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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阳:现代性研究的“语言方案”

——科塞勒克概念史方法论旨趣的政治哲学释读

更新时间:2019-08-30 11:12:27
作者: 张凤阳  

   内容提要:以科塞勒克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研究,看起来属于史学类型,但它秉持的基本假设,事实上是高度哲学化的。其背负的一项学术使命,是从语言视角把握现代,因而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研究的“语言方案”。就思想渊源论,科塞勒克所谓概念嬗变的“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既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获得了重要启示,更受到了施密特政治哲学的深刻影响。在他眼里,1750年至1850年这一广义“革命时代”的概念剧变,根本说来就是一场体现新旧势力激烈角逐的“语义学斗争”。

   关 键 词:现代性  语义学斗争  科塞勒克  施密特  begriffsgeshichte  modernity  semantic struggle  Reinhardt Koselleck  Carl Schmitt

  

   一、引言

  

   严肃的学术对话应该以概念的明晰为前提,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满足这个条件事实上非常困难。为了尽可能消除差异化或歧义性理解所带来的交流障碍,研究者出于逻辑自洽的需要,通常会对自己的概念使用予以界说,即要申明,我在某个意义上使用某词。在学术探讨中,只要研究者明确宣布这一约定,并在自己的述论中严格保持前后连贯,大体上就能被接受。

   不过,任何约定性的概念界说都包含了主观任意的成分,或多或少。萨托利曾设想过一个极端情形:如果一个人罔顾交互性对话场景的条件约束,指“白”为“黑”,声称“黑”所描述的就是白种人的肤色,那么,他的约定性界说就不是自言自语的问题,而是混淆视听的问题了。考虑到“民主”概念在当今世界的政治话语表达中常常被用来指称不同的甚或截然相反的东西,以至于某些人所说的“民主”到另一些人嘴里却成了“独裁”,萨托利设想的上述情形便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①类似的例子还有“封建”概念。在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不仅存有疑义,而且衍生出了“碎片化”对“大一统”的矛盾取向。②

   萨托利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的民主研究和政党研究,虽说涉及相关概念的词源学考释,但其优先关切,则是通过义理辨析,在现代水平上搭建一个具有基础共识的理论平台,以使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思想争鸣变得严肃和有效。③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那部讨论“代表”概念的名作亦如此。④可是,历史学家的眼光就不同了。在时代变迁中,无论政治概念、社会概念还是文化概念,都实质性地嵌入了特定的历史语义场,因而,其差异化或歧义性的使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独立论题。如果说以今度古会误读历史,那么,要对往昔时代给出尽可能准确的理解,在研究进路上,就应对一系列基本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特定意涵做细致的考察和审慎的甄别。大体而言,德国概念史研究即肇始于这样的问题意识。

   中文学者在引介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时候,差不多都会提及八卷本《历史性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该辞典的编纂聚集了众多学者,正式出版历时25载(1972-1997年),堪称一项浩大学术工程。别的不论,仅只揣度一下组织实施这项浩大工程所必需的思想—智识—方法条件,说它确立了一个新的史学研究“范式”(paradigm)也是不过分的。因为,一个跨学科的团队要在“概念史”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持续性地开展研习与写作,就得接受共同的核心观点、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进而规划一个合乎本学术传统的未来发展方向。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说明大抵也是这个意思。⑤

   德国概念史辞典的三位主编,按年龄大小排序是布鲁内尔(Otto Brunner)、孔茨(Werner Conze)和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但学界公认,德国概念史研究臻于成熟并达到第一个高峰,是同科塞勒克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的。在布鲁内尔和孔茨相继离世之后,科塞勒克独撑概念史辞典编纂的大局,尤为重要的是,借由“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基本假设,他将布鲁内尔关于“鞍型期”的初始构想转变成了一套可操作的框架性研究纲领。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套研究纲领,我们才可以谈论概念史的德国版本。

   近年来,梳理概念史谱系的中文作品急速增生,由此引发的学术争鸣也颇具声势。⑦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的既有讨论多围绕“语言转向”之后相关史学方法的细部差异展开,但除了这类“局内”热议,一种来自政治哲学的“局外”观察和评论是否必要?鉴于科塞勒克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汲取了重要思想资源,尤其受到施密特政治哲学的深刻影响,笔者以为,这样的观察和评论也许是不可或缺的。⑧本文将重点关注并探讨以下问题:(1)解析现代性的生成机理为什么要补充一个“语言方案”?(2)“鞍型期”和“四化”的基本假设是否蕴含某种超越单纯词源学疏证的宏大思想关怀?(3)政治学理论思考,特别是现代政治话语分析如何从概念史研究方法那里寻求有益的启示?

  

   二、“鞍型期”预设及其隐含的两个研究路向

  

   有学者曾以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类比德国概念史研究的问题意识。⑨故事情节是我们熟知的:蛰居在西班牙一乡村的穷绅士吉哈诺,读骑士传奇入迷,遂把曾祖留下的一套生锈的盔甲穿在身上,易名堂吉诃德,立志弘扬骑士遗风。但他不明白,构成骑士精神的那些道德符码,例如“荣耀”“行侠”“历险”等等,在他所处的时代已成过眼烟云了。按照当今的某种流行意见,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乃一荒诞形象,但是,换作德国概念史家的学术口吻,这个荒诞形象所折射的则是两种“概念化实践”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导致这个落差的社会转型过程,便可称之为“鞍型期”(Sattelzeit/Saddle-period)。

   在德国概念史家的论述中,“鞍型期”意指连接两座山峰的低落过渡地带,表征的是一道将“旧”欧洲与“新”欧洲分割开来的鸿沟。谙熟本国学术谱系的冯凯(Kai Vogelsang)教授特别指出,概念史在发生意义上是一门“德国的学科”,跟域外思想没多大关联。照他的说法,德国本土的诠释学传统历来强调“语言”之于“理解”的重要性,而伽达默尔的一个洞见则将问题直接摆在了概念史研究者面前——在过去几百年里,历史意识的呈现构成了一种深深的断裂,以致西方思想传统的延续性只是扭曲地存在。⑩按诠释学原则,切勿用时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对文本作强制解释,然而,历史变迁却又造成了今人对古人的陌生感与疏离感。此即德国概念史家自觉意识到的问题情境。

   在德国概念史家那里,“鞍型期”起先仅仅是一个比喻,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严格实证标准来衡量,无疑显得粗糙。即使科塞勒克尝试划出一个貌似精准的区间——1750年至1850年,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譬如,若是由英国史家作勘定,就至少还要再前推一个世纪。(11)在这个意义上,争辩“鞍型期”的准确起讫年份是不得要领的,毋宁说,只要弄明白看似模糊的时间尺度指认的是一个确凿的宏大历史事实——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变迁乃一总体性的结构转型,“鞍型期”的精髓也就把握住了。耐人寻味的是,德国概念史家的这一研究设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判断存在某种形式的耦合,尽管不能妄下“思想承续”之类的结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共产党宣言》于欧洲爆发大革命的1848年问世,再往前追溯近百年,差不多就是后来德国概念史家所谓的“鞍型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百年剧变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蕴含,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精彩论述: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3)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解析现代性的生成机理渐次成为西方知识界的关注热点,并于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了一个研究高潮。古典社会学大师认识到,作为整体的社会现实极其复杂,要想予以完全的理论把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理解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一条可行的进路是采用“类型学”(typology)方法,通过概念上的选择性重构,就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某些典型特征做比较分析。由此形成了所谓的二元对分模式。仅以德国知识界为例,这样的模式即有韦伯的“巫魅—理性”、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西美尔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舍勒的“信任伦理—市民德行”等等。(14)一个不可忽略的教育背景是,德国概念史研究的生力军多在二战后成长起来,从读书到执教,都深受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影响。据此领会概念史的学术旨趣,是否可以将它看作考察和解析从前现代到现代结构转型的诸多进路当中的一种呢?

   20世纪50年代,孔茨牵头创立“现代社会史研究小组”,致力于探讨18世纪以来德国及欧洲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其中就包括科塞勒克。后来,科塞勒克撰文《“社会史”与“概念史”》,专题讨论了这两个学科领域在德国语境下的亲缘与共生关系。按他的看法,实际发生的事情与该事情的语言表述总有某些差异,可是,一旦将目光转移到职业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即“过去的历史”,语言在认识论上的首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过去的历史”无非是“被表述的历史”,对于那些已然发生而我们却无法亲历的事情,我们只能通过存留下来的语言记录或文字书写加以认知。(15)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与概念史实乃一体之两面。但科塞勒克强调,历史上发生的个体性事件虽值得研究,却不是社会史与概念史的首要旨趣。从长时段来看,任何个体性事件都深植于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此,社会史与概念史应充分考虑那些使个体性事件成为可能的经久有效的条件和状况,即要着力探讨“结构以及结构的转型”。(16)一个合乎逻辑的追问是,作为结构转型的“社会剧变”是否连带着一场“概念剧变”?倘说这场“概念剧变”确已发生,其行动效应及现代性后果又是什么?

时至21世纪,我们对这个问题或能有更深切的体悟。因为,当今世界的话语权争夺虽呈白热化之势,但论战各方借以编织其政治话语的基本概念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些概念包括:“人民”“民族”“国家”“主权”;“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战争”“和平”“安全”“秩序”;“革命”“解放”“进步”“发展”;此外还有作为污名化符号的“专制”“独裁”“暴力”“恐怖”,以及表达各种价值取向的“主义”等等。(1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如全盘抛开这些概念,生活于现代的政治家就不会演讲,政论家就不会写时评,政治史家就不会作记述,政治哲学家就不晓得怎样展开规范性讨论。但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王朝的政治话语表达也使用这样的概念吗?即使某些概念在字面上没有变化,其含义也保持了前后的融贯一致吗?进而言之,前现代的政治话语系统如何实现了一场现代性的结构转型?一些看似相同的基本概念为什么能在现代政治博弈中用以表达不同的甚或对撞的价值诉求?透过以上问题,我们可以在德国概念史家的“鞍型期”预设背后发现两个有所区别的研究路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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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学术月刊》 2018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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