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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泽龙:20世纪50年代山西农村扫盲与农业生产研究

更新时间:2019-09-05 23:14:21
作者: 苏泽龙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发展亟须解决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民众文化知识匮乏等问题。通过在农村开展识字扫盲工作,农民群众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识,纠正了对农业生产的认识,改变了农村几千年来的耕作方式,推动了农业新技术的普及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农民识字人数的增加、农民知识群体的建立推动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 键 词:山西  农村  识字扫盲  农业生产

  

   “1949年秋,一封紧急‘通缉密信’送到山西省交城县某村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挨户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的人大都不识字。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原来,信中让村长抓的嫌疑犯正是‘秀才’本人。”①这件发生在山西农村的事情反映了20世纪中叶中国广大农民的文化状况。据资料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总人口中不识字、识字少、不能用文字交流思想的文盲占80%以上”。[1]

   人民群众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群众性扫盲教育,尤其是在农村中开展的扫盲工作,其涉及地区之广、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到一九六○年二月间,全国农村参加扫盲和业余学习的人数已达一亿三千二百多万人,占农村青壮年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2]

   作为影响当代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术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扫盲学习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多侧重于对识字、教学过程、实效等方面的探讨②,然而,当时的中国农村不仅需要解决绝大多数民众文化知识匮乏的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粮食产量低下等问题,而农村整体文化水平低下严重影响着上述问题的解决。因此,在农村开展扫盲工作,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扫除农村数量众多的文盲、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通过读书识字,“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并且培养出大批技术力量”[2],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山西是全国土地改革开展较早的地区,但由于山区众多、环境闭塞,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新技术的推广遇到很大阻力。以革命老区昔阳县为例,当县里派出教员针对各村实际进行生产技术指导时,出现了三区黄岩村群众认为杀虫药剂“不顶事”,拒绝购买红矾杀虫;七区王寨村农民以“墒不好,不耐旱”为由反对翻地等情况。[3]山西农业发展所遭遇的文化困境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本文尝试以山西农村识字扫盲工作为例,通过对文献、档案等资料的分析研究来说明农村识字扫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生产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一、农业生产发展与乡村文化阻力

  

   由于遭受长期的战争破坏,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国的农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949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162亿斤,棉花产量只有888万担,[4]同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相比,“粮食下降24.5%,棉花下降47.7%,花生、油菜籽和芝麻三大油料作物合计下降61.6%”,“大牲畜、猪和羊年末存栏数分别下降16.1%、26.5%和32.3%;水产品下降70%”。[5]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为“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人民政府“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6]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生产会议,确定以“繁殖耕畜家畜,兴修水利,增施肥料,防除病虫害,推广优良品种,增补农具,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并积极进行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作为实现“一九五零年全国增产粮食一百亿斤和生产棉十三亿斤的粮棉增产计划”的主要措施。[7]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李书城要求“把技术改进推广到农民中去。一切农村工作者必须把领导农民提高技术当成自己的经常的重要任务;一切农业技术机构与农业科学工作者均应根据农民生产的需要与本身条件进行试验研究,并和各地行政领导机关配合起来,深入群众把现有的生产办法与经验提高一步,广泛地运用新技术”[8]。

   但是,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推广运用对于刚获得解放的农民来讲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中国“绝大部分农民是文盲,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达不到小学程度,许多村庄找不出一个能记账目的会计”[9]。1949年农村青壮年中约有文盲1.65亿人,占全国青壮年农民的80%,[10]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步,绝大部分农村“长期与世隔绝,生产工具简陋、粗笨,生产技术保守、陈旧,有的甚至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同古代差不多”。[9]简陋的生产工具和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无法抵御自然灾害,一旦遇到灾害农民只能祈求神灵保佑。在十年九旱的山西,水在农业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全省到处都建有龙王庙、水母庙、河神庙”,在旱灾之年,人们“头戴柳条编的头圈”,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叩头祈雨。[1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祈求“老天爷”免灾降福的思想在农民中仍然普遍存在。

   文化水平低下不仅导致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而且成为推广新技术的阻力。如1950年,在山西省洪洞县二区南尹壁村,互助组种了60多亩棉花,有几亩棉苗生了蚜虫,有的农民要求按照传统“下雨灭棉蚜”的方式处理,有的农民认为棉花长不成了可以改茬,这种“靠天吃饭”的想法耽误了消灭蚜虫的时间,几天后所有的棉苗都生了蚜虫。区政府了解情况后派人送来了农药和一架喷雾器帮助群众消灭蚜虫。村里人不敢使用,共产党员刘洪玉带头试验,但他父亲刘宝有怕伤了棉苗,不让在自己地里用。[12]

   总体来讲,农村文化水平低下已经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普及农民文化知识、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成为国家的中心工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民教育就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上,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当前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业余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13]

  

   二、识字扫盲与农民文化意识提升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14]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全国农村的扫盲工作陆续展开。文化课是一切课程与活动的基础,农民只有识了字、学习了文化知识才能够学习科学技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农民对识字学习有一定的抵触,在山西沁源县曾普遍流行着“住过翰林院,没钱也难吃饭”、“从小没念书,现在学识字,还不是跟上汽车拾粪,瞎费劲”等说法。[15]昔阳县思乐乡的农民认为:“不搞生产不行,不学习文化没关系”;“学文化得十年寒窗,识几个字顶什么事”;“每天跟土圪垯打交道,要文化干什么?”[15]

   针对农民文化意识淡漠、不愿意识字学习等情况,山西农村扫盲工作的重点是把教学内容与具体劳动、生活情况结合起来,做到因时、因人办学,尽最大努力让农民从生产、生活劳动中去接受文化知识。1953年,“山西黎城县曹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1名教师,4名辅导员,共计33名劳力,他们在进行修林、打柴中组织了学习小组,晚上集体上课,白天打柴结合互助自学。据一天统计:33人打柴12500斤,每个学员平均巩固97个字。该村顾连江、张家山等8个羊工,按羊群组织了羊工小组,黑夜上课,白天上山复习,在第一教段结束测验时,顾连江打了一百分。群众反映说:‘文化真上了山,放羊人也学会了字。’”[16]

   还有一些农村利用冬天搞副业生产,“有的村民到煤窑上工作,有的村民去烧木炭,有的村民是做瓦匠,临行时都向识字老师领了课,并确定认字较多的人当小组长,到年底回来一总结,出去工作的村民不但挣了二八○万元钱(旧币——引者注),而且每个人还认了二百来个生字。社里有十八个赶大车的,根据他们活动的特点,组织了一个大车组并选出识字较多的张珍当小先生,教大家认字。社里有些带孩子的妇女,不能参加班级学习,就采用了夫教妻、子教母、送字组等办法来解决”。[17]除采用夫教妻、子教母等办法外,农村识字班还专门抽出学习较好的学员担任小先生,每天教不能参加学习的女学员三四个生字,实行包教保学,这样好多不能参加班级学习的社员也都有机会识字了。[18]

   平顺县北社村群众从1954年2月开始积极开展送肥运动和各项春耕准备工作,有人说:“上课好是好,耽误生产受不了,春耕忙了,等冬天再学吧”。[19]因此,在广大农村地区还需要根据农业生产的时间合理安排识字扫盲工作,根据生产需要,采取灵活多变的学习形式,使农民在不耽误生产的前提下,按照闲时多识字、忙时少识字的原则,“春天下种分散学,夏天锄苗地头学,秋天放假自己学,冬天大搞基建工地学,有孩子的妇女包教学”。[15]例如,在农忙季节则采取隔日上课或逢3日、6日、9日上课,并利用劳动小组在休息时由小先生辅导进行复习和讨论。学习组织和生产组织扭在一起,人人满意。[17]

   襄汾县陈红光合作社在秋田管理的紧张阶段,以男女生产组为单位,组织了48个学习小组,规定生产组的记工员和知识分子共109人为辅导员(地头老师)负责在田间的学习,并且在村内各巷口和院内都设置了识字牌,把每天所学的生字写在上边,这样就做到“教师到处能教,学员到处能学”。每组有纸制黑板一块,由组长带到地头领导学习。每天还由辅导员给每个学员发3~5个生字卡片,让学员随时随地学习,因为识字牌、小黑板、卡片上的字都是一致的,把学员“学的快,忘的快”变成“见面多,记得牢”了,真正做到“农闲、农忙到处是课堂,人人是老师,地皮是石板,手指柴棒是石笔”。[15]

   襄汾县南刘村春耕播种后,即实行了缩短课堂教学时间与田间复习相结合的办法,巩固了教学效果。邓庄、古城等地区由于采取了“适应农忙的灵活措施,基本上解决了夏季里‘劳动强度大,业余时间少’的矛盾,人数都巩固到80%以上,一般都增识到100~300个生字”[20]。

   读报也是巩固识字的一个好方法,通过阅读报纸,农民不但巩固了识字成果,而且从报纸上学到了许多生产经验,如在进行冬季生产时要做好春耕准备,积极开展积肥送粪、积柴积炭,还要注意发展副业,利用副业生产收入修造农具,购买脱粒机、割草机和优良种子,还要推广新式农具等。[21]

   经过一系列扫盲学习,山西许多农村脱盲工作成绩显着。截至1957年底,在沁源县11372名农村青年中,已有81.2%的青年摆脱了文盲状态。在14~40岁的青壮年中,非文盲占60%左右。[15]沁源县成为山西省第一个青年基本无盲县。扫盲使农民群众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识,并在此基础上纠正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认识,打破了农民的保守思想,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意识,为农村社会带来了诸多变化。

  

   三、技术普及与农业生产发展

  

扫盲虽然使广大农民识了字,但并不等同于农民就此掌握了农业技术,许多地区的农民还是依靠旧有的经验来从事农业生产。“1952年春天,解虞县西张耿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的劳动热情很高,社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订出了增产棉花和小麦的计划,提出采取先进植棉技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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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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