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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澄清对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的评价

更新时间:2019-09-07 16:09:11
作者: 沈登苗  
容易使读者产生错误的判断。

  

   还有,虽然在学术史回顾时,涉及到哪个作者、哪篇文章、哪个观点,是撰者自己的事,但既然连次要的、甚至细节也注意到了,那么,主要的观点似不该遗忘。如前所述,《也谈》的主要观点有两个,一是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之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二是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生员家庭的空白,乃至明代“B类进士”稀少,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至于时段界定和未能使用天一阁数据,属次要的、细节的甚至与实质无关的内容。徐文既然连次要的、细节的甚至与实质无关的内容都注意到了,那么,对笔者就“B类进士”的质疑之忽略,是否回避了实质性的讨论呢?

  

   顺便提及,何炳棣在反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的质疑时认为,艾尔曼统计出来的平民比例比他的还高,并对艾没有就此做必要的展开颇有微词。[19]但笔者认为,在这个细节上,何炳棣误解了艾尔曼的工作,因为艾氏统计的内容是进士的户籍(户计),而非家世,[20]故何对艾的指责似有失严谨。由于艾氏本人对此没有回应,使海峡两岸的许多学者,包括徐先生在内,至今还都不明就里,如徐在《何炳棣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中的地位》等文中,也把此当做何的正确判断而一再述引,故有必要在此重申。

  

   如果说,徐先生以上对拙作的模糊理解,己被人误解为对何炳棣的苛求和不敬,无端地给本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徐先生在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14年年会上,[21]其“明代向上流动再探”的专题演讲中对拙作明显的误读与曲解,则可能会给本人的学术品格造成更为直接的、严重的不良后果。

  

   徐先生的演讲,旨“在何炳棣对于明清社会流动的研究基础上,重新审视明代阶层向上流动的课题”。他在何炳棣对于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率的统计,遭到挑战与质疑后指出:“……中国学者沈登苗、钱茂伟则以何炳棣未使用明代天一阁藏进士题名录,批评何炳棣的方法与资料。但实际上,何炳棣早就知道有此收藏,惟在其写作的年代,大陆并不开放这批资料,何炳棣也只能作罢”。[22]

  

   按照徐先生的意思,我和钱茂伟因何未使用天一阁馆藏,而批评其的方法与资料,实属多此一举,并给人于苛求何炳棣的印象。笔者以下要加以说明和澄清。

  

   因文章发表与流传的时间关系,徐先生撰《何炳棣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时,可能只看到在下的《也谈》,没见《再商榷》。当他2014年初,做“明代向上流动再探”的专题演讲时,徐先生有否见到《再商榷》,笔者不得而知,我只能做以下分析。

  

   如前所述,就天一阁藏本,笔者的《也谈》无一字涉及何炳棣。如果就《也谈》说我“批评何炳棣的方法与资料”,似无的放矢。只是在《再商榷》中,出现过以下一段文字:

  

   “何炳棣统计的17种《登科录》有14科是《进士登科录》,只有3科系《同年录》。我们从表1已获知,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不完全档案,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既然何氏统计的资料主体是《进士登科录》,而非《进士同年录》,则能辑出的生员自然就少了。故尽管何炳棣几乎囊括了当时海外可以搜寻的资料,且研究的版本是权威的,描述的数据是客观的(相对于统计的文本),但由于没有机会来至尊的天一阁“碰一碰”她收藏的52种(不含其它形式的4种)明代进士题名录(其中独家收藏29种/28科),以致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考查中,没有得出能比较正确地代表有明一代的结论,也即由此统计的资料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特指‘B类进士’,下同)的一个依据。”

  

   以上主要表达了三个意思:何炳棣的统计生员少,主要是版本的原因;何未“碰一碰”天一阁,是因为没有机会;[23]何若因其统计的“B类进士”少,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是不恰当的。

  

   也即我仅就“资料”(主要是版本)和何炳棣进行了比较与分析,且即使“资料”,也是特指,并不影响其明代科举社会流动率高(“C类进士”少)之总的结论。这里若真有“批评”的成份,也是不得不说的,但更多的只是“遗憾”,因为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是何炳棣主观上的原因。舍此,我并没有批评何炳棣的“资料”,更没有批评何炳棣的研究方法。相反的,我一直认为何炳棣的研究方法是好的。如我在书评中曾言:钱茂伟把“A、B类进士”合并一项,批评此举不如何炳棣的“三分法”好。[24]

  

   不仅如此。我是为数不多的、站在何炳棣的立场,对其的“对手”就史料与研究方法使用的质疑做辩护,或者说笔者是支持何著,反过来对批评何著之论点,予以“证伪”者。

  

  

   徐的《何炳棣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等揭示,何炳棣本人未就质疑者撰专文反驳,除了提及艾尔曼,韩明士等贬低科举社会流动时,李弘祺教授与之展开讨论外,[25]涉及的几乎都只是,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人(主要是华人,尤其是大陆学者)及其论著、观点,支持了何炳棣的研究,借鉴了他的方法。可徐的学术史回顾,缺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人对质疑者的观点进行反驳或“证伪”的史论,影响了评价的全面性。而本来,我的相关研究,多少可以弥补对何炳棣的质疑者反驳、“证伪”几无之缺憾。

  

   至今,似乎除笔者以外,国际汉学界对何炳棣为首的,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垂直流动的质疑,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点:一,在史料上,《登科录》反映的“进士家状”不够全面、宏富,还应利用方志、族谱等其它史料;在方法上,仅取父系直系三代为对象,统计的“精英”范围不够深厚、宽广,宜考虑家族、母系、婚姻等社会背景。但我觉得没有比何炳棣所用的更好的史料和方法。

  

   我在《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中,对科举社会流动率的争鸣作了回顾和总结,并从史料到方法,从理论到实践对西方同行进行了“回应与挑战”。也可以说,是为国际汉学界对何炳棣的“围剿”而“解围”。

  

   就史料的质疑,我指出,“以《登科录》为核心的科举题名录是考察进士家世的相对系统与完整的史料。其它如方志野乘、家谱牒系、朱卷履历、笔记文集、编年传记、行状墓志等也都是第一手的研究素材,但现存或目前所发现的这类资料皆不能自成体系,难以做纵横的比较,通常仅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如卜正明对明清鄞县绅士家族的统计,吴仁安整理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的资料等表明,若以方志、族谱为基本材料,想比较完整地揭示一个府,甚至一个州县在某一时段的科举社会流动也是相当困难的”。

  

   针对方法的发难,我回应:“以家庭——父系祖上三代的履历来量化考查进士的社会背景,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仍是迄今为止最切实可行、简捷有效,甚至无法取代的研究方法。[26]家族、婚姻、朋友、世交、师生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子的成功概率与速度,从其中的每一角度入手,都能促进科举社会流动的探索向纵深发展。但问题在于,我们今天难以从中提取具有基本时空概念的史料,不具备相对整体的操作性与可比性,故真正的影响,也无非起些‘旁敲侧击’的作用罢了”。

  

   如贝蒂对明清时期桐城的上层社会研究时发现的——任何时期只有少数成员拥有科举头衔,考察的仅是被研究者(一代人)的功名,[27]这与通常的看几代人出身的计算方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等级)的统计学概念,两者不具有可比性。贝蒂的考察不能较多地反映被研究者的家世。依我之见,贝蒂对桐城的解剖是否具有个案的意义还不好说,更遑论对何炳棣的结论形成颠覆性的威胁了。

  

   “近数十年来,西方汉学界关于精英在地方社会的角色与价值、绅士在宗族里的功能及其互动等方面的讨论,成果迭出。但一般的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人人际网络的了解毕竟不如生于斯、长于斯的何炳棣”。一些没有在华有较长生活背景的西方学者,“在看待家族在科考中的作用上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按: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出生的美籍华裔学者李弘祺先生,被当代西方汉学家指责为几乎仅有的“还相信‘父系三代’可以看出一个新进士的家庭背景”的族裔背景。见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Ⅺ页。

  

   笔者又揭示了“流动派”与“非流动派”的一个区别:“据笔者所见,主张科举促进了中华帝国后期的社会流动的学者,通常采用的是全国性或较大区域的史料;而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挖掘的是局部的、零星的史料,说服力勉强”。[28]

  

   也可以说,就目前世人所掌握的史料和展示的成果而言,若撇开以《进士登科录》为主的科举题名史料及其所反映的进士父系祖上三代的履历,几乎不存在具有基本时空概念、相对系统、完整的史料及其具有可比性的操作(方法)。[29]那么,以上述论都不是站在何炳棣的立场,比较有力地为其辩护,或者说对质疑者予以反驳及“证伪”吗?[30]忽略了以上拙论,以及本人与何炳棣商榷的有关观点,不是有失对何炳棣教授,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的地位评价之全面性吗?说我的论著中“批评何炳棣的方法与资料”,都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对于后者,徐先生是否应在适当的时候也给读者予以说明和澄清呢?

  

   借此机会,我还想就郑若玲的相关研究略做讨论。郑利用清代朱卷探讨科举的社会流动时,不仅把讨论对象的父系祖上由三代延伸到五代,还涉及了妻系和母系,若仔细分析文中的父系直系上五代和岳父、外祖父的出身,她的研究已相当清楚地表明,晚清时期中高级功名已被上层社会所垄断。[31]但应当指出,第一,朱卷与题名录相近,也是研究科举人物的第一手资料,但系统性、完整性不如《登科录》。第二,她的统计也是全国性的,尽管属抽样的性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此项的研究仍以父系祖上直系为依托的,至于统计三代五代关系不大,其它的延申仅是补充、丰富而已。按:本人既认承科举功名的垄断性,又不否定科举社会的流动性,因为前者是客观事实,相信后者则是财富是不断地流转的(只要看当什中国贫富阶层变迁频率,就可知传统中国“富不过三代”绝非戏言),这就给了穷人以致富、读书、进学、登“天子堂”的机会。同时,科举时代不进则退,上层家庭的子孙若没有天赋和本人的主观努力,仅靠“祖上”在科考上几无成功的例子。[32]故我赞美科举制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体制对上下阶层都是激励。而这恰恰是当今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借鉴的。

  

总之,从开题、史料、方法到结论——总体上,何炳棣的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的研究,都经得起时间和事实的质疑,他对明清科举社会向下流动的探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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