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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勇:严师 恩师 良师——怀念罗荣渠先生

更新时间:2019-09-01 10:21:16
作者: 牛大勇  
罗老师当年开创现代化研究的艰难与风险,在人人高谈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好像也被淡忘或有意“淡化”了。对年轻一代学人来说,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批判现代化研究的文章和作者,其思想之僵化而颟頇似乎是不可理解和想象的。

   有鉴于此,有必要把本人主笔的北大历史学系部分教师为维护现代化研究的正当性而撰写的意见附录于此,作为对开创者罗荣渠教授的纪念。

   2018年1 月15 日

   附:对《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及课题指南》历史学咨询报告的批评修改意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收到《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及课题指南》的历史学咨询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即分送部分教授征求意见。教授们对报告起草人的辛勤工作表示肯定,对报告中的许多论点表示赞成,但对报告中的另一些论点则不能同意。现将修改意见综述如下:

   一、关于我国史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反错误倾向问题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是我们在新时期发展历史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是我国史学教育与研究工作健康成长的重要保证,也是广大学者和人民的共同心声。报告撰稿人应该对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有完整准确的理解,对数十年来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并将这种理解和认识贯穿和体现于报告之中。不要背离正确的政治原则,以偏概全地另搞一套将右和“左”的危险轻重倒置甚至只防右不防“左”的方针。无论这样搞的动机如何,其结果必将给我国的历史科学在新世纪初的发展造成有害的影响。我们诚恳希望报告撰稿人深思这个问题,增写“左”的倾向给史学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难道没有吗),以及今后怎样贯彻“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方针。

   具体地说,报告第5页末段、第6页首段和第7页第2段中关于“淡化”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论述,是过于简单和片面了。反对错误倾向,必须坚持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而且主要是反“左”防“左”。这才是正确的政治立场,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站稳和坚持。建议报告修改这里的论述。

   “十五”期间我国史学教育与研究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不能是一条“束缚思想,两个凡是,一切从本本出发,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错误路线。面对这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史学工作者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希望报告有明确的表述。

   二、关于对过去五年国内外研究概况的总结

   这是比较难于总结的问题, 但必须看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史学新前沿所能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极为有限。世界各国的一流学者多数不去参加被欧洲某几国的史学协会所主持的这种题目空泛而专题同行较少的“罗马大会”。真正反映最新前沿与动态的,是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专著,和一些专业性强、规模小、学科分支同行相对集中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只不过这种动向需要下极大的功力去搜集和分析罢了。但无论如何,不能仅凭两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论题来概括当今国外史学研究的趋向和热点。

   至于90年代以来国外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与报告第2页末段所说的正好相反,我们认为对史学体系和全球性解释公式的构建是加强了,至少没有减弱。而微观史学则早已有之,不是新出现的。

   国内的一个特点确实是喜欢围绕重大纪念活动召开学术研讨会,但这是很有争议的一个特点。国内外都有一些著名学者认为这不是学术发展的正常风气。

   中国古代史领域“大型史学工程相继问世”也是一个特点,“反响强烈”也是事实,但其中也包含着很多对这些“大型工程”的批评甚至否定意见。史学发展还是要以“小型”“个体”深入扎实的研究为根基,不要好大喜功。以报告赞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例,其投入产出效益,在国内外颇受非议。不过是报喜不报忧而已。

   中国现代史领域取得较大进展的是20世纪的中外关系、现代化进程、社会史、思想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领域。抗战史研究的主要进展是根据地建设、正面战场、日军暴行(不只是南京大屠杀)。报告对这些成就的论述不到位。

   报告第11页之“(三)”断言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历来“在研究进程和学术水准上,都相对滞后于中国史研究”。我们认为不尽然,应该是有所短也有所长,以前和近年皆如此。请撰稿人再推敲一下,避免做绝对化的结论。

   三、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科学是因为它引导人们对真理不断进行探索并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开放体现在它能充分地批判性地吸收人类思想(包括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家)的精华,发展意味着它能不断吸取新的研究成果、回答新的现实问题。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发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允许在实践(包括科研)中探索、争鸣和创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空洞的、封闭的、僵化的教条,不要以唯一握有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垄断者自居,不应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的大胆尝试抱敌视和排斥的态度。这种尝试的结果可能不够成熟,甚至可能失误(在科学研究中,失误不可避免),但是,敢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是永远值得鼓励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是一个科学的、开放的、发展的体系,肯定会在吸收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中不断地丰富和前进。报告不只一次地指责史学界存在“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却丝毫不提“僵化”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危害。而所谓“淡化”和“不讲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云云,实在是一些大而无当、含义模糊的政治帽子,可以上挂下联,打击一大片。如果“不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就意味着“淡化”甚至“取消”,那么绝大多数学者的绝大多数论文著作,都难逃这顶政治帽子,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动辄以“最高指示”挂帅的文风毕竟已不多见。报告本身似乎也“不讲”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知有没有“淡化”“取消”之意?建议报告撰稿人还是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广大学者,放下手中的帽子和棍子。

   四、中国现代化研究是“淡化”还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

   报告第4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淡化”的实例:“即淡化中国近代史中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历史主线,而突出‘近代化’的历史要求;尽管这一看法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并不等于这种看法真正得到了纠正。”这里用的是一条很奇怪的逻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化(旧译“近代化”)的论述同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史学体系,这是我国人文社科“七五”“八五”和“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和重要成果。以罗荣渠、章开沅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在这方面披荆斩棘、艰苦开拓,从理论构架到实证研究,成就斐然,有目共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化研究是我国学术界十几年来取得的最重大进展之一,它增强和充实了中国近代史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线索,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所谓“突出‘近代化’的历史要求”,就“淡化”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历史主线”,是个什么逻辑呢?是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是出于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吗?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和反帝反封建革命只能舍此取彼,没有历史的内在联系吗?是指革命目标不是解放生产力,革命政党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吗?我们不敢赞同这样的逻辑。

   建议报告撰稿人对学术研究的新进展,予以客观公正的介绍。不宜自任裁判,对不同的流派、观点、方法和视角,简单地用“正确”或“错误”来加以判决,也不宜对不同意见的争鸣,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片面地下“应有”或“不应有”的断语。

   五、关于“十五”期间的主要任务

   建议报告在第7 页关于“十五”的重要目标任务的段落中,加写“继续努力营造民主、科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抵制来自‘左’和右的各种干扰”等类的内容。

   报告提出“要鼓励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我们非常赞成。但觉得要想实现,须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如上所述的学术环境,至少别帽子漫天,雷区遍地;二是要依法开放档案等原始材料,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希望报告补充呼吁一下。

   六、关于重点领域和研究课题的布局

   目前的报告比较强调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我们也认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是重要的,应该加强。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能仅仅从理论到理论地谋求发展,或只是结合史学史来研究理论,而必须同对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理论,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和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让理论来源于并验证于具体的历史实际。二是作为高校历史学的五年规划,对重点领域和研究课题的分布应照顾全局,力求公道。至少应照顾到所有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的平衡发展,不宜让撰稿人自己的学科独享优先照顾,凌驾于其他二级学科之上。

   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一切理论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实际。应吸取史学史上的教训,注重史论结合的研究,避免空论,不再重蹈“以论代史”的覆辙。

   建议参照前几个五年规划的重点领域和研究课题的布局,根据世纪之初的特点与需要,重新调整高校“十五”规划的学科分布、重点选题和一般选题。

   我们对报告开列的具体选题大体上是赞成的。在此基础上建议:

   在中国史领域增加下列课题:中华文明的历史特点与发展趋势,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史,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变迁(不限于近代),城乡社区管理史,中国大区地貌结合部(如北方农牧交错带、西部藏彝走廊)的社会变迁,区域生态环境史,中外政治文化比较,中国周边关系史研究,中国跨边界民族史研究,中国海外学人对现代化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现代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中国与国际冷战的互动关系,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中国东西部地区互动关系史,近现代中国的经济变迁与生产力发展,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发展史,近现代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比较,20 世纪中国高教体制变革史,中外历史学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等等。

   在世界史领域增加下列课题: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各大国(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华政策研究(文化政策是次要的),主要国家与地区的战略关系变迁,20 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发展、对抗、危机控制与共处,冷战国际史研究,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趋势,20 世纪民族独立运动与殖民体系瓦解,百年来国际安全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建立、破坏与重建,20 世纪的高科技革命及其历史意义,百年来各种局部战争的起因、控制与后果,全球化、区域化与本土化历程,人类环境变迁与各国对策研究,美国史研究,欧洲一体化进程,等等。

   最后声明: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咨询报告受到了“应有的批评”。当然,如果认为这些意见属于“不应有的批评”,我们愿意和广大学界同行开诚布公地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部分教授

   2000 年 6 月17 日初稿

   2001 年 1 月22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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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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