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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规范正义

更新时间:2019-09-04 07:38:07
作者: 林育川  
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379页)由于马克思的正义观被概括为“与生产方式相一致的,就是正义的”,伍德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判定剥削是正义的,因为剥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

   但是,伍德的论证显然缺乏说服力,原因如下:第一,伍德在此犯了一个混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错误。当马克思说剥削是符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而是正义的,他是在做一个事实判断,至于马克思是否在价值判断上将剥削视为正义,我们无法直接从马克思的事实判断中推出来。伍德从马克思的事实判断中直接推出马克思没有谴责资本主义社会为不正义,从而得出马克思认同资本主义正义观的结论。第二,资产阶级的正义观显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观念意识形式,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不可能认同或者接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然就很难解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的批评。另外,剥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因而是正义的这一提法有两层意思:第一,剥削来自于或者决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适应的涵义);第二,剥削由于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而成为正义的。为什么来自于或者决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东西就是正义的?答案自然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符合正义的。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理所当然是正义的或者永远是正义的,他既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合理性,也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即将其视为必然趋向于灭亡的有缺陷的制度,并致力于变革这种生产方式。因此,即便把剥削或者其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正义性追溯到其生产方式本身的正义性也无济于事。第二,当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交易制度或者分配制度是正义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是这种制度符合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者说他关注的与其说是表达他自己对于资产阶级正义观的价值判断,不如说是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观念意识形式决定于经济基础的原理。所以,“与生产方式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并非马克思所持的正义观,资产阶级的正义观也不是他在价值维度上认同的正义观。

   误解之二,是错认了马克思借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观念。与伍德不同,布坎南(Allen Buchanan)认为马克思的确有一个谴责资本主义不正义的维度,他将其称为马克思的“内在批判”视角:“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有时也的确把资本主义的正义概念和权利概念反过来批判资本主义自身,这我称之为马克思的内在批判”。(布坎南,第96-97页)然而,布坎南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是资本主义的正义概念,其原因在于布坎南武断地把自由和平等均视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流行的正义观念和更为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都非常强调自由和平等的地位。通过把视角限定在劳动工资的交易本身,那些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迷惑的人就能支持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并证明这种劳资关系是合法的,而最后整个社会关系也是建立在这种理念之上”。(布坎南,第70页)很难想象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或者价值观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按照这样的理解,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超越了正义、平等乃至自由等价值的社会,那么根本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式,或者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理念或价值观。

   实际上,不仅存在不同于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平等和正义观念,而且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就有一个基于社会主义正义观(或者其他价值观)的视角。伍德不认同这种视角的合法性:“有人可能认为,通过运用一些与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正义或权利标准,资本主义是可以被斥责为不正义的。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可以受到这种方式的谴责,然而,由于任何这样的标准都根本无法合理地适用于资本主义……试图把后资本主义的法权标准(无论你怎样理解它们)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这只能从某种作为永恒法权结构——凭借这种永恒结构,人们可以衡量当前事务并发现其诉求——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视角才能推导出来。”(伍德,第27页)然而,伍德在此似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与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截然分割开了,完全否定了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可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而逐渐产生出来。塞耶斯(Sean Sayers)也反对伍德的这一论断:“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伍德所说的那样,完全外在和迥异于资本主义,相反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和本质的联系。”(转引自韦尔、尼尔森编,第79页)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在阐释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曾谈到这一点:“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这就是说,与经济基础的变更同时出现的还有人们对于生产力与经济基础之间冲突的意识以及试图克服这种冲突的意识。所以,在无产阶级提出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措施(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十条措施)的同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缺陷的社会主义观念(如《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这些社会主义观念(自由、平等和正义等观念)当然可以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

   另外,胡萨米(Ziyad Husami)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式的另一种可能性:观念意识形式不仅决定于生产方式,而且决定于阶级利益,无产阶级能够立足于自身的阶级利益,洞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发展出谴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不合理制度的社会主义正义观念。胡萨米还指出马克思本人并不排斥运用社会主义的正义观去谴责资本主义,他举例证明了马克思曾立足于共产主义社会来批评阶级社会中土地私有权是荒谬的:“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胡萨米,第48页)接受这样一个批判视角,我们就能够合理地把马克思对剥削的批判视为基于社会主义正义观对资本主义不正义的谴责。

   从以上分析来看,马克思是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理解资产阶级正义观和社会主义正义观的。首先,尽管他承认资产阶级正义观的历史合理性(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他并没有在价值层面上认同或者接受这种正义观;其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确有一个基于社会主义正义观的视角,但他总是担心社会主义的正义论者不恰当地夸大正义理论的社会解释和批判功能;最后,马克思没有提出自己的正义理论,这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否定了正义理论具有根本性的社会解释和批判功能。

  

   三、马克思主义规范正义理论的重构:必要性及可能路径

  

   也许是基于对永恒正义的拒斥以及对正义观念之社会解释和批判功能的质疑,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自己的正义观。当然,我们也发现晚年的恩格斯在批判经济决定论时多次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目前人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低估了正义观念的社会解释和批判功能;而这种低估源于马克思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性事实,高估了无产阶级激进的暴力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以及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

   如果这种判断属实,在财富分配仍然存在严重不平等的当代世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就显得非常必要和急迫。不过,这种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不应该是伍德所言的被动地适应于特定的生产方式的描述性正义,也不是普世的和永恒的规范正义理论,如杰弗里·雷曼(J.H.Reimay)所言的“一种说明在所有人类社会中什么是真正正义的或者不正义的理论”(转引自胡萨米,第376页),而是适用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当长历史阶段的规范正义理论。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规范正义观的重构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汲取思想资源:其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正义观;其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规范性价值观,包括其规范的自由观、平等观或者人性观等等内容;其三是包括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内的西方左翼正义理论。只有将以上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进行重构,才能呈现出一种具有社会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当然,这种重构工作也会是异常艰难的:首先必须时刻警惕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解读是否存在过度诠释乃至误读,其次必须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与当代西方左翼正义论者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时存在问题意识和解决思路上的异质性。

   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正义观而言,学界争议颇多。在胡萨米对伍德的回应中,他把《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分别视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配正义原则。其中,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原则包括:“(1)平等权利或者待遇平等的形式原则;(2)依据劳动贡献的比例而获得报酬的实质原则。”(胡萨米,第55页)不过,在不少学者的心目中,《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反对拉萨尔的分配正义理论的经典文本,他们对那种认为马克思在该文本中表达了自己的正义观的理解很不以为然,因为马克思本人就在文中明确指出,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是根本错误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6页)然而,如果我们退一步,不再把社会改造的重点放在分配上面,不再把分配看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而是把分配正义作为生产方式变革的辅助性工具,那么马克思还会坚决反对公平的分配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马克思在文中把平等分配视为资产阶级法权并且揭示了平等权利本身的缺陷,但他也承认这种弊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承认它是有历史合理性的。这表明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默认平等分配作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正义原则。当然,马克思也认同在公平分配原则之前,需要优先支付用于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等的后备基金或者保险基金,优先支付满足公共需要的支出(如教育和保健设施),优先补偿丧失劳动能力者,等等。至于共产主义阶段的按需分配,马克思的原意是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成员将共享社会财富,他们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可以直接从社会总产品中获取,分配正义将被超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种不够发展的(或者初级的)按需分配也是契合于马克思对于分配正义的思考的。在笔者看来,初级的按需分配就是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中优先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即维持生存、接受基础教育、获得基本医疗保障等方面需要。这种初级的按需分配又是与马克思所接受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原则相一致的。行文至此,一种优先满足基本需要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跃然纸上。有趣的是,马克思是在极其尖锐地批判分配正义的过程中泄露了他认同某种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秘密”,这一点恰恰反映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无法彻底地拒斥分配正义,因为分配正义即便是附属性的、存在弊端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也有学者致力于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挖掘可用于建构其正义理论的规范性价值。佩弗(R.G.Peffer)认为马克思的文本中有一个规范性的道德视角,这个规范的道德视角是建立在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之上的。(参见佩弗,第3页)不过,他认为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在三种价值之中是最基础的,并且是一种非道德的善,可以在其基础上重构马克思的积极自由观,进而建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在佩弗看来,从一种非道德的善出发建构的马克思正义理论可以削弱甚至避开来自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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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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