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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海军:从放牛娃到教授

——崛起于畎亩的寒门子弟对底层成长的分析思考

更新时间:2019-09-05 23:31:03
作者: 董海军  
割稻、莳田、打谷、喷雾杀虫、田里除草,到高中时开始跟着父亲上手用牛耘田,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力。最让人心有余悸的就是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只有真心体验过双抢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农业劳动的辛苦。

   双抢时正值高温三伏天,昼长夜短。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跟随爸妈下田,除回来吃饭及午间休息一小时左右外,要一直在阡陌稻田中劳作到天黑,回来后还要继续收谷入仓,能休息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这才是真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持续20多天,每天如此。有时为了赶时间,还需要凌晨三四点就起来去扯秧——不需要光亮也可以做的农活。这是一段令人无法忘怀刻苦铭心的经历,年复一年,直到我参加工作后2010年父母只种单季稻后才没有了双抢。现在已成为身体记忆,一到暑期7月中旬,脑海就会浮现双抢画面。

   较年轻的读者或者会有疑问,爸妈为什么会让小孩这样参加家务和农业劳动?不支持小孩学习吗?而我就不偷懒,还能坚持劳作?我之所以说是较年轻的读者,是因为相信中老年读者能理解我所经历的情境。形势强于人,解释源于寒门家庭现实情境。

   第一,身体劳作体验加强了个人对父母的理解,增强了对他人期望的感受力。父母劳力有限,在抢赶时间的压力下,除了自己吃苦猛干活外,自然需要子女加入帮忙。父母在任劳任怨地披星戴月劳作中,儿女不可能置身事外做着休闲学习梦——相对于农活劳作,学习是惬意的休闲。从小开始,父母没日没夜辛劳,作为家庭成员耳濡目染,同时更能感受到父母的期望。他们有时甚至希望我们多休息会儿,但我们仍然会走进稻田。假若内心有些懒惰,也会被压榨出自我悔责来。给家里多干活,减轻父母的负担,成为不得不承受的担当,进而内化为一种习惯和情怀。这种过程,对父母之间的移情理解同样增强了我对他人的理解力,对他人期望的感受力,消减了个人对他人的冷漠。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提到“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其理由之一就是工农群众相结合,实行生产运动,开荒种地。我深以为然,生产劳作能够增加对劳动人民的理解认同。

   第二,高强度的劳作锤炼心志。不说“非困难不成长”,至少也是困难锻炼心志。双抢劳动劳我筋骨。锻炼心志的不仅仅是劳累,还有机械重复的劳动动作。卓别林曾经幽默地演绎了工业流水线上持续拧螺丝的影像,我曾经不能深切理解,但想起双抢劳动,就能彻悟个中道理。双抢时的劳作虽不能说是流水线,但在劳动时却有类似之处,绝不是田园诗人那般浪费。人的大脑被某一种固定的机械的劳动动作所强行占据,身体想反抗时就默背一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脑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双抢劳动对我是一种考验和磨炼,让我爆发出改变命运的强大能量和强烈的内驱力,要从当前的环境走出来,不能再像长辈那样体力劳作。

   第三,农业劳作养成较强的耐受力和毅力。生活在农村环境,目睹着农民劳作的艰辛。对我而言,农业劳作就如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劳动的救赎,并不是劳动任务的完成——用爸妈的话说是事永远做不完,而是能在苦难之中迸发并维持着改变命运的强烈内驱力,并且可以让人深刻体验吃得苦中苦的意义和价值。西西弗斯的石头,是重获幸福的踏板。艰辛的农业劳作,让我成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我一手一手地扯秧,有时一扯就是半天;一蔸一蔸地割稻,两亩地,我家要割近两天,于是就总是在重复割稻那个动作,一蔸两蔸......踩打谷机时,弯腰一手拿稻禾,送到打谷机的滚筒上,翻转,再把稻草送出去,再弯腰......如此重复。如果说一时半会儿或者一天两天对身体会是一种体验,但长达20多天,就会变得单调乏味,特别是大脑控制我的身体不断重复做这件事的时候——诸神惩罚西西弗斯,就让其在推石头的重复劳作当中慢慢消耗其生命——可实质上艰苦的重复劳动让人的耐受力和毅力得到了很大提升。经过双抢,我就会觉得有书读真是很轻松的事,任何高强度的学习比起双抢来说,简直不值一提。

   第四,体力劳动倒逼我初步开展时间管理。寒暑假中的春节与双抢劳动占用了大部分时间。老实巴交的妈妈对我读书学习很少过问。除了双抢时节外,在下午放学回来或者假期时还常唠叨着我和弟弟做家务或日常农活。若遇上我和弟弟以要读书或写作业来搪塞的话,她就会近似于自言自语式地轻声嗔怪一下:哪有那么多书读?在学校天天读书,回家了还要读书?因此,一般情况下,我需要在学校尽可能多地完成学习作业任务,高效学习,学会统筹利用零碎时间。例如,我在学校学习时,就尽可能把学习任务高效完成,不要寄希望于带到家里去补学校里的任务。在家放牛时,就时常会把一本书压在裤腰带里,随时拿出来阅读背记。

  

   五、环境文化熏陶与结构机会

  

   如果说上一点所述主要是家庭内因的话,那么我所生活的乡村及其经历的社会结构变迁机会就是个人成长的外因了。

   在寒门情境中,子弟如何选择行为,这有一个主观的过程。面临困境的行为选择有很多种。将困境单归于社会,可能要么外向反社会,要么内敛抑郁,抑或消极沉沦于声色犬马,在农村也就是沉迷于赌博。若将困境单归于村庄条件,可能就随波逐流,或者倡导改造村庄抑或外出务工。若将困境单归于家庭或个人,那么很可能就在于改造自己寻找向上流动的机会。

   托马斯提出的“情境定义”理论就强调了个人对环境建构的主观性,而这个主观性来自个人的经验积淀与文化熏陶。因此生活经济的压力能转化为成长动力,社区文化熏陶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孟母三迁即是如此。

   我的选择是如何建构的呢?我走上读书考大学之路也有耕读村庄与外部结构机会的影响。小时候生活的乡村村民勤劳朴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除了春节期间外,很难见到有人打牌娱乐,更别说赌博了。因此,到现在,我都还不会打麻将。村庄农耕文化盛行,远离城镇,没有多少商业气息,后来逐渐兴起的是出外打工,但出外打工是在无学可上的情况下无奈的选择,村民们秉持着“读书走遍天下”的士读农耕观念。传统儒家文明强调农耕与尊重读书。村民内心认同读书人所取得的成就并以此为傲。哪怕是出去打工也要先读书,书读得多才能挣得多(需要补充说明一下,20世纪我生活村庄的农耕士读观念在社会变迁的形势下逐渐瓦解。当前农村抛荒或农地流转,闲时较多,打牌与麻将的气氛浓烈,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以致读书无用论也开始有所萌发)。

   我爷爷常帮邻组的村民召福家做点农活。召福在我们县一中食堂里工作,妻子农村户口,干不了一些农活。用我爷爷的话说就是召福一个厨师却“用一把勺子把三个儿子都(通过读书)送出去了”。爷爷之所以愿意积极帮忙,我想他可能有一个私心,就是想召福和他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儿子罗元能给我和弟弟读书提供帮助。而实质上,这种帮助确实很大。我在升初中时,罗元找到他的中专同学为我小升初“择校”提供了帮助,从原本要就读的乡中学转到了镇中学。在升入县一中读高中时,召福退休回老家了,我高二开始住在学校分给他的一间公房里。这种帮助对我来说,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作用。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提供的机会对于个人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结构论一直以来强调宏观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个人所能获得或者是接触到的结构机会,就如恢复高考的制度设置为人们提供的上升机会深刻影响着社会流动一样,深度影响了个人的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之前,中专毕业能“包工作分配”,而读高中能考上大学的比例很低,不确定性很大。因此,优秀拔尖的初中生第一志愿选择是报考中专。学习非常勤奋且聪颖的初中同学,若考上中专,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回到乡镇或县域单位工作。而我却因中考成绩不理想与中专失之交臂,进入到省重点高中县一中。这是在社会发展机会结构中,我面临的一次“阴差阳错”。

   高中阶段,我学习扎扎实实,特别是数学成绩非常突出。文理分科之时,要当高三文科班主任的历史课老师,在课堂上“吸引”学生:“数学成绩好的同学选读文科,考不上大学,我负责,打包票。”仅仅是这次的稳定预期的宣讲影响,我个人选择了文科。高考发挥欠佳再加上考前志愿填写欠妥,我被调剂录取。心有不甘,但家境不允许回去复读,我必须积极向前。于是在进入大学后,我即开始着手研究生考试与学习的计划。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我对研究逐渐感兴趣并且向往着高校的工作,在家乡地方高校求职之时,我希望能适度安排配偶工作,得到“若你是博士就好办”的回答。受挫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准备考试攻读博士。

   可以说,我似乎非常顺利地一口气从小学读到博士毕业。但这个过程,特别是进入高中学习后,并不是我和我的家庭计划设计的,而是在面临社会结构机会时,我个人走一步看一步撞出来的成功,甚至是偶然性决定的,在个人努力的作用下获得了自我效能感。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个人决定的过程中,我逐渐学会并提升了分析思考问题并独立承担决策结果的能力。

  

   六、结语:底层成长的反思性

  

   人真是生而不平等,有人能下定决心,朝着目标努力前进;有人就只能唉声叹气。在不理想的环境下,个体是选择被环境同化服输随流,还是选择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寒门子弟更要相信个人奋斗。“寒门难出贵子”不应成为贬低个体努力的一个借口,家庭背景对人有一定的影响,但整体上看并不是决定性影响。“寒门式努力”的成功尤显珍贵和更有价值。对任何个体来说,社会结构、家庭背景与个人智商无从选择,唯有个人努力是成功的主渠道。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努力可以成功。

   第一,早期投资或出众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成功。海克曼(James Heckman)提出的教育投资回报与年龄的关系曲线清楚表明教育投资回报最大的是早期和学龄前的智力开发。寒门不太可能进行这种投资。家庭经济之贫与社会地位之低而导致的学习教育之贫使寒门子弟过早地输在起跑线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家庭教育之贫,更不一定会输在终点上。有研究指出,父母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教授们在社会流动中受到的阻力反而越大,穷人的孩子在大学教授中显得更有出息[9]。就我个人来说,智力开发迟缓。读初中以后,常常有人会说我的成绩比较好,村民会笑说,“你看原来是一个哑巴,现在读书也读得挺好的嘛”。我3岁左右才顺利开口说话,于是得了一个外号“哑巴”。我在6周岁的时候数数还不能够数到100。父母带我到村小去报名上一年级,因为数数“不达标”而被退回来,到7周岁才去上学。我的早期教育是相当的迟滞。但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中后期的知耻后勇可以扭转开局的不利。

   第二,文化资本并不嫌贫爱富。寒门子弟与“凤凰男”很可能面临“格局小”“小农意识浓”“胆小不善言辞”等刻板的文化歧视。文化资本是影响教育获得的最可能的能动因素。优势阶层具有文化资本优势,存在文化再生产现象,但优势文化资本并无明显的阶层区隔性与排他性,寒门学子可通过重要他人或其他途径弥补家庭文化资本之不足,寒门情境还激发了具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极大地促进了寒门学子的学业成功[10]。不管寒门还是富门,家庭都需要积极弥补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同时国家及社会也要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因为外在条件和资源只能是作为外因,需要个人成长的内驱力来作为内因共同作用。底层子女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关键不在于获得了中上阶层的文化资本,而恰恰是充分利用底层所具有的独特形态的文化资本如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心性品质的结果[11]。

第三,退而结网比临渊羡鱼更具个人行动价值。对于社会层面来说,应该疏通寒门贵子的上升通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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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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