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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

更新时间:2019-09-05 22:57:39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要么以花样翻新的强权方式提供给世界以新型的秩序。这样的国际秩序供给范式,往往比跨国组织发挥的实际作用要明显和稳定。后一种供给国际秩序的形式,也常常仰仗前一种方式提供的国际平台、国际规则和国际行动机制。因此,可以说现代世界中并不存在完全由一个国家独立担当的国际秩序供给者角色。一个由皇帝独立行使权力的帝国机制,也就是超民族、超国家(王国)的政治体,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老帝国机制。而一个由某个超级大国担纲的、对其他民族国家发挥带有某种强制性约束力的现代帝国机制,是一种从形式上具有老帝国样式逐渐走向既不占有别国领土,也不直接支配别国内政外交的新帝国机制。其中间形态,便是由老帝国向新帝国过渡的种种转变的帝国形态。

  

   从 19 世纪晚期 25 年到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被论者称为“帝国的年代”。这是一个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全球的时代。论者指出,“从1875—1914 年这段时期之所以可称为‘帝国的年代’,不仅是因为它发展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同时也基于另一个老式得多的理由。在世界近代史上,正式自称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认为配得上‘皇帝’这个称号的统治者人数,恐怕是在这段时期达到最大值”。10 这是现代世界史上帝国重建的高峰时期:资本主义巨大的物质生产力,让民族国家与帝国形态天衣无缝对接起来——对内,民族国家的形式结构在欧洲早就基本定型,即使命名为帝国的欧洲国家,因为建立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建国机制上,因此首先被认作是民族国家;对外,欧洲国家强行推进国际市场机制,这使西方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帝国的方式,以便实现有效统治殖民地、占领国际市场的雄心。除“皇帝”这一老帝国的名号之外,这一时期的帝国之所以被认作是新帝国,就是因为它们是与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拓展相伴随而兴起的殖民帝国——这些殖民帝国,与其说是领土,不如说是市场;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经济;与其说是占领,不如说是盈利。11 愈是接近 20 世纪的边缘,这样的帝国特征就愈是凸显。“一小撮国家瓜分世界” 12 的殖民帝国时代宣告成型:一小撮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美国和日本;13 瓜分的世界,主要是相对于前述国家显得相当落后的非洲、中南美洲和亚洲。但殖民帝国同时又催生了殖民地人民的主权意识、政治抗争和独立运动,因此带来了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浮出台面的历史性变化。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民族国家之降临作为欧洲事件,至此变成了全球事件。

  

   20 世纪是生成新帝国机制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的结盟方式,对人们理解新老帝国的交替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这些结盟,正是帝国形态的松散再生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与协约国(大英帝国、法国、俄罗斯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英、美、法、苏、中)与轴心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除其中的极少数国家,如“一战”时的保加利亚、“二战”时的中国以外,大致可以被解读为帝国之间为争夺世界范围的利益而组成的结盟机制。相比而言,“一战”结盟各方纯粹为利益开战的特性更为凸显。“二战”因为轴心国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德国野蛮的屠犹行径,而使同盟国与之的战争有了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分。从老帝国的兴衰视角看,“一战”是旧帝国终结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战”是再次摧毁德、意、日重建旧帝国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所有试图重建帝国机制的国度,都必须为帝国穿上具有改头换面意义的新马甲,否则就会陷入旧帝国的征服与掠夺陷阱,并且无法在独立的民族国家那里获得国际呼应。但帝国是不是就此远去?当然没有。帝国只是经历了形式之变,在民族国家普遍降临之际,帝国的实质结构并没有在根本上遭到摧毁;而且从国际社会的范围看,新帝国发挥的国际秩序整合作用,甚至超过老帝国在其统治范围给定国际秩序的能力。

  

   在殖民帝国体系确立起来的时候,随之出现了与之相伴随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以帝国主义定义新帝国的本质特征,是 19 世纪晚期、尤其是 20 世纪以降的事情。帝国主义理念,以两个相关的政治倾向建构起来:一是对西方国家掠夺非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二是对非西方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掠夺正当性的伸张。同时,它以四个相关的概念呈现其内涵: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主要用于动员民族成员的种族、语言、经济和政治上的认同。殖民主义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向无人烟或人烟稀少地方的移民,移民者享有宗主国的地方自治权,实则是民族国家的一种扩张。当享有公民权的理念遍布世界的时候,与帝国主义相异的国际主义成分就为人们所知;由此催生了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新帝国思维,“世界公民”的政治新身份也因此浮现,世界主义的政治理念跟着显现。但竞争性的帝国体系之间,会将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殖民主义与世界主义置于帝国主义之下,并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变幻莫测局势的塑造者。“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不仅以助长列强间的仇恨挫败了走向国际主义的运动:它对弱小民族自由和生存的侵犯,也相应地激发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因为怨恨和自卫热情而鼓荡起来的民族主义相比,充溢着贪婪的敌意和以牺牲他国来扩张的民族主义,是对民族主义自然本性的更大偏离。从这个角度讲,在那些因为太远而不能吞并、内部太团结而不能臣服的弱小民族中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反倒成为一种对当地民族主义的刺激因素。” 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似乎相当悖谬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再造新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孪生理念。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与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突兀并立于国际社会。

  

   人们会注意到,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最突兀的国际现象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在借助强力追求其国家利益,因此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这使国际秩序的供给主要出自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建构也空前活跃,这些国际组织试图成为国际秩序的供给者,以取代声名狼藉的帝国主义秩序。但前者的力量型与后者的道义性相比,似乎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有着天渊之别。国际组织的脆弱性及其对康德永久和平理想的挑战,令人深思。这构成了国际秩序供给的两张鲜明不同的画面:理想主义的画面与现实主义的画面。

  

   “一战”至今,国际社会出现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一是国际联盟,二是联合国。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成立于 1920年,解散于 1946 年,“二战”前的高峰时期曾拥有 58 个成员国。国联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国联曾协助调解国际争端和处理国际问题。国联本身没有军队,依赖大国援助成为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在制裁某些国家的时候,这种依赖性就更为明显。由于国联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其国际制裁常反向影响国联会员:它的全面裁减军备规定未能付诸实现;规定采取制裁侵略者的行动之前须先经理事会全体投票而行动乏力;由于当时实力已经雄踞世界首位的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让其丧失了坚定的支持力量,国联因此无法供给有效的国际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通过国际联盟所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是残缺不全的,这个国际秩序无法完成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任务。它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束手无策,对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反应乏力,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 ( 今埃塞俄比亚 ) 的制裁半心半意,对被侵略国家的支持缺乏诚意。因此国际联盟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实际变成了维护战胜国利益的‘战后新秩序’,反而在客观上助长了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彻底破产,国际联盟也名存实亡。” 16 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在大规模的战争之后,以大型国际组织的建构防止国家间冲突的第一次尝试归于失败的记录。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建立于“二战”结束之际。“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被联合国所取代,联合国成为当代最大的主权国家之国际组织。必须首先肯定,联合国在全球治理的诸多事务上,发挥了颇为积极的作用:在国际冲突方面,联合国的维和机制具有显著的强力管控效果;在帮助弱国、小国治理灾害中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在全球气候、犯罪、贫困、疾病等问题的治理中,联合国的业绩有目共睹。但联合国的国际政治功能也受到内在限制:其一,联合国是大国联手管控国际社会问题的机构,因此注定了它对大国本身的国际行为缺少制约能力;其二,联合国是缺少国家强力的国际机构,因此只能诉诸成员国之间的同意原则,这就限定了它行使国际权力的力量感;其三,联合国的运作依赖于成员国的会费缴交,会费分摊的原则依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因此确定联合国的国家实力原则,国家间的平等就此成为一个道义原则;其四,联合国容纳了不同政体、不同发展状态、不同国籍诉求的国家,因此催生一个试图在国际社会谋求国家利益的国家纵横捭阖的政治习性,联合国内部的小帮小派就此无法克治。被期许为“国上之国”的联合国被“国中之国”即联合国内部的拉帮结派所掣肘,很难发挥联手万国以治理全球问题的作用。基于上述原因,联合国殊难成为民族国家时代行之有效的国际机构。

  

   国际联盟与联合国,一个宣告失败而退出国际舞台,一个有心无力但勉力运作,都以事实证明了有众多民族国家加入其中的国际机构,在治理国际事务与全球事务上的内在局限性——联合国并没有强有力地供给国际秩序,没有显著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基于此,联合国自身的改革变得越来越迫切,但联合国的改革谈何容易。由于联合国成员国各自的诉求相差甚大,大国旨在坐实其国际秩序,小国满心寻求发展契机,各怀心思的国家在联合国改革的宪制问题、机构设置、议程通过、实际运转诸多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会员国在一些改革问题上缺乏政治共识,导致联合国改革进展缓慢,无法满足改革支持者的诉求,使联合国的作用受到影响。但仓促上马、急于求成的改革同样会造成会员国之间的分裂,使改革欲速则不达。在改革问题上,少数大国对一些改革方案使用否决权,或众多小国‘围攻’大国以推进小国方案。”在结构上存在明显缺陷、在运作机制上陷入困境的联合国,要想发挥有效供给国际秩序的作用,实在给人蜀道之难的感觉。

  

   像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庞大的国际组织都很难有效供给国际秩序,规模较小、资源有限、作为较少的国际组织,就更是无法发挥类似的作用了。这就让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对帝国的依赖相形强化。在帝国主义理念驱动下的新型帝国,在民族国家时代展现了它不同于旧帝国的新面目:一方面,帝国之间的勾心斗角,帝国对弱小国家的支配定势,成为民族国家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状态。“对帝国主义以及作为其支柱的军国主义,寡头政治、官僚政治、保护贸易、资本集中和剧烈贸易变动的分析都显示帝国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大危险。” 帝国主义的卑劣性因此凸显出来,“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出于自私自利的卑鄙选择,它激发了国家身上从早在动物生存竞争时期残存下来的贪得无厌和占有欲。帝国主义成为一项国家政策意味着放弃了追求内在高尚品德的努力,而只有这种品德才能够保证理性战胜兽性,对人和国家都是如此”。 这样的评价代表了那些厌恶帝国主义的论者的一种基本立场。

  

另一方面,新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得以成功维持的重要条件,恰恰是民族国家自主处理国际关系的无能,国际组织提供国际秩序的低效,以及新帝国以主权国家政府的综合实力处理国际事务的有力与有效。仅从经济秩序上讲,以 194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划界,英帝国的英镑体系与美帝国的美元体系对全世界金融秩序的主导,乃是全球保障经济金融秩序的重要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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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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