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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小瑜:香港本土主义的异化及其因应

更新时间:2019-09-04 07:05:55
作者: 白小瑜  
但认为这种强调不能违背人权、正义、多样性等“普世原则”。然而,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这种论述对普通民众而言显得苍白无力。于是在“自由行”、新移民福利、走私水货、“双非婴儿”、非法入境等问题上,左翼本土主义的话语权式微,而右翼本土主义的论述则取得明显优势。

   右翼本土主义的快速兴起,在于迎合了香港普通民众民粹主义的需求。自2003年开放“自由行”以来,香港和祖国内地之间交流日益密切,内地访港旅客数量节节攀升,到了2010年左右,香港在奶粉、医院床位、“双非婴儿”派生的学位方面逐渐显现资源供给不足的迹象。“资源挤占”话题开始在大众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一些激进右翼人士利用民粹主义动员策略,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盲目排斥内地旅客,一度出现了讽刺、骚扰、围攻内地同胞和新移民的“蝗虫歌”表演,甚至还兴起了诸如“光复屯门”、“光复上水”等以反水货客为宗旨的“光复行动”。这类从民粹主义角度提出的“香港人优先”的要求很快在香港一些基层民众中引起反响。

   香港和内地之间交流引起的文化碰撞也为香港右翼本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港铁进食”、“小童便溺”等事件带来的文明教养骂战,“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教育政策引发的广东话地位问题,以及简体字和繁体字孰优孰劣问题,都被炒作为所谓威胁香港“核心价值”的重大社会议题。中资企业的进驻、香港高校中内地研究生学位的扩充等被视为“中共对香港文化的清洗与殖民”。忧虑被内地的体制、习惯、观念和意识形态所同化,是各种香港本土意识和“本土运动”的最大公约数。一旦有这种联想,就连主张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的香港左翼本土主义也会加入到对“中国因素”的讨伐中来,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科事件、2013年免费电视发牌事件,以及反对新界东北发展等事件均显示出这种倾向。由此,香港右翼本土主义的文化排外(严格意义上是排内——排斥祖国内地)倾向逐步取代了香港左翼本土主义重写殖民历史的非排他的多元文化立场。

   除了经济文化上的激进外,香港右翼本土主义的“勇武抗争”路线也对传统“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方式提出挑战。右翼本土主义者认为,过去抗争难有寸进,是因为方式不够激烈。从“合法性”来看,“面对恃势凌人而不可理喻的暴政和强权,人民有动武之权”;(12)从语词美学来看,“勇武”不是“暴力”,不是“非理性”,而是面对强权坚持正义。香港右翼本土主义在论述上始终带着高度情绪性,常使用煽动性的动词,如“区隔”、“对立”、“拒绝”、“赶走”、“光复”;实际行动上,抗争日益暴力化,如冲击立法会、“旺角暴乱”等事件不断展演。其对香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提高了香港普通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

   香港右翼本土的言论和行动均带有一种所谓的“革命激情”,在香港社会尤其是在年轻人中产生巨大反响。虽然其无论是行动还是修辞都异常粗暴,但好就好在“简单”:它不用特别高深的术语,仅仅靠“本土利益”(哪怕是一种短视的利益)就能吸引住一批香港普通民众。正是因为它传递出来的信息简单易懂,因此获得了普及。香港社会内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不正确的)共识,本土就是右翼本土。香港右翼本土主义通过将问题简化,再挑起不同人群的对立,从而进行社会运动扩张,达到骑劫“本土”的目的。最后的结果是,本土派的左翼前辈被排除于本土派之外,甚至被讥讽为“左胶”;(13)而建制派想要正本清源重夺本土话语权也是无功而返。

   (二)香港本土主义日益政治化,激进分离主义冒起

   除了上述右翼民粹化的表现外,香港本土主义更令人担忧的是,它日益突破“一国”的框架,人为制造“族群矛盾”,并谋求所谓的“自决”和“独立”。

   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国民身份认同与地方身份认同因处于不同层级往往难以发生冲突。但这一点在香港激进本土派身上却得不到印证。“香港人”与“中国人”成了一对非此即彼的选项。“我是香港人,晤系中国人”、“中国人滚回中国去”等口号在香港激进本土派那里层出不穷。

   为了一劳永逸地与祖国内地及“中国人”划清界限,一些香港激进本土主义者不惜挪用斯大林的民族论观点和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人为炮制出“香港民族”。斯大林提出民族具有四要素:1)有统一的语言;2)有清楚定义的地理范围;3)有共同的经济生活;4)有处于同一文化基础上的稳定的共同心理特征。在香港激进本土主义者看来,广东话辅以英文满足了条件1;地理范围上有海洋和深圳为界乃为条件2;经济上有以普通法运行的利伯维尔场主义,独立的货币和与祖国内地南辕北辙的商业文化,此乃条件3;“逃港潮”构建了香港的民族神话(national myth),香港居民的共同心理特征就是远离被共产党主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此乃条件4。由此,“香港人,其实是一个民族”。(14)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民间矛盾演变为“族群矛盾”,中央政府对特区的管治成了外来力量的“殖民统治”。更恶劣的是,通过诉诸民族国家和殖民地自决理论,香港激进本土派要求享有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

   按照香港激进本土派的逻辑推理,既然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认同不同、族群认同不同,那么政治认同上也可以不认同中国。这种不认同的发生过程经历了一种不易觉察的转折。即是将许多香港居民的“反共”心态转变为“抗中”,将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捆绑而否弃。以香港居民“纪念”多年的“六四事件”为例,2013年筹备维园烛光晚会时,香港支联会提出的最初口号为“爱国爱民、香港精神”,而一些极端本土派则叫嚣“不做中国人、发扬本土精神”与之叫板,最终,“爱国爱民”口号被摒弃。而此后,香港激进本土派年年呼吁放弃纪念“六四事件”,因为“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这类本土派在组织形态上日益政党化。2014年2月,主张“香港独立、重回英联邦”的“香港独立党”出现;2015年,主张香港“民族自决”的“本土民主前线”问世;2016年3月“香港民族党”成立;等等。尽管每个组织的规模不大(几人到几十人),但因其标新立异的口号和行动,受到的社会关注(尤其是传媒报道)却不少,影响恶劣。这类激进本土派如今已经堂而皇之地高呼“自决”、“独立”。以“本土”为名,行分裂之实。它们的出现是香港本土主义异化的极端表现。根据其对香港前景的描绘,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城邦自治派”:因陈云的《香港城邦论》(15)而得名,主张在“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大前提下,享有自治权利,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特区政府的政策必须以本土利益和需要为依归,并保留中华传统文化,成立“华夏邦联”、“中华联邦”。然而,“城邦论”后来衍生出的“香港自治运动”派系走得更远,以保留港英政府统治时期的香港传统文化为号召,使用从港英政府统治时期之香港旗改动的“龙狮香港旗”。

   “全民制宪派”:要求由香港居民修改香港“基本法”甚至重新订立香港的“宪法”(16),以保障香港居民的权益。如热血公民所谓的“永续基本法”主张就是这种情况。

   “自决派”:分为民族自决和民主自决。“民族自决论”认为香港居民事实上已经构成一个香港民族(如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派出版了《香港民族论》),按照“全世界各大小民族,皆可自行决定自己归属的政府体制、执政政党组织、政治环境与命运等。而这些决定不得为他国或其他政权决定”的说法,则香港居民毋需理会祖国内地和中央政府的反应,享有自决权。“民主自决论”则认为,追求民主是人民的一种权利,无须借助什么香港民族新论,香港居民就能争取政治自决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革新保港派”也属于民主自决这一流派。该派人士号称要建构“独立建国路线”以外的本土论述,提出“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续自治”(17)。2016年4月他们又发表了《香港前途决议文》宣言,就香港前途提出四点主张,包括:1)香港我城,自治传承;2)香港人民,内部自决;3)主体意识,核心价值;4)多元争取,政治革新。(18)

   “归英/台派”:“归英派”认为中央政府单方面不尊重中英“联合声明”有关约定,导致该声明失效。由此,他们主张香港的主权应该重新移交英国(继而成为英国海外属土)。“归台派”则主张香港的主权移交给台湾代表的所谓“中华民国”。

   “港独派”:主张香港从中国直接分割出去,并仿效新加坡成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

   香港这些激进本土主义派别有的赤裸裸地提出“港独”主张,有的以“自决”为说辞,推销隐形“港独”,有的打着香港“基本法”的旗帜反香港“基本法”。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分离主义趋势日益明显。

   总结上述分析,香港本土主义的异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议题。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香港本土主义左翼的空间被本土主义民粹右翼挤压;在香港前景问题上,坚持“一国两制”框架的“维持现状派”被带有分离倾向的“自决派”、“港独派”紧逼。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造成了图1中香港具有分裂主义色彩的右翼本土主义独大的局面。因此,尽管目前香港本土主义的论述中有一些元素值得肯定,但香港本土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激进发展形势,确实令人担忧。

图1 香港本土主义图谱

  

   三、香港本土主义异化之原因分析

  

   香港本土主义的出现,本身是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再度勃兴的本土主义一部分,但是其发展趋势却很难用全球化理论下的人力、物力的流向来解释,毕竟其他国家或地区中的外来移民等问题确实牵涉到国籍和种族等诸多问题。香港特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香港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不可凭主观建构就能改变的客观事实。那么造成香港本土主义异化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香港与内地交流中产生的冲突,为本土主义兴起提供现实土壤

   “一国”要求互动交流,“两制”则保障各自特色。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拿捏到位。回归后香港本土主义的激进化与香港和祖国内地之间的两地冲突有着莫大关系。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1)两地交流不对称;2)社会融合程度低于经济融合程度。就人口规模而言,香港居民进入祖国内地如“小溪入海”,即便有各种不适也难以产生波浪。但反过来就是另一种情况,对于人口700万的香港特区,祖国内地每年上千万人次的涌入产生的经济文化效果是巨大的。就经济发展而言,香港经济持续放缓,占全国GDP比重萎缩严重,并迅速被深圳等城市超越。“大香港主义”心态一度仰仗的经济主轴不复存在。此外,因文化理念、社会风俗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震惊”现象也层出不穷,两地社会融合水平远远低于经济融合程度。再加上经济交流中的“资源挤占”以及“惠商不惠民”等非意料后果,迎合民粹主义的右倾本土主义兴起有其现实基础。

   (二)关于香港特区的制度安排强化了“香港人”的政治身份认同

   制度认同上,祖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特区则维持其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种安排以制度形式固化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差异。政治、经济(包括货币)、文化制度不同,香港与内地的界限用边境的方式管理,香港居民无法有效参与国家事务(如纳税、服兵役)等安排客观上造成了香港“自成一体”的感觉。

身份认同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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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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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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