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中，已经间接地提到了激进的政治需要是如何成为我们剧中的关键性转折点的。现在是时候作出一个转变，并探索将其引入日常生活的政治动因。激进需要的重新觉醒和表达是一个特性的人朝着成为一个个体的道路前进的中轴线。赫勒通过重新诠释马克思，同时又使她的思想超越了马克思哲学的局限性而实现了这一点。在提到马克思的人类财富概念时，她能够退回到创造这种财富的先决条件，揭示激进需要的作用和价值。

　　 这里对于马克思来说，和其他场合一样，最重要的价值范畴是财富(wealth)的范畴；与此同时，这也构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财富”范畴的使用的批判，即以物质财富来识别它。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财富的前提仅仅是以人的一切能力和感觉、每个人的自由和多方面的活动得以自由发展为基础的。作为一种价值范畴，需要不是别的，就是对这种财富的需要。(Heller 1976，38)

　　 因此，只有那些富有激进需要的人才能创造出这样的财富；否则，我们仍然只能通过操纵人们的激进需要来见证制度需要的再生产。在这种讨论中最重要的是自主性和人的尊严，因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它们没有得到满足。正是通过自觉追求和满足这些需求，人们才能开始明确地创造新的人的(和人道的)财富。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日常生活中自治胜过他治、强制让位于有说服力的论证、激进的民主政治取代了对抗性的镇压政治。(Laclau and Mouffe 2001；Mouffe 2000a；2000b)

　　 关于转变，即反抗特性，赫勒和阿多诺所分享的这一共同的哲学前提具有启发意义：“黑格尔逻辑最持久的结果就是个人对他自己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他者，与他人相联系。”(Adorno 1973，161)尽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了这一概念，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的不朽遗产揭示了个体反抗其特性的两个方面。主观上，每个人的这种他者性导致了批判性意识中使思想转向“超越界限”的反思性时刻。(Heller 1976，95)作为最近达到的自我意识，这种内在的他者性意味着与自己的特性的断裂，从而也意味着与政权对一个人的主体性的内在化的控制的断裂。个体反抗的第二个方面是引导特性的人远离他的主观性，并倾向于对他与他人的关系进行沉思。个人需要的是认可，这需要与同一个实体产生社会联系，而不是同那种要求得到他的承认，却不向他提供任何承认的实体产生联系。正如赫勒所说的那样：

　　 人的需要的最高目标是他人。换句话说：人成为他人需要的最高目标的衡量标准，决定了人类需要的人道化程度。(Heller 1976，41)

　　 因此，随着对特性的自我采取批判的立场，我们的主人公开始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消除自身主体性的物化和异化。在这个过程中，反启蒙的影响也逐渐被克服。

　　 此刻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面前存在着一个政治星从的两个对立方面——从激进政治需要产生的解放力量，以及试图控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其消除的对需要的专政。这些相互矛盾的力量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代表了人的愿望与他们所创造和再生产的政治制度的冲突。日常生活的制度化是现代性的一种现象，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社会没有表现出某种类型的制度化。每一种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制度都是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外化，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然而，反对新的、进步的——或仅仅是不同的——政治生活的外化来更好地反映人的激进政治需要的制度的那种物化，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这方面，反抗并不是一种对所有限制的盲目反抗，而是对限制的物化的一种激昂的而又合理的挑战。事实上，某些政治和道德上的限制是政治运作所必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这些限制太重要了，不能改变就认为关于这些限制的争论应该被阻止或消除。有了这个说法，这两个对立双方的冲突需要得到解决；这是剧中的高潮时刻，在这个时刻主人公在舞台上完全出现——然而，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讶(也许不感到惊讶)的是他或她一直都在那里。

　　 五、作为反抗的个体

　　 反抗的先决条件和开端已经显现，但特性的人如何以及为何要经历这种转变，尚未得到阐述。简而言之，根据赫勒的观点，个体是“自觉地以他自己的生活为目标的人，因为他是自觉的类的存在”(Heller 1984a，17)。这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在个体的批判性自我意识与作为整个人类成员的自我意识之间起调解作用。因此，他不仅开始重估自己的激进需要，而且重估人类的激进需要。通过这一开始就已经打破了物化的日常生活束缚的沉思，个体意识到这种超越社会禁止的和划定的思想范围的行为对于“自己”来说是好的——对其他人可能是有益的。

　　 由于这个描述是在同样的程度上(即便不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讨论激进的需要和批判的理性，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理性和合理性在布达佩斯学派的哲学中并没有起到过大的作用。赫勒和她的同事们并没有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理性的祭坛上，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给反抗现象注入新的活力，并激发出激进的民主政治。激进需要意味着欲望和政治激情的积极力量。但是，由于我们关心的是避免在这一反抗过程中极端激情的过分行为，因此，批判理性在特性的人向个体的进步过程中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胜利和破坏性的过度行为的历史实例告诉我们，批判理性在激进需要所唤起的激情和所反抗的制度/人们之间起调解作用。作为激进的然而是道德的参与和责任精神的一部分，批判理性引导政治热情，拒绝在与之抗争的过程中创造人类苦难。

　　 正是这种痛苦的概念，以及它与激进需要的联系，使特性的人转变为个体。马克思指出：

　　 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Marx 1978，116)(14)

　　 如上所述，激情确实会感动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由理解自己的激进需要而产生的激情受到操纵和忽视。由于认识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合谋而产生的愤慨也使这种激情更加强烈。一般来说，个体的痛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匮乏，而个体已经开始明白，这种匮乏不能在他的特定政治环境中得到纠正。就个体而言，匮乏的经历最能够被描述为阿多诺所谓的焦虑(angst)。尽管赫勒对这种经历的描述不像阿多诺那样简洁，但她似乎也在探讨同样的现象。(Heller 1976，48，93)与一种对焦虑的更为基本的描述相反，它声称这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态度(Heidegger 1996，172)，阿多诺将焦虑描述为“系统化社会的幽闭恐惧症”(Adorno 1973，24)。换句话说，它是人们逐渐意识到制度对他或她的日常生活的控制而产生的焦虑和不满——根据自身(而非个人的)需要而同时限定和再生产主体性的力量。此外，这种焦虑的经历标志着我们戏剧的高潮开始了。正是在这个时刻，不愉快的意识从他的教条式的梦想中唤醒了我们的主人公。

　　 不愉快的意识只是一个人自己的意识——它分裂成两个对立的方面，即物化的意识和一个新兴的批判性自我意识。它也预示着这个人的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决定。一方面，如果一个人选择公开反抗，他将面对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可能的愤怒，以及他的那些还没有摆脱其特性的同伴的蔑视和怨恨；另一方面，在进行这种反抗时，他通过将其作为自己的价值，并将他的反抗作为给他人带来生命的丰富可能性的象征，而迈出了实现其自主性与人道尊严的第一步。显而易见的是，仅仅因为一个处于暴虐状态下的人对他们的生存和政治状况有了批判的观点，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事情会改变。批判性地思考是不够的；没有行动，我们只是以各种方式来解释世界。尽管如此，恐惧的经历和激进需要的激增使他们获得了解放的动力，这有助于使个人选择摆脱物化的日常生活的惯性。这种反抗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源于一个观点，即自己的反抗不仅仅是自我中心的；它也是一项道德承诺，它向那些否定人的自主和人格尊严的人宣称“我反抗-故我们存在”(Camus1991，22)。反抗的个体有义务承担这一责任，因为“暗含于‘同情我的遭遇’要求之中的是这样的预设，即引起我的痛苦的原因可能也成为你的痛苦的原因”(Heller 1984a，10)。

　　 因此，通过投身反抗，个体确信，同体制或社会相比，他自己更能让他成为人。特性的人本来可以选择不做任何与这些新发现有关的事情；毕竟，前面讨论的特性的一种形式描述了一个人如何选择作为一个特性的人进行“自我保护”的原因。选择解放意味着一个人选择了一场很可能会以非常不利的方式结束的斗争；然而，道德和政治的反抗继续蓬勃发展。随着个性的出现，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公民的勇气。

　　 六、成为一个个体——否则，没有时间可浪费了

　　 阿多诺写道，“时间已到的想法没有时间可浪费了”(Adorno 1973，96)。从赫勒和布达佩斯学派的著作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这种观点，因为他们使反抗过程和成为自主的、有意义的个体理论化了。赫勒认为，“个性是一种发展；它是个体的生成……但无论个性或它的理想模式在特定时代采取什么具体的形式，个性永远不是完成了的，而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Heller 1984a，15)。因此，赫勒将成为个人描述成一个历史的偶然事件，它阐释了人与他的或她的社会之间真正的政治矛盾。此外，“现实中的矛盾是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且在选择反抗他的状况时，个人自主地选择了自己(Adorno1973，145)。当赫勒写到这种“自我选择”时，她不仅仅是在重复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尽管人们能够在赫勒和萨特之间找到相似之处，但赫勒的哲学绝对超越了萨特的主观主义的存在主义。赫勒在关注个体的同时，也同样关注主体反抗的外化，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象征性的道德和政治角色。在这方面，她认为：

　　 如果人有一天会在社会地克服异化的过程中取得成功，以便使日常生活中的主体非异化的关系最终成为典型的，那么，以创造一个与人相称的日常生活为目的的主体反抗异化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Heller 1984a，258)

　　 因此，个人反抗无论对他的生活多么有利，总是被视为比个体重要。

　　 对迄今为止关于反抗和解放的争论可以进行批评。也许最糟糕的是，这种反抗和“成为个体”的人是天生的精英，而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正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所理解的那样，经常“获得自我意识”一直是知识分子的事情。除了那些有办法在别致的咖啡馆里休息的相对富裕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谁有时间去阅读和思考?然而，在既没有忽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也没有高估他们的重要性的前提下，到目前为止，反抗的例子不应该被认为只可能发生在布达佩斯或巴黎那些一边喝着无底的双层浓缩咖啡，一边读着黑格尔的《现象学》的人身上。通过植根于对自我意识到自身无法实现自主和人的尊严而产生的焦虑经历而进行的反抗，成为个体的计划对任何人才都是可能的。因此，主观反抗努力实现的有意义的生活“原则上是民主的……是由人有意识地选择并按照他们的设计而塑造的”(Heller 1984a，268)。

　　 但主体的反抗，即使原则上是民主的，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是不够的。正如赫勒所言，有更多的东西是必要的：

那些今天过着有意义的生活的个体自觉选择和接受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异化在其中成为过去的社会：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获得使他能够过上有意义生活的“天赋”的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