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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 张哲馨: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19-09-04 06:51:55
作者: 张建   张哲馨  
出席听证会的还有该小组委员会的其他众议员。参加听证会的学者包括: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Dean Cheng)、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项目主任索菲·里查德森(Sophie Richardson),以及2049项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雷·居里(Kelly Currie)。夏伯特在听证会上呼吁奥巴马政府加大在香港问题上的发声力度,坚持维护香港民主和基本人权的立场。他认为,美国在对香港的政策中,应保障香港拥有足够的自治,对北京当局根本无视香港民众要求进行真普选的诉求,美国应重新评估香港的自治状况。夏伯特进一步指出,支持香港的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对人权的维护,支持香港民众选择他们自己未来的权利。美国政府必须打破沉默,采取切实的行动。(17)

   2014年12月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也举行了名为“香港:评估雨伞运动的影响(Hong Kong: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听证会。(18)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布朗主持听证会。参加听证会作证的包括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以及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项目主任卜睿哲(19)、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索菲·里查德森(20)等。拉塞尔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支持香港在2017年进行行政长官全民普选,这是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就香港选举问题所表达的态度最为明确的一次。他同时否认美国以任何形式参与了在香港发生的抗议。拉塞尔指出,“一国两制”为美国与香港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而美国曾经向北京明确表态,支持香港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进行全民普选。另外,拉塞尔还就香港的高度自治、新闻自由、竞争性选举等内容向国会表达了国务院的意见。(21)

   2.2 推动涉港议案和立法

   美国国会通过涉港提案和立法是干涉中国香港事务的惯用手法。据统计,1984至2014年,美国国会围绕二十三条立法、香港的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等共提出60余项涉港议案。这些提案对中美关系和香港的稳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22)

   例如,2003年6月16日,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佩洛西(Nancy Pelosi)、布朗特(Roy Blunt)、兰托斯(Tom Lantos)等28名国会众议员针对二十三条立法联合提出支持“香港自由”的第277号决议案,以二十三条立法“将削弱香港居民的基本自由,不利于香港的人权”为由,敦促港府和中国撤回第二十三条立法草案。6月26日,众议院通过了该决议案。第二天,参议院在布朗巴克的怂恿下也提出了涉及二十三条立法、支持“香港自由”的决议案,认为二十三条立法对港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限制将限定港人的基本权利,美国应就此向中国政府施压。2003年7月8日,在众议员考克斯的推动下,众议院还通过了《表达对香港自由的支持》议案。

   2014年9月,全球人权委员会主席、美国众议员史密斯宣布将在众议院成立“香港连线(the Hong Kong caucus)”,以监督香港的人权状况及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活动,确保香港的高度自治原则得到尊重。(23)2014年11月13日,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和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联合推出跨党派的涉港议案——《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即参议院第2992号法案。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将香港民主和人权纳入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范畴。该议案称香港的持久繁荣和稳定对于美国有着重要意义,支持民主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第二,将美国对港政策与香港“自治化”程度挂钩。该议案要求美国总统在给予香港任何新的优惠政策之前需核实香港是否享有足够的自治权。除非香港拥有足够的“自治”,否则将不能拥有美国法律和协定赋予的有别于中国内地的特殊待遇。第三,干涉香港选举。该议案敦促中国政府允许香港人民通过无预设条件的普选,产生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所有立法会议员。第四,呼吁美国政府支持香港的媒体自由和独立,继续通过国际广播对香港地区进行粤语广播。第五,强化美国国务院有关香港发展的年度报告评估制度。该议案除了要求总统对香港的“自治”程度做出评估与核实,还要求将美国国务院提交涉港报告的做法常态化。(24)这是该委员会历史上第一次在参众两院同时推出涉华议案。2015年2月,史密斯众议员再次向国会提交《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虽然仅有八位共同联署人,至今尚未进行小组委员会讨论,亦未曾召开相关听证会,但他一直未放弃在国会内外的活动,谋求通过该议案。

   2.3 国会下属机构发布涉港报告

   通过公开发布报告的形式“关注”世界各地的民主、人权、政制发展等问题是美国国会介入外部事务的重要方式。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简称USCC)。2000年10月,国会根据《2001年弗洛伊德·斯彭斯国家国防授权法案(The Floyd D.Spenc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设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其宗旨是监测、调查并向国会报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美中贸易往来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委员会由12名来自私人与非政府机构的委员组成,全部由美国国会领导层任命。该委员会自成立起每年都向国会提交报告,2004年报告中首次出现涉港内容,近年来则给予香港问题越来越大的篇幅。比如,其发表的2013年年度报告宣称,虽然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行政长官支持香港落实普选,但缺乏有意义的推进行动,令人怀疑北京的真实意图,香港2017年落实特首普选前景黯淡;香港政府对媒体进行“政治干预、限制新闻自由”,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感知自回归以来不断下降。报告称,这些情况都反映北京无意让香港发展“真民主”,有违《基本法》有关“一国两制”的承诺,故建议国会通过决议案,要求北京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在落实香港普选上的承诺。(25)

   2014年其发表年度报告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为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设限,排除“民主派”候选人,不符合《基本法》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的规定,并且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中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26)2015年11月18日,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递交的年度报告,称香港立法会在2015年6月否决政改方案,表明香港社会各界尚未就特首与立法会议员直选产生共识。报告还称香港的言论、出版与学术自由正面临新一波压力,建议国会呼吁国务院加大对香港进行公共外交的力度,并与英国议会联手审议香港回归以来中国在香港执行《基本法》的情况,包括香港的政制发展、新闻自由等。该报告建议美国国会在制定2016年外交预算拨款法案时要求国务院依据《美国—香港政策法》,恢复定期向国会递交香港情况报告的做法。(27)该报告还认为,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香港在中国发展国内金融市场、增加金融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以及开放资本账户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由于中国内地市场的不透明以及对外来投资者的种种限制,香港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大。

   另外一个经常发布涉港问题报告的机构是“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2001年,自2002年起每年发布中国人权报告,2004年起增加了涉香港内容,意味着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风波后,香港议题进入该委员会的关注视野。(28)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不断呼吁美国政府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就香港政改问题进行年度调查,要求通过一项呼吁美国重新关注香港民主政治的议案,并制定干涉香港事务的建议和措施,如加强与香港的官方互动,派遣高官访问香港等。例如,2014年10月9日,该委员会在2014年度中国人权和法治发展年度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于该年6月发布的对香港政治制度立场的白皮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首选举改革的“8·31”决定以及香港的“雨伞运动”,认为“中共对香港事务的持续干预将破坏香港的自由法治”,进而损害香港的金融信誉和未来的经济繁荣,让外界对香港的前景感到担忧。报告认为“8·31”决定严重限制了任何自由参与竞选的候选人的能力,“违反了有关普选的国际标准”。(29)2015年10月8日,该委员会发布2015年年度报告,妄称北京“企图操控香港的高度自治”,还要求美国行政部门恢复每年就香港的实际情况向国会提交报告的做法。(30)2016年10月6日,该委员会发布2016年年度报告,攻击北京“对香港干预增加”,威胁香港要重启政改,否则将推动美国国会及行政机构采取措施。(31)

   2.4 国会议员借访问香港支持反对派的诉求

   当香港仍属西方阵营时,美国官方或民间势力从未在香港策动当地人反对或冲击殖民政府,因为在英国人的统治下,香港的繁荣稳定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的反对派在挑战和冲击中央或特区政府时,往往得到西方势力特别是美国政客、媒体及半官方与非政府组织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32)美国国会议员成为支持香港反对派诉求的主要外部力量。例如,2004年1月,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布朗巴克赴港与“民主派”密切接触。他在港发表演讲,公然号召推倒《基本法》,另立政府。3月9日,他又在《亚洲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上公然宣称,“香港是独特实体”,“香港发生的事情将直接影响美国与香港的关系,不是中国内政。”(33)2014年2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爱德华·罗伊斯(Edward R.Royce)及该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夏伯特率国会代表团访港,闭门会见了“香港2020”发起人、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以及属于香港泛民派的民主党和公民党的多名重要人物。会后罗伊斯公然宣称:“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却不尽是(So it's a part of China,but it's not)。”(34)2015年5月7日,在香港政改的关键时刻,罗伊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隆(Matt Salmon)及其他两名众议员安格尔(Eliot L.Engel)和谢尔曼(Brad Sherman)一道访问香港,并会晤反对派政党议员及“学民思潮”等,支持反对派阻挠政改通过和所谓抗争行动,无视中国主权和安全、公然插手香港事务。此外,参众两院议员也经常在美国会见前来访问的反对派人士,以表达对其诉求的支持。

   2.5 直接向白宫及行政部门施压

作为立法机构,美国国会以外交手段介入香港事务的能力和机会十分有限,因此,通过向白宫及行政部门施压,要求其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成为国会介入香港事务的又一主要手段。比如,2003年6月6日,国会参众两院党派领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香港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的国家安全立法,还要求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促使中方撤回立法建议。2004年6月,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政制发展的释法,参议院通过决议案,要求美国总统敦促中国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任何中国任命的团体保证香港法律的修改应该反映港人通过普选和民主选举特首与立法会的意愿。2004年9月13日,香港第三届立法会选举刚刚结束,美国国会众议院就通过了由参议员布朗巴克提出的所谓“支持香港自由”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宣称:“香港民众有权自由决定宪制发展的步伐和范围。”决议案还呼吁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总统出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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