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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与马克思

更新时间:2019-09-05 07:14:49
作者: 吴晓明  

   内容提要:辩证法长期以来被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致使其基本性质、特征和意义陷入晦暗之中。摆脱这种境况,需要从根本上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开展出本体论基础的研讨。本文试图就此阐明以下要点:(1)辩证法不是任何一种形式方法;形式方法只能滞留于“外部反思”的运用及其主观主义的实质之中,从而表明其自身乃是形式主义的和反辩证法的。(2)黑格尔哲学立足于绝对者主体的自我活动,这一本体论立场在复活希腊辩证法的同时,决定性地重构了方法概念,并使方法成为实体性内容的自我展开过程。(3)在彻底摧毁“思辨神学”的本体论立场时,马克思把辩证法重新建立在“实在主体”之自我活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实在主体乃是既定的、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从而将其方法论揭示为“辩证法-唯物史观-历史科学”。只有通过本体论基础的阐明,辩证法的实质和意义才突出地显示出来,并由此形成对我们学术总体的积极动力。

   关 键 词:辩证法  本体论  外部反思  实在主体  自我活动

  

   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热情普遍地高涨起来。这不仅与思想史主题上重建对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理解有关,而且尤其与阐说马克思整个思想方法的时代意义有关。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的方法也就是辩证法。但是长期以来,辩证法——首先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却很少得到真正的理解,它的根本性质、特征和意义似乎是不由自主地陷入晦暗中去了。恩格斯在1859年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书评时就看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在1872年的《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0、109页),而我们在第二国际理论家和以卢卡奇为开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可以观察到同样的情形。为了从这种晦暗不明的而且实质上往往是误入歧途的境况中摆脱出来,任何表面上的敷衍和缀补在这里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此这般的做法绝不少见,但却只不过意味着愈益浓重的晦暗而已),而必须从根本上对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加以澄清。我们正是为此而要求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开展出本体论探讨的,尽管这篇论文作为开端只能揭示其若干要点罢了。

   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直到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在本体论(ontology,或译存在论)上最一般也最基本的意义是表示:事物的自身运动,或事物自身显现出来。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来说,作为对话或交谈的辩证法意味着:在各种纷乱和对立的意见中使事物自身显露出来;因而辩证法乃是一门通过追问而使不恰当的意见自行解体的艺术,并因而是使事物自身——“由自身而来的在场者”——得以显现的艺术。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在本体论上同样意味着事物的自身运动,而这种自身运动在近代思想的背景下被把握为“客观的”进程,用我们经常使用的术语来说,事物的自身运动之所以是客观的,因为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作为逻各斯事件的辩证法对于希腊人并非一种完全由思想指引的运动,而是一种可被思想经验的事物本身的运动。虽然这听起来像是黑格尔的话,但这并不说明是一种错误的现代化,而是证明了一种历史的联系。黑格尔在我们所标志的近代思想的情况下有意采纳了希腊辩证法的范式。”(伽达默尔,1999年,第588页)伽达默尔试图表明这种历史联系对于理解辩证法来说具有关键意义:如果说问题在于理解事物进程中的“超主体的力量”(即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见或意志为转移的力量),那么希腊辩证法的范式就在某种程度上是优越的,“因为我们深深地陷入了主观主义的困境中”。(同上)

   在理解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时,这种主观主义的困境尤为突出。它最为清晰也最为紧张地表现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当这部以“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为副标题的著作对“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展开大规模的抨击时,其全部思想内容正是围绕着马克思辩证法这个枢轴来转动的:就像这部著作的主旨在于阐扬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一样,它在学术上引人注目地依循“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这一问题来制订方向,并且最终将现时代的社会-历史进程把握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辩证法——即成为历史之“同一的主体-客体”。无论这部巨著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无论它对当代的思想和学术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也无论它多么突出并且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于异化的普遍“心态”,却还是在辩证法这个根本主题上,陷入主观主义的困境之中。卢卡奇在1976年新版序言中的自我批评决没有言过其实:《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概念“实践”——它牵涉到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并因而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

   如果说这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在政治上更接近于当时在共产主义左派中流行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那么,它在哲学上的要害正在于将“实践”等同于“被赋予的”(zugerechnet)意识。(参见卢卡奇,第12-13页)以此为本体论基础的辩证法在将无产阶级看作历史之同一的主体-客体时达到了主观主义的顶点;在这个顶点上的“同一”并不比纯粹形而上学的构造更真实,也没有实现对唯心主义体系的克服,而是变成了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这种尝试意味着:第一,“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第二,革命的实践变成了“费希特主义的行动主义”。(同上,第17-18页)无论如何必须注意到:卢卡奇在这个1976年的序言中提到了“当前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提到了他1918-1930年著作的“试验性质”,并且这样写道:“由于今天对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和持久的内容和永久性的方法还极不确定,理智的诚实要求我明确说明这一点。”(卢卡奇,第1页)

   如果说在卢卡奇的辩证法阐述中其主观主义困境是昭彰显著的,那么,辩证法的理解在其他学者——一般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例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中间,情形复又如何呢?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关于辩证法的最为流行的理解方案,事实上也是长期以来始终占主导地位并且支配着关于辩证法的各种操作、想象和评价的理解方案。这种理解的核心在于:辩证法乃是一种形式方法。作为形式方法,辩证法也就是一种类似于在知性科学中盛行的所谓“科学方法论主义”的那种方法。虽说二者在原则及表述上有差别——例如辩证法强调变化的、发展的和联系的观点,但其方法论性质却是相同的:它们都表现为一系列的规律、法则、范畴和范畴联系,但所有这一切都是纯形式的,也就是说,是与内容分离的;并且正因为与内容完全分离,方法才使自身成立为方法,也就是说,它作为纯形式的方法因而才能被无限制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把辩证法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看来不仅符合现代性知识的普遍规则,而且似乎彻底摆脱了辩证法可能会陷入进去的主观主义困境(我们在卢卡奇那里看到这样的困境)。知性科学的方法即形式方法难道不是像牛顿力学的规律一样是客观的吗?与知性科学方法在性质上同一的辩证法难道因此不是同样摆脱了一切主观性的干扰并因而是客观的吗?

   且让我们首先就此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把相关的讨论和论证稍稍置后:(1)辩证法从一开始就是要批判地超出知性科学(现代性知识之基本的和主导的样式)及其方法论的,如果没有或不能达成这种超出,辩证法就没有任何理由存在。(2)把辩证法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根本不可能摆脱其主观主义困境,相反倒是更深地陷入这种困境之中,只不过形式方法的哲学幻觉沉迷于一种更加幼稚和天真的主观主义罢了。(3)因此,就本体论的基础而言,辩证法不可能是任何一种形式方法,或者反过来说也许更加明确:任何一种形式方法在根本上都是反辩证法的。上述这些要点无疑都需要在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上去加以澄清,但还是先让我们从显而易见的理解现象入手吧。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几乎完全把辩证法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了。在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地涉及梅林和普列汉诺夫,不仅因为他们代表了这批理论家的“权威”与“正统”,而且正是由于他们还较多地涉及基本的哲学问题,所以辩证法被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的性质和特征就尤为突出地表现出来。普列汉诺夫是非常经常地——还往往是满怀激情地——谈论黑格尔和辩证法,但他只是形式地谈论辩证法;并且正因为辩证法只是被形式地加以谈论,所以其所谈论的辩证法与同样被形式化了的黑格尔辩证法便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有本质的差别,它们都是形式化的“辩证”规律和形式化的范畴推理。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当普列汉诺夫在本体论上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等同起来(并归结到斯宾诺莎)时,他同时却要求把辩证法现成地置放于实质上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这种做法只有在辩证法完全被形式化理解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就像形式化的方法可以加诸任何内容之上一样,只有完全被形式化的辩证法才可能被加诸任何一种——例如费尔巴哈或斯宾诺莎的——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既然辩证法对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来说,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方法的“补充”或“附加”(无论同时给它多少颂词),那么,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辩证法的真正轻视也就从根本上得到了说明。因为这个缘故,被称为“德国党内唯一哲学通”的梅林,在把马克思学说理解为一种知性科学或经验实证科学的同时,这样写道:“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梅林,第156页)非常清楚,这样的论断同样只有在辩证法仅仅作为一种纯粹形式方法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而且我们不得不补充说,这里表现出来的乃是辩证法作为形式方法之抽象可能性的极致:辩证法不仅和关乎内容的“实际认识”全体无关,而且它作为单纯的形式还可能是真正知识的藻饰甚至障碍。这种事实上由现代性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流俗见解居然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所附和,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卢卡奇的愤慨:“如果辩证方法的这一含义弄模糊了,它就必然显得是多余的累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装饰品。甚至显得简直是阻碍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研究的障碍,是马克思主义借以强奸事实的空洞结构。”(卢卡奇,第51-52页)

   关于辩证法的这种流俗理解——亦即将之当作纯粹形式方法的理解——无疑是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历史根源的强大势力,如同命运般的汪洋大海一样,它顽固地阻碍或扭曲对辩证法的正确认识。只要读一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就知道当时的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多么差并且多么互相矛盾了:有的将之指斥为“形而上学”或“黑格尔的诡辩”,有的则在分析和演绎、唯心论和实在论的纠缠挣扎中陷入巨大的混乱中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111页)而所有这些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似乎也是他们的理论肠胃中难以真正消化的硬块,并且似乎只是在把辩证法变成单纯形式方法的时候才使这些硬块突然消失。众所周知,恩格斯一度曾写下一系列非常著名的“晚年书信”,而相关书信的核心要点无非是说:那些自认为或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的要害在于:不懂辩证法,并且因此也完全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这种批评在实质上的激烈程度可以从以下事实观察到:恩格斯为此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说法“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用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来强化这个说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1页)这一系列批评真正遗留下来的哲学问题是:唯物史观如果不同时成为辩证法的话,唯物史观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而这种“对立物”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无非是指主观主义。

单纯形式的辩证法如何更深地陷于主观主义的困境中,可以从唯物史观的原理在非辩证的处境中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这一点上得到提示。因此在这里无需再来讨论:当梅林将辩证法完全形式化并使之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相协调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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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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