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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啸:基于历史的因果识别设计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

更新时间:2019-08-30 11:07:13
作者: 马啸  
都属于专制政权。而不同的是,君主制国家在权力继承、资源分配、政策制定等重要议题上,具有更为明确的行事规则(如长子继承制、王室会议等),而且君主制也通过将传统的神秘化保护这些规则不被轻易修改。相比之下,那些采用了共和体制的专制国家,在上述重大议题上缺乏规则,即使形成了规则也容易被强人领导所改变。而缺乏明确的规则使得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更容易出现分裂,进而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通过收集战后中东国家发展的面板数据,梅拉尔多发现实行了君主制的国家的确在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上比共和制国家表现更好。

   梅拉尔多的分析中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证明君主制与较高经济发展水平间的相关性是因果关系。人们对这一反直觉的实证关系可能会进行各种质疑。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可能是中东君主制国家能够成功抵制要求实行共和制诉求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此外,也可能存在一个尚未被了解的变量(例如,一国的资源丰富程度),既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又影响该国是否能够维持君主制的统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梅拉尔多尝试寻找能够解释中东国家政体形态的工具变量。通过对历史和人类学的广泛研究,他发现在该区域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历史上长期的社会形态以游牧部落为主。而君主政权早期的贵族则是由各个游牧部落的主要头领构成。在那些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历史上则长期以城邦为主,游牧部落头领对政治的影响较小。通过阅读农业史和气象史的资料,他进一步发现,气候和土壤条件是决定一地社会形态的主要原因。在那些降水充沛、土壤肥沃的区域(如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从很早开始就具有发达的农业,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因此也更早地出现了城市。而在降水稀少、土壤贫瘠的地区,游牧则成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收集中东地区历史降水量的数据,梅拉尔多找到了影响该地区当前政体形态的工具变量,证实了特定的政体形态(君主制)对威权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11)事实上,将气候等自然因素作为制度起源的研究,在社会科学内有着悠久的传统,(12)但直到最近才被系统性地纳入因果识别的框架。

   上述两项研究都是基于跨国的制度比较,而类似历史方法在单个国家内的跨区域分析(sub-national analysis)中同样应用广泛。比较而言,在一国内的分析,因为控制了诸如传统、文化、语言等潜在的干扰因素,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分离和识别制度变化所带来的影响。(13)例如,杨(Yang)关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发现,那些在明代考取进士越多的地区,在现代人均收入也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对教育的投入也越多。(14)其认为这一相关性的主要因果机制是大量进士产生后形成的地方尊重人力资本投资的传统,而对教育的重视直接导致这些地方在现代发展水平更高。为了识别历史进士人数对当代发展水平的因果效应,杨通过发掘县志档案,将明代各地自然灾害(异常降水)的记载用作当地考上进士人数的工具变量。在另一项研究中,章奇和刘明兴发现浙江各地私营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地在改革开放初期本地干部占比呈现正相关。他们认为本地干部在政治上相比空降的外来干部更为弱势,因此需要通过保护本地的私营经济来获得基层政治支持。(15)章奇和刘明兴用浙江省各县1949年以前本地游击队的分布数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地干部比重的工具变量,证实本地干部比例与私营经济发展具有因果效应。受该项研究启发,本文作者尝试解释浙北、苏南两地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模式差异的历史决定因素。本文作者发现,苏南地区之所以高度依赖外资,与改革开放初期该地国有、集体经济发达,而当时国家法律又要求外商投资必须与本地企业合资有关。国有与集体企业匮乏的浙江不具备吸引大量外资的条件,而浙江的地方官员在考核的压力之下最终只能够通过发展本地的私营经济来完成考核目标。通过对地方历史的进一步发掘,本文作者发现两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集体经济的发达程度与两地的地理位置有关。浙江因地处对台海防前线,在计划经济时代接受的国有投资远远少于江苏。因此笔者将两地受台湾军事威胁的程度(至台北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发现两地改革开放初期国有资本的充盈程度的确和两地如今的发展差异间存在着因果效应。(16)

   这种方法在中国之外也有广泛的运用。例如,梅丽莎·戴尔(Melissa Dell)等人的研究发现,越南历史上受中国影响较大的北部地区,基层治理中多采用更为制度化的村庄结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越南南部地区,基层治理更多依靠非正式的人际网络和恩庇侍从关系。这种历史制度差异对当今越南的区域发展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北部地区的基层社会在原有的制度框架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通过公民自治来解决公共产品提供和再分配的问题。而南部地区则不具备类似的制度基础,发展也相对较为迟缓。通过运用断点回归的研究设计,戴尔等人发现基层制度的历史遗产对越南当今的区域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就如同上述例子所展现的那样,基于一国内的因果识别设计往往较跨国分析研究设计更为精致,测量更为准确,更容易获得可靠的结果,但同时对研究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者除了掌握基本的计量分析技巧之外,还需要对所研究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史料的可得性等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三、基于历史的因果识别在政治态度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历史的因果识别方法另一广泛使用的领域是对政治态度的研究。尽管政治制度与政治态度的研究经常被认为是两个壁垒分明的学术流派,但广义的政治制度也包括了能够引导人们行为的一些非正式制度,包括观念、文化、信任等态度元素。(17)因此从作为研究对象的角度看,两者也并非全无共通之处。在识别因果机制这一维度上,两者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首先,两者都属于稳定的均衡,因此不容易被轻易改变,具有一定的延续性。(18)这增加了研究者寻找能影响政治态度的外生冲击的难度。其次,政治态度本身的决定因素也较为多样,包括个体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环境、历史经历等。这些因素不仅互相之间存在相关性,而且经常和其他的被认为能够决定政治态度的因素相关。这给准确地识别政治态度的决定因素和其对其他行为的影响制造了不少挑战。研究者利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来识别政治态度的决定因素。这些事件的发生(及其终止)不受被影响个体的控制,因此其对个体的影响可以看作是近乎随机的干预。而且这些事件往往存续时间较长,其干预的效果足够改变个人及群体的观念态度的均衡值,形成深远持久的影响。

   纳恩(Nunn)和沃彻肯(Wantchekon)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欧洲殖民非洲期间受奴隶贸易影响较大的族群个体,在2005年的非洲价值观调查(Afrobarometer survey)中普遍表现出对他人(包括亲属、邻居、同族、地方政府等)较低的信任。(19)尽管这一相关性发现符合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对低信任水平的已有解释,但是也面临着因果识别的挑战。这一相关性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欧洲殖民者策略性地选择了那些信任程度一直较低的非洲族群进行奴隶贸易,而并非是已经结束了上百年的奴隶贸易对当前的信任水平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识别奴隶贸易对政治态度的影响,纳恩和沃彻肯使用非洲各地到海岸线的距离作为殖民时期奴隶贸易强度的工具变量,并发现奴隶贸易的强度对个体的信任态度有显著的负效应。他们同时发现,各地距离海岸线的直线距离仅在非洲与政治信任存在负相关性,而在欧洲和亚洲则不存在类似相关性,说明与离海岸线的距离只有可能通过历史上的奴隶贸易而非其他现当代的渠道影响政治信任,为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限制提供了有力证据。

   基于历史的因果分析同样可以为反直觉的发现提供有力的佐证。科恩和海恩穆尔勒尔(Kern and Hainmueller)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原民主德国(东德)的居民中,有观看西德电视节目经历的居民对东德政权的支持度更高,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也更高。(20)这与文献中关于外国媒体对威权国家政治态度的影响的已有研究结论相反。科恩和海恩穆尔勒尔认为形成这种结果的主要机制是西方媒体为东德居民提供了娱乐消遣(因此提高了满意度),而并非其他遗漏变量驱使的结果。他们利用两德分立时期西德电视信号发射塔的位置及信号覆盖范围作为识别手段,发现分布在信号覆盖范围两侧的居民的政治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为上述发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中国研究政治态度的学者同样将目光投向了历史。因为中国近代史的多次动荡和历史数据的相对缺乏,绝大部分研究者将可能影响人们政治态度的历史事件范围缩小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例如,陈济冬等发现,在土地改革时期,家庭成分被定义为“坏阶级”(例如“地主”等)的人士及其后代,当前对政府的信任度普遍较低,尽管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21)他们进一步用土壤适耕性等指标作为被定为“坏阶级”的工具变量,发现上述结果稳健。与之类似的是,王裕华的研究也发现,20世纪60年代后期武斗中伤亡越严重的区域,居民当前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22)为了检验武斗对政府信任的因果效应,王裕华使用了硫矿所在位置作为武斗激烈程度的工具变量。军工厂多靠近硫矿所在地,有解放军驻守并维持秩序,因此出现大规模武斗伤亡的概率较低。这些研究所共有的假设是,政治态度一般情况下较为稳定,除非经历剧烈外部冲击(如社会动荡、阶级斗争等),否则很难形成新的均衡。而新的均衡一旦形成,又延续了先前的稳定性并能够在代际传承。这种稳定的特点与制度具有相似性,因此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上也具有共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若干研究实例,着重介绍了历史事件在社会科学研究因果推断中的作用。这种研究范式为处在因果识别革命进程中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研究者无需在定性和定量、理论和方法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基于历史的因果分析要求研究者同时具有对研究对象质性细节(特别是历史背景文化)的关怀和对严谨研究设计与定量研究方法的掌握。这种研究范式将原本被研究者所逐渐抛弃的质性信息重新纳入严谨的分析框架,扩展了强调因果识别设计的研究可以检验的理论广度。从某种意义上,找到一个可供识别因果关系的历史事件犹如找到一件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宝物,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充满了乐趣的一种经验。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存在其局限性,基于历史的因果识别也不例外。首先,将历史事件的外生冲击作为工具变量时,较难证实其排他性限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个事件的后续发展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对当前产生影响,如何证明该事件要通过研究人员所关心的特定因果机制对当前产生影响是一大挑战。因为历史数据的稀缺性,很多时候研究人员只能依赖文字描述(而非数据)来回应对排他性限制的质疑,不能给出非常令人信服的辩护。同时,因为历史数据的稀缺性,研究人员经常缺乏能检验同一事件的交叉证据,因而数据中存在的衡量偏差往往无法得到检验和修正。而这些衡量偏差有时会对分析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23)其次,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学术训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现一个好的历史自然实验,除了掌握计量方法外,还需要研究人员在历史、政治、地理、经济领域有广泛而且深厚的积累,而且同时具有将历史实证数据与理论话题相互联系的直觉(intuition)。而这种直觉,很难通过短期高强度训练获得,是研究人员长期积累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一种学术界培训之外的能力。好的历史自然实验的不可得性,导致部分研究出现了新的数据驱使的趋势,即研究话题受可以获取数据的历史冲击的限制,没有形成连贯的研究议题。如何在历史数据和理论议题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对话,是使用这种方法的研究人员所要面临的一大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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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共管理评论》(京)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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