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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与马克思

更新时间:2019-09-05 07:14:49
作者: 吴晓明  
为了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保有“革命的力量”,他如何以激赏的口吻来谈论“无产阶级的子弟费希特”——“他从头到脚是一个革命者”(梅林,第119、125页)。这只不过是某种主观主义的“补充”罢了,而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单纯形式的辩证法,就像一切形式方法一样,就像滞留在抽象性中的任何原则或原理一样,是在黑格尔所谓“外部反思”中生存并获得其本质的;而外部反思则从属于主观意识、主观思想,一句话,就其自身而言,它是以主观主义为实质的。

   较为简单地说来,外部反思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它从不深入于事物的特定内容之中;但它知道抽象的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并不需要太多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所谓外部反思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教条主义(哲学上更多地称之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因为教条主义或形式主义的特征从来就是不深入于特定事物的内容之中,而只是把抽象的原则粗暴地运用到——先验地强加于——任何内容之上。同样也并不需要太多的聪明就可以理解,外部反思的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乃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并且总是或多或少较为幼稚较为粗陋的主观主义。所以黑格尔把仅仅知道外部反思(而不能使之上升到思辨反思)的人叫做“门外汉”,并且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对作为主观意识之观点和机制的外部反思(“反思哲学”)开展出持续不断的批判。“黑格尔认为这种外部反思的过程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因为它任意地把给定的事物纳入一般原则之下。……他要求思想应该使自己完全进入事物的客观内容并抛弃自己的所有幻想。”(伽达默尔,1994年,第111页)正是伴随着这一批判,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便要求进展到所谓“客观思想”的阶段或领域。按黑格尔的说法,“客观思想”一词最能表明真理,而“……真理不仅应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而且应是哲学研究的绝对对象”。(黑格尔,1980年,第93页)

   即使是这样一种十分简单的讨论也能使我们初步意识到:把辩证法理解为一种形式方法从而将其规律和范畴等等作为纯形式的法则来运用是完全不正当的,就辩证法的本质来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一种单纯形式的方法、规律、原理或原则都只能在外部反思中生存,也就是说,只能对之进行外部反思的运用。而外部反思本身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反辩证法的。一定有人会问,难道把“变化”“发展”“否定之否定”等等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居然会是反辩证法的吗?是的,确实如此,只要这种运用是抽象的、外部反思的运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外部反思本身的性质如此,是因为局限于外部反思运作中的原则或规律只能是抽象形而上学的和主观主义的。就像我们在恩格斯晚年书信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如果有人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仅仅作外部反思的运用,“……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6页)不消说,如此这般的空话与真正的唯物史观决无共同之处,因为它既是主观主义的又是反辩证法的;同样不消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都最坚决地拒斥主观主义,并且都要求通过辩证法最彻底地超出那仅仅在主观意识内活动的外部反思。诚然,这一点尤其需要在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上去加以阐明。

   黑格尔时而也将外部反思称为“知性反思”,因为根据康德所作出的那个卓越区分(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外部反思是在“形式的知性”或“抽象的理智”同一平面上活动的。严格意义上的知性乃指只能产生有限规定并只能在有限规定中活动的思维,其有限性在这里意味着:(1)思维规定只是主观的,因为永远有一客观的对象与之对立;(2)各思维规定的内容是有限的并且因而彼此对立,且尤与所谓无限、真理、绝对相对立。(参见黑格尔,1980年,第93页)黑格尔主要将外部反思或知性反思归属于“旧形而上学”或“知性形而上学”,即“康德以前的那些形而上学”,因为它们最为典型地将有限的知性概念运用于对象。“但这只是对于对象的外在反思,因为用来称谓对象的规定或谓词,乃是我自己的现成的表象,只是外在地加给那对象罢了。”(黑格尔,1980年,第98页)虽说黑格尔将知性形而上学看作是“思想对客观性态度”的较早环节,虽说另一些环节——经验主义、批判哲学、直接知识等——也已被提出并得到讨论,但他深知,这种旧形而上学只是就哲学史来说才是某种过往的东西;“就其本身来说,即单纯用抽象理智的观点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却仍然一般地总是出现的。”(同上,第95页)

   这种一般地总是出现的形而上学,属于更为普泛的意识形态,它并没有由于上述另一些环节的登场而被真正扬弃;毋宁说,这些环节本身所缺乏的原则高度使它们只能在取得一些局部进展的同时停滞下来:它们无力克服旧的形而上学,相反却由于自身的停滞而在本体论的关键之点上或者返回知性形而上学,或者部分地与之保持在外部的对立中。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乃是康德哲学。这一哲学的伟大之处根本无需在此列举了;事实上,没有人比黑格尔更透彻也更精确地揭示出康德哲学的伟大之处;因为并且仅仅因为黑格尔是站在更高的立脚点上,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是站在现代形而上学或一般形而上学之最高的、不可能更高的立脚点上。(参见海德格尔,2018年a,第3-4页)因此,这个更高的立脚点一方面把康德哲学的主要成果——首先是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积极地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则正是在本体论的根基上指证康德哲学作为“主观唯心论”的主观主义。康德把认识的本质性导回到自我意识,而在这一主体的纯粹活动中,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被充分达到了,而我们知识中的普遍必然性(康德意义上的客观性)也在本质来历上被先验地建立起来了。然而,正是从黑格尔更高的观点看来,康德所谓思维的客观性却仍然只是主观的。“因为,按康德的说法,思想虽说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但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与物自体间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着。与此相反,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ansich),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黑格尔,1980年,第120页)这意味着:在康德那里,作为客观性的普遍必然性皆出于自我,正是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构成知性概念或思维范畴的特定根据;既然自我意识的统一不归属于知识以外的对象自身,所以第一,我们的知识的本质性唯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第二,我们的知识在本质上不可能通达事物自身。

   当这样的思想对德国哲学形成前所未有的积极动力并成就其伟大性时,那停滞下来的“主观唯心论”却在解释学所谓“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的某种含义上开始自行分解,并在诸多要点上返回到知性形而上学的轨道上去。而与这条轨道契合程度最为广泛的东西,就是黑格尔在《小逻辑》第52节中所说的“抽象思维”,亦即时常被呼为“理性”但实际上只是“彻头彻尾的抽象思维”。(黑格尔,1980年,第141页)这种思维方式意味着:理性除了提供简单化系统化经验所需要的“形式统一”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以此衡之于康德的哲学,其结果最终都趋向于空疏理智的形式主义:就像理论理性实际上被归结为抽象的同一性而放弃其无条件性一样,实践理性自身立法所依据的规律也只是理智的抽象同一性,“因此康德的实践理性并未超出那理论理性的最后观点——形式主义”(同上,第142、143页)。如果我们由此看到,这种停滞下来的“主观唯心论”可以在很多方面返回甚至掉过头来支持先前的形而上学(我们清楚地记得:正是康德摧毁了知性形而上学的独断论),那么,黑格尔对“反思哲学”的批判与其说特别针对着康德,毋宁说更广泛地针对着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无论它属于知性形而上学,还是属于经验主义或批判哲学。因此,例如在理论方面,黑格尔在谈到“批判哲学”把对真理的无知当成良知时说:“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为知识肤浅、性格浮薄的人最受欢迎、最易接受的也莫过于这样的学说了。”(同上,第34页)而在实践的领域,黑格尔特别批评那些“惯于运用理智的人”:他们总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裂开来以便谈论纯粹的“应当”(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谈论“应当”),“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个世界所未曾达到的”(同上,第44-45页)。

   由此可见,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真正说来乃是一场更大战役的攻坚战,而这场更大战役则针对着广义的“反思哲学”,针对着外部反思之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实质。这种情形非常突出地体现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例如,黑格尔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肯定“康德的三一体”,但依然称之为无概念的“三一体”或无生命的“图式”;这是一种确定无疑的形式主义,而这种形式主义就其“作风”而言,和旧的形而上学并无区别——两者总只是把来自通常直观或思想规定的那些宾词罗列在图式之中,并使之得到仅仅是外在的运用。但即便把对图式(或公式)的这种外在而空洞的应用叫做“构造”,这种形式主义在实质上却和任何一种形式主义没有分别。(参见黑格尔,1979年,第32-33页)因此,黑格尔在这里不再专门针对某种哲学或某位哲学家,而是突出地将形式的知性或空疏的理智归诸外在的亦即非科学的认识。与这种外在认识相适应的方法是单纯形式的:“这种方法,既然它给所有天上的和地上的东西,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形态都粘贴上普遍图式的一些规定并这样地对它们加以安排整理,那么这种方法所产生出来的就至多不过是一篇关于宇宙的有机组织的明白报道,即是说,不过是一张图表而已……”(黑格尔,1979年,第34页)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所要求的方法论变革不是要克服某种形式方法,而是力图使“科学”从一切形式方法中解放出来;由于这种形式方法的总和及实质被颇为特别地命名为“形而上学”,于是,在这里将要开展出来的乃是一般所谓“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或在几乎相同的含义上是“哲学”与“知性反思”的斗争——哲学“是与知性反思的持久战”。(转引自海德格尔,2000年,第519页)

   在这一斗争的开端处,批判哲学有一巨大的功绩,黑格尔将之称为“消极的功绩”。(参见黑格尔,1980年,第150-151页)因为批判哲学表明:知性范畴属于有限性的范围,因而在这些范畴内活动的知识不可能达到物自身——也就是说,不可能达到真理;由于知性范畴仅属于自我意识即主观的思维,所以我们的知识只可能是现象的知识,而物自身则永远滞留于知识的“彼岸”。黑格尔当然会同意:在这样的知识构造框架中,就像知性范畴无法把握理性的对象一样,知性科学或知性方法也根本无法通达物自身。但是,既然哲学即真正科学的知识乃以真理为目标,那就必须全面地并且决定性地超越整个知性知识的活动领域和基本建制,而这种超越的方法论名称就叫辩证法。如果说黑格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要求复活辩证法的话,那么,这一方法论上的超越就必须同时是本体论上的“翻转”;因为只有辩证法仍然滞留于形式方法的范围内,亦即滞留于广义的知性形而上学建制的范围内,这种本体论上的翻转才是不必要的。这里的本体论问题从根本上牵涉到哲学以及科学知识之达于真理的可能性,因而牵涉到所谓“现象”与“物自身”的关系问题。海德格尔十分精要地概括了此间的情形:“康德所持的看法是:如果或由于我们所经验的东西是现象,所以我们的认识的对象就是单纯的现象。黑格尔反过来说:如果对我们来说首先可通达的东西是现象的话,我们的真实对象恰恰就必然是超感性的东西。如果意识之对象性的现象特性被设定了,那么物自身或超感性世界的可认识性,恰恰在原则上得到了证实。”(海德格尔,2018年b,第134页)因此,在黑格尔那里,“现象”才成为基本的思辨概念,而“现象”之特殊的辩证特性就在于:现象是这样一种显现,是与它本身不同的东西——超感性的东西,即物自身——的显现,约言之,现象是物自身的现象。

很明显,现象与物自身的此等关系乃是一种辩证的勾连,或者换句话说,是现象与物自身之间的辩证法。既然局限于自我意识即主观思想内的活动与范畴只能以单纯的现象为限(我们已经看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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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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