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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戴盆安能见天?”——感叹孔子的当代好运

更新时间:2019-09-01 10:19:44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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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这是孔子的自况。谁都知道孔子渊博,他精通六艺,学过音乐,懂得木石之怪是夔、魍魉,水里的怪是龙、魍象,土里的怪叫贲羊,也懂得会稽的那块大骨头是防风氏遗骸。就连一只大鸟坠落,身上有石矢穿过,他就猜得出是从肃慎飞来的。所以,他才能当老师,老师知道的就是得比别人多。

  

   谁也不否认儒家经典内容丰富,虽然从一开始就丢了一本乐经,《尚书》经秦火又缺了大半,《春秋》原本只是“断烂朝报”。不过,这里有诗歌有礼仪,有审视过去的历史,还有预言未来的占卜,也算得上是包罗万象。难怪宋儒要说“六经为文史渊薮”,清人要说,读六经如吃“现成饭,不必外求,即厌足矣”。

  

   不过,生有涯而知无涯,尽管孔子学富五车,满打满算,肚皮里知识也不足一光碟,尽管儒经无所不包,数数也不满一书架,碰到“天地转,光阴迫”,照样捉襟见肘,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更是囊中羞涩。只是汉代以后,孔子成为“圣人”,儒家推重的那几本“古典”成了“经典”,于是,就被看成万古不磨的真理渊薮,一句顶一万句,似乎你越出圣言经训,便不成了方圆。难怪不服气的人编了一个故事发泄不满,说孔子周游列国,看到两个小孩辩论,一个说早上太阳大中午太阳小,所以早上太阳近;另一个说,早上太阳不热,中午太阳很烫,所以中午太阳近。问孔子那个说法对,孔子无话回答。于是,“两小儿笑曰:‘孰谓汝多知乎’?”

  

   这当然是杜撰,但是杜撰的背后,藏着深深的怀疑。

  

2

  

   在没有外来新知的时代,一个孔子,几部经书,便可以支撑整个思想世界,牢笼全部知识天地。不过,到了佛教从西边来,道教从民间起,儒家就遭遇了麻烦。三国吴主孙皓曾经问外来的和尚康僧会,佛教究竟有些什么新玩意儿?康僧会解释之后,孙皓不以为然地说,这些没有什么新玩意儿,周公、孔子即儒家已经说过了,还学这些佛教知识有什么用呢?但是,康僧会却说了一句让孙皓无法回答的话:儒家知识只是“近迹”,而佛教的新知识,却能够“备极幽微”。

  

   中古时代,佛教在挑战,道教也咄咄逼人。葛洪《抱朴子内篇》中记载,有人问,如果真的有神仙之道,“五经何以不载,周孔何以不言”?如果周、孔都不知,则不能是真理,如果周、孔知道却不学习,那么肯定没有道理。这番话的基本预设是:周、孔的知识世界,是包罗万象的,儒家经典已经穷尽了一切真理和知识。但葛洪却回答说,“夫五经所不载者无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仅仅相信周、孔和五经的看法,是“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他反问道,你听说过独目三首、马闲狗蹄、穿胸旁口的人吗?你见过不灰之木、不热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吗?你知道西羌、鲜卑、林邑、庸蜀的异俗吗?他嘲笑这些浅识之人,总是在五经里寻章摘句,哪里能够看见“玄之又玄,妙之极妙”的新天地。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带来了传统中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异域新知识。道教是中国的宗教,它翻出来的是曾被理性主义儒家边缘化了的本土旧资源。新知加上旧识,在中古时期冲破了传统儒家的边界,由于传统儒家的权威和经典,不能再解释和涵括整个“世界”和所有“现象”,便导致了中古儒家的焦虑和紧张。于是,在中古思想史上我们看到,“在传统内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已经不够,已经出现了“在传统外变”(change without tradition)的征兆。上至皇帝,中到士人,下到百姓,都对固守传统不满,像宗炳《明佛论》就说,“《书》称知远,不出唐虞,《春秋》属辞,尽于王业”,连《周易》也只是局限在一隅,所以说“周孔之述,盖于蛮触之域”。沈约《宋书》则说,佛教进入中国后,“经诰充积,训义深远,别为一家之学”,如果固守儒家,便是“坎井之局,何以识大方之家”。这意思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坐井观天”。所以,那个被称为“菩萨皇帝”的梁武帝就干脆说,儒家那老一套,就是——

  

   “戴盆而望,安能见天?”。

  

3

  

   不过,中古时代终究没有让中国出现“在传统外变”。唐宋元明清,孔子依然是至圣先师在大成殿中,享受了千百年香烛供奉。但凭借坚船利炮,西力东渐造成的近世大变局,却真的搞得孔子和儒经支撑的思想世界,出现千疮百孔。不必等到吴虞老先生“只手打倒孔家店”,也不必等到《新青年》振臂一呼反传统,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美国人谢卫楼(Davelle Z. Sheffield,1841-1913)就在《万国公报》上说,儒家学说有六大问题,第一是膜拜先祖,缺乏自由观念;第二是用理气性命解释一切,有非知识倾向;第三是试图对天地追究终极道理,但把“天道天理”推至虚幻,而与科学知识对立;第四是尽管历史证明人性恶,但儒家却总说人性善,所以,不能以制度和法律来建立秩序;第五是儒家崇拜圣贤,对于一切学问,都以圣人言论裁度,不能坚持人的理性;第六是儒家对于自然用理气相感来解释,有反科学趋向。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国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谢卫楼批评的依据,当然是近代西方价值。不过,在东方遭遇西方的时代,你已经无法再掩耳盗铃。没有看见过坚船,没有遭遇过利炮,没有见识过民主,也没有深思过平等,孔子和儒家在那个时代一度很落魄。

  

   可历史很吊诡,几经风雨几度春秋,孔子和儒经还是九死一生,离了魂还又返魂。特别是,近来中国的风气渐转,孔子和儒经又红红火火地回到神龛享受供奉。穿汉服、祭孔子早已经是旧闻,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已不是新闻,当年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虽然在学院学术话语中,还羞答答地算合理,但随着国族自尊的需求膨胀,当年的这些批判早已渐渐退潮,甚至被安上了“断裂传统”的罪名。至于“批孔”,因为盛于文革更是早就声名狼藉,不再被人提起。孔子又成了堂堂中华象征周游列国,不再只是鲁卫陈蔡郑,而是远至法德意美澳,不仅天天站在纽约唐人街口享受香烟,回到大陆也倍受崇敬,前些年,电影《孔子》登场,更让孔子热得灼人。

  

   有人说,大国崛起的时代,就是要有“国学”,可一国之学怎么就只剩下了孔子之学?还有人说,通识教育要鼓励熟读“经典”,但历史上的“经典”能只是儒家的《易》、《诗》、《书》、《礼》、《春秋》么?回看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如果传统被窄化为孔子和儒经的一脉单传,你不觉得这文化和历史,多少有点儿形单影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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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今天文学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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