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郗戈: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方法论特征

——基于思想史视角

更新时间:2019-08-30 11:49:40
作者: 郗戈  

   内容提要:从西方思想史和现代性问题史的视野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方法论层面的革新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便表现出下列具体特征:从制度诊断到总体治疗、矛盾方法分析中的内在批判、历史视野中的过程分析。马克思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首先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层面的病理学诊断,而后提出总体性的治疗方案。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和治疗始终贯穿着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现代性诊断就是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现代性治疗就是依据这些矛盾的演化趋势来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针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必然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矛盾的分析沿着历史发展的逻辑不断向纵深拓展,在历史视野中捕捉、把握现代性的这种显著的历史流变性质。

   关 键 词:方法论革新  现代性诊断  现代性治疗  内在批判

  

   从西方思想史和现代性问题史的视野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方法论层面的革新上。总体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方法论特征表现为: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而不是从社会意识出发)来看待现代性问题,将现代性理解为历史过程、社会形态的总体特性。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便表现出下列具体特征:从制度诊断到总体治疗、矛盾方法分析中的内在批判、历史视野中的过程分析。

  

   一、从制度诊断到总体治疗

  

   马克思锻造出了独到而深刻的批判思维,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这种新路径主要体现为,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层面的病理学诊断,而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总体性的治疗方案。制度诊断为总体治疗提供了前提,而总体治疗则构成了制度诊断的结果,这两个环节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现代性的制度诊断与制度批判

   不同于目前占据主流的精神诊断、文化诊断式的观念论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采取了制度诊断与制度批判的方式,直接命中了现代性赖以存在的社会基本制度。所谓社会制度,并不是指某一项具体的规章制度(例如法律制度、行政制度、教育制度等),而是指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集中表现为特定社会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生活形式的基本结构和总体性质。在社会制度层面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比流行的观念论批判更为深刻、更为根本。这是因为,特定的精神气质、文化意识和心性结构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土壤中才能够发育,也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视野中才能够显现出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在马克思的时代,现代性同资本主义制度是同生共长的。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来审视现代性,是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一个显著特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诊断,并不排斥对这一制度的各种文化因素的诊断。文化的矛盾正是扎根于制度的矛盾之中,对文化矛盾的根本克服也只能在制度矛盾的克服中去寻找。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制度诊断,并不局限在某个单一社会层面之上,而是涉及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诊断。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制度,不是指社会生活的某一层面,而是一个统摄着整个社会形态的总体性结构。在这一总体内部,并不是诸种要素的松散堆积或绝然分割,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现代制度表现为一种“社会有机体”:在这一有机体中,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诸种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过现代社会的这种有机体性质:“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①虽然马克思承认现代社会诸种生活领域的分化过程,并将经济基础和政治的、文化的上层建筑在方法论上区分开来,但并不表明他割裂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总体来说,“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②。无论是经济要素,还是政治、文化要素,都镶嵌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结构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虽然构成了现代性生成的起点,但二者并不因此而成为彼此隔绝的领域。与其说国家与社会完全分离,不如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特定的现代转型——资本逻辑共同支配两个领域,导致两个领域的分化与纠缠。在政治和经济的这种联体运作的基础上,文化因素也紧密地组织在社会机体的运动之中而发挥着相对独立性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有机体并不是与个人无关的一个抽象范畴,其结构和运动的特性与趋势最终也规定着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现代性不仅在社会系统层面运行,而且还拥有具体的社会载体和生活形式,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活生生的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价值判断和思想观念之中。这样,现代有机体实际上构成了从制度系统到个人生活的运行机制,现代制度的运作就构成了现代个人生活的根源与框架,而现代个人的生活方式则表现为现代制度运作的结果。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诊断工作也必然将基本的社会制度而非个人或观念作为根本的出发点。

   制度诊断首先关注的是经济领域中的矛盾,以“原本批判”意义上的经济哲学方法为其主要特征。制度诊断应该在总体性视野中展开,这并不表明可以无所侧重地关注有机体中每一要素的作用。现代社会机体中包含着诸种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但各种要素在制度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并不是均等的。经济因素尤其是物质生产方式,构成了整个有机体的基础结构和主导因素,支配和制约着其他要素的发展。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因素在整个有机体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将物质基础看作“社会组织的骨骼”③;相应地,政治的、文化的上层建筑就是附着其上的社会组织的“肌肉”和“皮肤”。由此,马克思要求将针对宗教和政治的“副本批判”推进到针对经济基础的“原本批判”:“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④也就是说,制度诊断必须立足于经济哲学方法:以哲学方法透视经济现象的本质,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视野中审视经济活动的矛盾和趋势。

   (二)现代性的总体治疗

   制度诊断是一种对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诊断,以此为基础的制度治疗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一种不同于局部治疗的“总体性治疗”。马克思的总体治疗是如何展开的呢?与其他类型的制度治疗相比,总体性的制度治疗具有何种特点?

   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的、总体性的治疗,势必需要现实改造和实践变革,这恰恰是马克思的总体治疗方案的基本品性。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的文化反思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⑤试图通过现代文化的全面反思来克服现代性的西方现代思想家,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洞察,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不失鲜活的治疗方案。例如: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存在论层面的转换来跳出理性形而上学框架,德勒兹、德里达等则试图通过话语策略来解构理性同一性,而近期在学界炙手可热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则期待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能够矫正和超克现代性的诸种弊病。文化诊治者们的主要错误在于,过分强调和夸大文化反思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而忽视了文化和教育体系本身就是这一社会现实的产物,根本上依赖于现代性的矛盾本性。因而,任何局限于文化教育层面的诊断,都难以揭示现代性的症结;任何局限于文化教育层面的治疗和变革,都难以真正触动现代性的根基。与此不同,马克思敏锐地指出: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的改变,甚至人自身的改变,都在根本上依赖于革命的实践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⑥。

   即使在直接针对现代性的制度层面的各种诊治方式中,马克思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这突出表现在:马克思所奉行的总体性的诊治方式,与哈贝马斯等学者所坚持的“领域分化”式的诊治模式之间的显著差别。虽然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把现代性诊断聚焦于社会制度之上,但对制度矛盾的具体理解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异。马克思从总体上理解现代性的矛盾,将其根源追溯到资本逻辑的内在裂变;而哈贝马斯则在领域分化的视野中理解这一矛盾,将其根源理解为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这种诊断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二者在现代性治疗方案上产生更大的差异。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矛盾的根源归结为系统与生活世界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外部对立关系。由此,他得出如下的现代性治疗方案:通过对社会诸领域间关系结构的调整,来消解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犯、渗透和支配,从而克服现代性分裂本身。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矛盾的克服并不需要凭借生产关系与政治形式的“根本性变革”,并不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实际的革命行动,而取决于不同社会领域间的重新划界和充分调整。与哈贝马斯的“重新划界、结构调整”的策略不同,马克思的治疗方案则是一种在“总体性”批判基础上的“结构重排”。由于马克思把现代性分裂的根源归结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所以,他所设想的治疗方案必然需要对资本逻辑、对资本支配的各种社会条件(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各个层面的要素环节)进行总体批判和全面改造才有可能实现。

   (三)现代性的“诊断—治疗”模式

   制度诊断和总体治疗必然要求与之匹配的诊断治疗模式。思想家对现代性的不同诊断,引出对于现代性的不同治疗方案,这样便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诊断—治疗”模式。这些诊治模式主要可以归为两大类型:“分裂—整合”模式与“同一—差异”模式:“一部分人认为现代的弊病在于现代的一律化倾向,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代的弊病在于现代的分化癖。所以,在后现代的拥护者当中,一部分人主张通过多元化治疗现代,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通过均质化治疗现代。”⑦也就是说,“分裂—整合”模式强调现代性的病症在于社会过度分化所导致的分裂,因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整合方案来予以治疗。与此不同,“同一—差异”模式则主要针对现代性的一律化倾向,认为其病症在于强制的同一性抹煞了万物的个性与差异,因而也就相应地提出了差异化和多元化的方案来进行补救。这两种典型的诊治模型,基本上可以概括大部分现代性思想的思维逻辑,因而具有一种普适性。“分裂—整合”模式的祖先是黑格尔,其当代代表是哈贝马斯。“同一—差异”模式的祖先是帕斯卡,当代代表则是利奥塔和德里达。但问题在于,马克思究竟采取的是哪一种诊断治疗模式呢?

   马克思的现代性病理学主要采用的是“分裂—整合”的诊断—治疗模式。也就是说,他将现代性的病症主要诊断为内在于现代性的对抗性、分裂性矛盾,并要求通过历史运动来加以实践层面的整合。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诊断,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分裂对抗而展开的。这些分裂包括劳动与资本的异化关系、阶级之间的对抗、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⑧、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对抗等等,涵盖了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矛盾本性的诸种社会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矛盾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概念,而是特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对抗性、分裂性的矛盾,即矛盾的对抗性质压倒了矛盾的统一性质,从而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社会分裂。既然现代社会的基本病症就在于社会内在的矛盾裂变性质,那么根本的治疗方案就只能是通过革命实践来寻求矛盾的克服与分裂的整合。通过历史运动而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分裂的历史性整合。

当然,在主要采用“分裂—整合”的诊治模式的同时,马克思并不排斥“同一—差异”模式,而是在“分裂—整合”模式的基础上,多方面利用了“同一—差异”模式的批判视野。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分裂进行深入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指出资本逻辑的抽象功能所造成了“万物同一化”趋势。资本所推动的市场交换体系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扩张与渗透,造成了普遍的抽象化和同一化趋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965.html
文章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 2018年1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