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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明:重新审视“时代精神”论题

更新时间:2019-08-30 11:53:04
作者: 郭春明  
哲学家和基督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有一个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则有无数化身。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在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全部旧哲学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与这种抽象的理论哲学不同,马克思哲学“不仅和黑格尔不同,而且完全相反”,它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2)

   经过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作为时代精神的理论哲学,变成了为人的现实生命及其尊严与解放服务的实践哲学。这一哲学对自身有这样的积极的自我理解,即“批判的武器”(哲学、解放的理论)全然为着“武器的批判”(人、解放的实践);“不应该有任何地上的神和天上的神与人相敌对”,因此,哲学“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哲学的关切点不再是古老的巴门尼德的抽象“思存同一性”问题,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去“改变世界”。

   以此哲学革命回溯“时代精神”论题,时代之所以为非时代或超时代服务,历史之所以被非历史窒息,现实的人之尊严和解放之所以被精神的抽象力量所遮蔽,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理论哲学的实体论思维方式。何为实体?实体即“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无须他物(23)。这样的存在物“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24);它“无所需求。完全不需要其他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就在本质的意义上满足了实体观念”(25)。

   可见,“时代精神”这一哲学观所真正关切者,是超越时代和历史的精神实体,此为形而上学本身的哲学气质,它“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由于它自己的本性而属于它的性质。”(26),而“最高的普遍就是形而上学的实体。所以,在传统意义上,形而上学就成为哲学最本质的涵义”(27)。在所有的学科之中,唯有形而上学“一般地”考察和追问作为存在的存在,而“所以作为存在的存在就是就自身而存在。这样的存在是未作任何划分而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就整体而言的存在,是普遍的存在”。(28)

   由此可知,理论哲学-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概念或本质,只关乎“存在本身”的事情,正是形而上学的这一追问对象构成了其抽象的理论哲学气质的根源。进而言之,“存在本身”的事情包含着“最普遍者”和“最高者”两层内涵:就“最普遍的存在”而言,它确立在“存在论差异”的基础之上由此构成无处不在又吞噬一切的系词;就“最高存在”而言,它确立在“存在者整体”的基础上由此成为“作为一而衍生多”的绝对主词。“存在本身”的这两层内涵,也就是传统形而上学之存在论的与神学的双重奠基作用,“一切形而上学根本上地地道道是那种奠基,这种奠基对根据作出说明,而对根据作出答辩,并最终质问根据。”(29)可见,在一种形而上学思维面前,对于一个真正的问题而言,“所有正确的答案,必定毫不例外地彼此相容”,“这些真理将在一个单一的、系统的、彼此联系的整体中合乎逻辑地相互关联”(30)。

   可见,这一自我理解所凸显的理论哲学气质及其思维方式,是哲学自身对尘世间万事万物之绝对主体地位的自我确证,实体或绝对本身就意味着“无对”,相对于处在社会历史之中的“对象、现实、感性”,它具有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性。

   理论哲学-形而上学对人及其生活世界的绝对主体身份的“自我认同”,使其具有了引导和启蒙一切的霸权地位,马克思说,传统哲学所理解的人是“本身被抽象化的自我,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31),这可以同样被认作传统理论哲学本身,我们可以同样指认,被抽象化的绝对精神,是以抽象的利己主义者身份出现的,因为哲学从来就处于自己的纯粹抽象中,处于思维的利己主义之中,无论是理念、上帝、还是我思,抑或绝对精神,这是一切形态的理论哲学-形而上学所难以挣脱的实体化思维方式,因此当代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称之为“唯我论”。而黑格尔所做的,如上所言,只是将这一实体赋予能动的主体性,除此之外,在思维方式上,思辨哲学与实体本体论并无二致。

  

   三、追求“精神”的理论哲学与人的现实生命的遮蔽

  

   作为时代精神或其精华的哲学所真正关切者是时代之外的普遍,它以“永恒本质”或“最高实存”的绝对主体身份出现,它作为“一”和“全部”而构成真、善、美的依据,构成真理、价值和意义的普照光。那么,因具有时间性和社会历史性而只能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现实的人,在哲学面前处于何种境地?显然,两者只能处于颠倒状态中:哲学成为主词和主宰者,人降格为宾词和依附者,而其逻辑结局即人的尊严和解放的遮蔽和窒息。

   不言而喻,相对于理论哲学-形而上学所设定的精神世界和形而上学王国,人之现实生命是不真实、不可靠和不确定的;人只有通过将自身整合于精神之中,充当作为这绝对之物实现自身的手段才能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其间所体现的,即是“存在本身”相对于“具体存在者”的优越地位,同样是自因的“实体”与他因的“分殊”的差等性,“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一直在寻找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32)

   理论哲学-形而上学对人的遮蔽,进一步体现在精神以自己不断演进的“历史车轮”对人之现实生命及其尊严和幸福的漠视。以上提及,形而上学具有引导和启蒙一切的霸权地位,然而在经过近代认识论转向后,这一霸权地位却发生了从自在状态到自觉状态的转变,理性从素朴的本体论思维转向了反思的“启蒙理性”,“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3)然而问题是,当缺乏勇气的个人或民族对于运用自身的理性“无能为力”时,谁来“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而走向成熟?西方现代性征程中真切发生的殖民主义和奥斯维辛等事件已经向我们昭示,正是在理性之引导和照亮的华丽外衣之下,侵略不再是侵略,苦难只不过是趋近于真理世界的必经之路,因为内容(苦难)与形式(解放)终将达到“调和”。因此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近代社会几乎达成一种“现代/古代”相对立的自觉的“时间意识”:“现代”是从黑暗的“古代”之中获得解放的新时代和新世界,“在中世纪,时间本质上是按照神学思想来理解的,它被看作人类生命短暂性的明证,是对于死亡和死后生活的一种永恒提示”(34),而“新世界即现代世界与旧世界的区别在于它总是面向未来开放的,因而,时代在每一个推陈出新的当下环节上都不断重新开始”(35)。因此,在精神实现自身的征程中,笼罩在理论哲学中的西方现代性相信,在新世界中“既没有因独裁、屈服、镇压和奴役而导致一败涂地的结果;也没有因总体秩序内私域的‘扩张’而引发出一塌糊涂的结局”(36)。

   西方形而上学所深信的这一臣服于普遍精神却唯独可能招致无数个体生命被践踏于其中的伟大征程,或许命定是“不结果实的花朵”。因为在这一征程中,我们“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37)。理论哲学及其文明形态由此最终混淆了野蛮与蒙昧、善良与残忍的边界。对此,韦伯如是形容高度文明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存在形态,“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8)

   对于这种遮蔽现实的人的理论哲学,马克思不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之为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代表的一般哲学,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充斥于其中的“头足倒立”的世界,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对“一般意识形态”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同样,尼采痛斥这一被形而上学的一切超感性之物所主宰的整个西方文明,它“谴责整个世界都是假的,并构想出一个位于此世彼岸的世界为真实世界的替身,然而,一旦人们明白了,臆造这个世界仅仅是为了心理上的需要,明白了人根本不应这样做的时候,就形成了虚无主义的最后形式”(39)。海德格尔将其历史命运诊断为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本质领域和发生领域乃是形而上学本身……形而上学是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世界,即观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而成为虚无的。我们把超感性领域的这种本质性崩塌称为超感性领域的腐烂。”(40)

  

   四、未竟之处:实践哲学思维方式与形而上学他者的拯救

  

   对“时代精神”这一论题,以上分别从其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原初含义、其理论哲学-形而上学的精神实质和思维方式,及此种精神实质和思维方式对人造成的遮蔽与虚无化三个方面进行了反思。我们的结论是,哲学不应成为超越任何时代的“一般哲学”,而“时代精神”或“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观正因将自身安置在抽象的普遍精神之中而成为高高凌驾在历史和现实之上的理论哲学(形而上学)。只有突破理论哲学的唯我论,才能拯救时代精神,拯救历史与现实。

   首先,“时代精神”不是在理论哲学之“普遍精神”的普照光之下并反映这一普遍精神的观念之物,而是植根于人的现实生命和现实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合理抽象,因而构成反映这一生活进而指导这一生活的哲学理论。在“普遍精神”的普照光下,时代精神成了观念论名下的独立思维过程和“现实事物的创造主”(41),而现实事物只是这一造物主的外部表现(客体,他者)。相反,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内的“时代精神”作为特定时代的意识形式与哲学理论,植根于其时代“现实的个人”与自然、自身和他人所发生的一定的社会关系,时代精神作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和其他“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一样具有其现实基础。(42)显然,与理论哲学范式下的“时代精神”论题相比,实践哲学强调人的现实生命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意识的本源性意义,在此意义上作为哲学理论的时代精神不过“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43)。

   其次,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哲学观念变革是未竟的志业。随着现当代哲学对理论哲学-形而上学的不断声讨,从理论哲学-形而上学向实践哲学的当代哲学观念变革之重大现实已经被学界充分意识到。然而这一转换本身往往因与理论哲学思维方式间千丝万缕的隐性纠缠关系,而使此一观念变革尚存在着未竟之处。对于观念论之普遍性知识及超越领域的迷恋是理论哲学-形而上学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价值诉求,对这种价值诉求的迷恋或不会被轻易摒弃。许多学仁尚可自觉摒弃理论哲学,却难以摆脱以唯一性、同一化和绝对主义为特征的理论哲学思维方式。

最后,实践哲学的理论旨趣在于为形而上学“他者”正名。在此意义上,实践哲学思维方式以形而上学他者之爱作为自身的理论旨趣。实践哲学不能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知识框架或概念体系,与对形而上学永恒对象(“神”)之爱的理论智慧相对,实践哲学所求索和捍卫的是一种立足于历史性的人之现实生命的实践智慧。如上所言,在马克思哲学中,形而上学他者首先所指就是被形而上学虚无化的“人的现实生命”,就此而言,在形而上学实体面前,丰富完整的人终究是缺席的;对于发端于西方近代的主体形而上学和现代性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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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广东社会科学》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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