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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卢卡奇早期思想发展及其思想史效应:100年后的重访

更新时间:2019-09-05 06:55:45
作者: 张亮  
并开始涉猎西方现代文学前沿,从而在观念上超出了匈牙利的中欧性,站在了“当时极其先锋的西方立场上”[7]30。从那时候起,卢卡奇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路。不过,卢卡奇很清楚自己并不适合文学创作,因而他将思考、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放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方面,系统阅读了莱辛、席勒以降德国十八九世纪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1906年至1907年,他怀着19世纪初德国浪漫派的理想——“文学史家实际上能够对事件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7]37第一次来到德国游学,受到西美尔、狄尔泰、韦伯这三位德国思想界领袖人物的重要影响。在西美尔看来,艺术不仅是理解现代性的钥匙,也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现实途径。这种审美现代性思想为当时的卢卡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支撑,从而激励卢卡奇沿着既有的道路继续前行。狄尔泰的诗学理论让卢卡奇认识到,不同的文学形态、艺术形态是对生命的不同体验,或者说是人通过体验对超越性的生命的不同理解形式,它们之间具有历史的联系。这样,狄尔泰既为西美尔的审美现代性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也映衬出了后者的浅薄。相对更晚一些时候,卢卡奇转向韦伯,按照韦伯的类型学方法建构形式(艺术)的类型学,并超越审美,努力探索让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依据[7]37-38。正是这种对本体论层面的依据的思考、追求,后来不断推动卢卡奇从新康德主义走向新黑格尔主义、从形式走向历史。

   卢卡奇在文学批评阶段的理论成果有两部。一部是卢卡奇游学柏林期间完成的《现代戏剧发展史》。1909年,卢卡奇以该书的前两章获得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11年底修订出版了该书的匈牙利文版(德文全译本直到1981年方才出版)。另外一部是卢卡奇先于1910年出版匈牙利文版、后于1911年底出版德文版的论说文集《心灵与形式》。虽然这两部著作的主题和形式存在显著差别,但世界观架构却是一致的。第一,生命是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根本来源。生命是当时德语思想界非常流行的一个术语。像康德的物自体一样,生命虽然无法证明其存在,却是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根本来源。生命之所以是生命而不是精神,就在于它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把握的,而只能通过人的心灵去体验。第二,作为被体验到的生命,心灵是决定人应当如何的命运或本质。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卢卡奇追问“什么最纯粹地象征了人物的整个生活”?他的结论是,“戏剧是意志的诗艺,因为人物的整个本质都只能在其意志及其由这种意志所产生的行为中得到直接的呈现”[8]。第三,心灵是混沌未分的,它召唤形式来表现自己。在《心灵与形式》中,卢卡奇说:“什么是姿态的生活价值?或者换一种方式来问,在生活中,形式的价值,形式之创造生活、强化生活的价值是什么?姿态是对一种并不含混的事物的运动的清晰表达。如果说形式是表达生活中之绝对者的唯一方式,那么,姿态就是那自身完美中的唯一事物,就是那唯一的现实,它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可能性。”[9]56-57对于当时的卢卡奇来说,形式主要是指文学艺术,也就是说,他赋予文学艺术以世界观的功能。第四,心灵生活的二元性导致了形式的二元性,批评家的存在因此变得必要和重要。在卢卡奇看来,心灵生活有两种,一种体验到的是永恒性和普遍性,另一种体验到的是过程中的当下性,这种二元性导致了形式的二元性,即表象和意义的分离或对立。对于文学艺术的一般受众而言,形式的二元性是令人困惑的,于是,批评家就作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应运而生了[9]31-32。卢卡奇相信,文学批评非常重要,因为批评家通过文学批评向读者(人民)传递了关于生命的真理,从而能够发挥改变个人和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

   (二)1911年至1916年的哲学反思阶段

   1911年4月,卢卡奇踌躇满志地前往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待现实进程按照他的构想逐次实现。然而,他等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坏消息:5月4日,布达佩斯大学拒绝了他的教职申请,理由是无法理解他提交的代表作《心灵与形式》;5月18日,他的初恋女友伊尔玛·塞德勒自杀,而卢卡奇认为自己应当为此承担部分责任;紧接着,他创办仅2期的《精神》杂志也被迫中止;10月,他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波佩尔·列奥因病去世。生活中的挫折让卢卡奇不得不怀疑人生,开始反思自己那种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观。8月,他开始创作《论精神的贫困》,“试图从道德层面清算对伊尔玛之死应负的责任”。随着这种反思的展开,早期卢卡奇的文学批评阶段也就自然终结了。最终,在恩斯特·布洛赫“决定性”的影响下,卢卡奇转向哲学,开始探索“哲学的愿景”[7]151。1912年5月,卢卡奇迁居海德堡,努力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获得一个教职。当时的海德堡群星璀璨,是可以和柏林相抗衡的另一个思想中心[10]。因病休养的马克斯·韦伯以自己的家为基地构建了一个韦伯圈子,成为海德堡文化名人的社交中心。卢卡奇成功进入韦伯圈子并赢得韦伯的欣赏,从而在海德堡的思想界立住脚,逐步融入海德堡思想界的主流,成为其中一个受人关注的新星。

   卢卡奇在1911年至1916年间的哲学反思只有一个主题:“艺术作品存在——但它们何以可能?”[7]152在《心灵与形式》中,卢卡奇基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把形式、艺术作品理解为被体验到的生命或生命的客观化。这种理解方式能够解释个别艺术作品的存在,但无法为作为整体的艺术作品的存在提供本体论证明。在海德堡学派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的影响下,1912年至1914年间,卢卡奇力图用康德哲学为狄尔泰生命哲学补充本体论基础,建构出一个艺术哲学体系,最终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海德堡艺术哲学》手稿。1913年9月,卢卡奇在意大利遭遇俄国流亡革命者叶连娜·格拉本科。在别人看来,格拉本科是从事恐怖活动的革命分子,而卢卡奇则在她身上发现了道德和基于牺牲的行动这两种他本人乃至整个西方都缺乏的品质,认为她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英雄和英雄主义的现实化身。于是,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与西方相对的东方、俄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4年5月,卢卡奇毅然与格拉本科结婚。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卢卡奇本人对战争持冷淡甚至厌恶的态度,但以韦伯为代表的海德堡思想界主流却以英雄主义为由狂热支持战争。这促使卢卡奇思考什么是英雄和英雄主义,进而停止《海德堡艺术哲学》的创作,决定写一部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相当庞大,1914年至1915年冬季,卢卡奇只完成了该计划的导论部分即《小说理论》。1915年10月至1916年6月,卢卡奇被征召回布达佩斯服预备役,期间参与组织了具有秘密社会性质的“星期日小组”,开始涉猎政治活动。1916年7月,卢卡奇结束预备役,返回海德堡,在韦伯的帮助下,《小说理论》在《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杂志上发表。早期卢卡奇的哲学反思由此告一段落。

   无论是从卢卡奇个人的意图上讲,还是从同时代人的评价上看,《小说理论》都属于新康德主义哲学传统。在哲学立场上,卢卡奇认同海德堡学派的基本主张,肯定历史科学中存在先验的永恒价值,这种永恒价值内在决定了历史科学的形式变迁。“尽管世界与自我,星光与火焰显然彼此不太相同,但却不会永远地形同路人,因为火焰是所有星光的心灵,而所有的火焰也都披上了星光的霓裳。”[3]4《小说理论》的显性意图就是要将海德堡学派的基本主张推进到后者一向不关注的艺术、美学领域,建构出海德堡学派的美学理论。在方法论上,卢卡奇自觉把韦伯在社会学研究中创立的理想型观点运用于小说研究,创造性地建构出了一套小说形式的类型学,这无疑是韦伯方法论的一个新胜利。韦伯大力推荐《小说理论》发表的原因就在于此。不过,当我们把《小说理论》与《历史与阶级意识》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小说理论》时期的卢卡奇确实已经出现了向新黑格尔主义转变的显著迹象。首先,卢卡奇不再满足于海德堡学派那种应然(绝对价值)与实然(价值现实)的抽象对立,从黑格尔那里引入美学范畴的历史化观念,要求发掘出艺术形式所从属的“历史哲学的辩证法”[3]15。其次,卢卡奇不再满足于新康德主义对抽象的先验本质的推崇,像黑格尔那样肯定“国家也是一种权力”,并认为虽然这种现实的权力会带来难以处理的问题,但“我们至少还有伦理的处理方法”[3]188-189。最后,卢卡奇不再痴痴等待绝对的秩序自动实现正义,而开始像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开始寻找经验的主体。在他看来,第二伦理(心灵的诫命、先验的秩序)应当决定第一伦理(经验主体的伦理观念),但两者也会出现矛盾,“当心灵不再被指引向它自身而是被指引向人性的时候,先验的秩序中就总是包含典型的辩证复杂性,这是与政治家和革命者有关的情形。为了拯救心灵,心灵必须被牺牲。人必须从神秘的伦理中走出来,成为残酷的讲求实际的政客,必须去侵犯那绝对的戒律”[3]190-191。也就是说,随着历史性、现实性和经验主体这三种异质性观念的出现,早期卢卡奇思想中已经出现了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新逻辑,②抛弃新康德主义的理想主义世界观转向新黑格尔主义就成为一件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了。

   (三)1916年至1918年的伦理反思阶段

   1916年7月重返海德堡后,卢卡奇继续为自己的教职而努力。他再次启动美学体系建构计划,留下一部同样未完成的《海德堡美学》(手稿)。与《海德堡艺术哲学》相比,《海德堡美学》已经彻底抛弃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与海德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保持高度一致。1917年底1918年初,《海德堡美学》第三章的部分内容《美学中的主客体关系》在备受推崇的学院哲学杂志《逻各斯》第7卷第1期上发表,这意味着卢卡奇离自己的教职理想更近一步了。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就在此前的1917年11月7日,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那天,卢卡奇把自己的全部手稿和书信都保存到了一家银行里。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意味着卢卡奇打算暂别海德堡返回布达佩斯,但实际上意味着卢卡奇思想内部已经发生剧变,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现实主义逻辑、伦理行动的逻辑开始占据上风。此后一年间,已经返回布达佩斯的卢卡奇基本停止了学术研究,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组织、参与具有政治意味的社团活动,成为匈牙利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文化名人。最终,1918年12月初,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参加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匈牙利共产党。这一切的发生其实都源于卢卡奇当时颇为艰难的伦理反思。晚年卢卡奇回忆道:“不仅因为我平生第一次必须做意识形态决断,从而改变自己的全部生活,而且因为新的意识形态替代选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最重要的是,伦理(生活指南)不再仅仅是一种不做有罪之事的禁令,而意味着一种实际的动态平衡行动:有些当其自行其是时看起来有罪的事情其实恰恰是正确行动之不可避免的部分,相反,(被认为普遍有效的)伦理限制有时可能成为正确行动的障碍。普遍的伦理原则VS特定行动的实际需求,两者并不是简单对立的。”[7]156不管这种伦理反思有多艰难,但其结果是明晰无误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已经从理论转向行动,成为一名力图以革命的行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现实地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早期卢卡奇的多重思想史效应

  

对于卢卡奇丰富而又复杂的早期思想历程,我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一种是卢卡奇本人的主观视角。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就会像晚年卢卡奇一样,认为这是一个存在必然性的线性进化过程:旧的思想不断被新的思想超越、取代,卢卡奇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此前经历的所有发展阶段都像建筑完成之后的脚手架那样,成为可以舍弃的多余之物。另外一种视角是思想史的客观视角。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就会发现:第一,早期卢卡奇的核心理论关切是如何理解、批判、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化危机,这实际上是20世纪初德语思想界最具时代性的核心问题;第二,早期卢卡奇和当时德语思想界的众多思想流派、思想家存在交集、互动,这些多样化的思想在其不同阶段的著作中得到部分保留、体现乃至发展;第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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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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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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