“孟大为”(David M.),看不出是老外的名字。大为每周去豫园,找书法家徐伯清练小楷,比我们班级大多数人更爱上海,更喜欢江南。另外一个叫杨廷筠(1557-1627),也是杭州人,欧洲名字叫Michael,翻译成中文是“弥格尔”、“弥格子”。他招待欧洲人,还捐出了一块土地作墓地,在西湖西北方向的大方井,安葬了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等15个欧洲人,有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家到杭州玩,应该去看看。还有一个嘉定人孙元化(1581-1632),也是上海很重要的人物,在嘉定城中有一大片房子,是徐光启的学生,名字叫Ignacio。按上海话读拉丁文,就叫“依纳爵”。上海的徐汇中学(1851)原来叫依纳爵公学,改名徐汇公学,也是Ignacio。徐家汇大教堂也叫依纳爵主教堂,1905年建的。

  

   从这些洋名字看,明末江南地区已经开了风气,“西学”流行起来,欧洲的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农业、水利、造炮、练兵,包括音乐、绘画、文学等知识都有人研究,都有著作留下来,最著名的就是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全国只有在江南地区,在这一个群体中形成了风气,翻译、研究和出版欧洲人著作。所以,我们说欧洲文化进入中国的时候,最早是在江南扎根的,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

  

   和马可波罗提到的江南一样,利玛窦也发现,整个中国文风最盛的地方是江南。江南富裕,文人多,喜欢读书,对知识最为渴求。《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带来的,李之藻看见了就出钱翻译、改编、印制,这是第一份中文的世界地图,中国人知道海外还有欧洲、非洲、美洲,世界并不是“天圆地方”,而是“地圆说”。江南人看到一个新世界,所有人都很兴奋,影响非常大。欧洲来到了江南,必须把自己的知识体系展现出来,相互比赛,这是良性的竞争。看《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也有贡献,他把“大明一统图”放进去了,结果使得利玛窦地图在东亚的部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东南亚,一大片地方就完全了。按李约瑟的说法,“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地图整体上更正确,明朝地图只是局部准确,有“计里画方”的比例概念。换一句话说,十六世纪欧洲人的大局观对头,江南人精细,但还停留在江阴徐霞客的足迹之内。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欧洲也是刚刚完成,我在他的家乡马切拉塔看他读过的世界新图母本,是1550年代的版本。根据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的航海经验画的,这是人类知识的大跃进。“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的世界观、宇宙观率先突破,产生了思想革命,这一点被敏感的江南读书人发现了,赶快学习。

  

   五大洲、地圆说、地心说、四行说、三魂说,欧洲人把这些学说带到中国,中国士大夫开始是怀疑的。江南读书人有客观的,他们不盲从,用各种各样方法去检验,最后敲定了,那就承认。比如写《天工开物》的宋应星(1587-1666)还写了一篇《谈天》,说中华人和美洲人“足行相抵,天体受诬,又酷于宣夜与周脾矣。”这位江西人怀疑“西学”。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江南人经过仔细验证,就不怀疑了。杨廷筠写了一本书,他说你先不要怀疑,我帮你怀疑,把所有疑惑提出来,一一答复,所以书名为《代疑编》。疑惑心需要解答之外,还有自尊心需要照顾,利玛窦说中国人知识丰富,一般看不起外国人,很是骄傲。给他们看地图,还要顾全他们的面子,我把中国放在中央。欧洲地图的中心点在意大利,是“欧洲中心”,那么《坤舆万国全图》就是“中国中心”了。把中国转到中心来,需要花精力重新绘制,确实是顾全了中国人的面子。利玛窦的谦逊和勤奋,换来了江南人的惭愧和宽容,欧洲最新的自然、地理、天文、人文知识都传播到江南。江南士大夫思想在明末有很大改变,“西学”起了重要作用。

  

三、发现“江南”:杭州、南京、扬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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