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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涛:汉代文吏的流变

——兼论“儒法合流”的路径选择

更新时间:2019-08-30 10:35:04
作者: 李巍涛  

   内容提要:秦代以降,文吏成为帝国体系存续不可或缺的因素,汉代文吏的演变以一种鲜活的形态呈现出汉代社会思潮的变革,更作为一个例证,说明了“儒法合流”的路径选择并非由一二智者主导,不应做“人治”之维的简单描述,而是经历了一系列尝试与博弈之后的历史选择与文化自觉。前人有关汉代法制思想变迁、“儒法合流”的叙述已经非常详尽,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角度选择一个关联性强的文化主体加以考察的做法并不多见,而汉代文吏恰好可以提供这样一个视角。“儒法合流”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乃至传统文化整体都影响至深,基于社会本身的继承性与延续性,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保有其特定的温度。

   关 键 词:传统法文化  儒法合流  汉代文吏

  

   思想学说本身是柔性的、待选择的,如果其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得到统治阶层、精英阶层的认可和采纳,柔性的思想便可能具备一种刚性,成为一股构建国家政治、文化的强力。假以时日,如果这股强力能够成为一种制度,那么在思想的刚性之上就又多了一份韧性,这就意味着具备了更为稳定、更易于适应和延续的特征。汉代社会思想的变迁,尤其“儒法合流”的进程是一个横亘于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大命题,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到《唐律》的“一准乎礼”,从“亲亲相隐不为罪”到“准五服以制罪”,反映了儒家道德准则不断制度化、法律化的进程。“儒法合流”本是国家政治法律范畴内的现象,但其影响却突破了这一维度,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成型都产生了相当的塑造作用。历经强秦独任法家、汉初黄老为治之后,儒家思想逐渐复苏,并通过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以应对时变,其中对后世法律文化走势最具影响力的即为“儒法合流”。杨鸿烈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提到,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研究应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进行历史的考察[1](P4),然而以往学界对汉代法律思想演变、“儒法合流”的研究以文本、静态的居多,功能性、动态的较少,故本文拟以汉代文吏为对象,通过考察这一群体的实践活动及其自身发展变化来解释汉代各种思潮的博弈和“儒法合流”的路径选择。

  

   一、两汉颇重文吏

  

   (一)文吏释义

   文吏之“文”指“文史法律”,因此文吏又称“法吏”“文法吏”,其主要职责为制作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书,因经常需要捉刀弄笔在竹简上书写修改,所以也被称为“刀笔吏”。文吏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处理各种狱案,因此有时还被称为“狱吏”。①秦汉时期的文吏随着帝国模式的开启而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往往自幼就接受法家化的启蒙教育,是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理念的产物,也是国家机器运行中最不可缺少的部件。[2](P274)秦国崇尚法治,而法治的实施需要大量精通法律、训练有素的文吏作为其政策的执行者,因此提出“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3](P43)的理论,并在官署中设置“学室”,由“史”或者“令史”兼充教员,专门训练、培养文吏。“史”“令史”本身是各级政府机构里通晓行政、刑狱、文书、档案等项事务的吏员,“史子”是其学徒弟子,史子所学的内容包括识字、“吏事”和律令,制作文书、请示应对、熟悉并记录律令条文为其基本功。根据秦国的规定,平民子弟希望进入吏途必须要有一个学习吏事的过程,需要掌握常见的姓名书写、熟悉国家律法、通过相应的考试。文吏在成为“吏”之前接受的训练基本都是如何处理基层行政事务、解决轻微的法律纠纷,只有具备了做吏的业务能力与资格,才有可能通过长吏的辟置而进入吏途。[4]所以在韩非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5](P347)之前,秦国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

   (二)两汉何以重视文吏

   法家思想本是诸子学说之一,其“富国强兵”“以法为治”的主张最终使秦国完成了兼并天下的伟业,缔造了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文吏制度则是法家思想的制度化,法家学说的程序化。随着强秦二世而亡,法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也渐趋衰灭,但有秦一代的诸多制度为后世所承用,也许正是因此才会有谭嗣同“两千年之政皆秦政”的感叹。法家思想除了通过确定的制度得以保留之外,还以融入道家成为黄老之学和儒法合流的途径保持了自己的影响。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与后来兴起的儒术都是作为秦法家思想的反向运动而作用于政治的,秦汉之间法家、道家和儒家的互为消长、迭相兴衰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奇观,也是此期传统法律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西汉建立以后,秦制帝国的形态得以保留,因此虽然秦汉两朝主导思想大相径庭,法家思想由前台转为幕后,黄老与儒家反复争夺主导地位,文吏作为国家运行的人员保障始终受到重视。文吏的思想构成虽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文吏制度却因帝国形态的保留而得以保留。高祖刘邦甫一入关便与民人约法三章、废秦苛法,同时却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6](P362),皆因文吏确已成为集权帝制不可或缺的官僚群体。强秦二世而亡的社会现实势必会给汉王朝统治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以期通过改革来实现长治久安,但凋敝的民生经济和脆弱的社会心理不足以支持进行激烈的变革,而黄老的清静无为、休养生息正适合此期社会恢复元气的需求。以黄老之治代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只是浅层的变化,而内里帝国的运转已经离不开文吏的作用,这也是有实无名的“新法家”称谓的由来。[7](P823-824)汉宣帝时期的名臣路温舒就曾经上书直陈,文吏是秦亡的十大祸端之一,也是被汉王朝保留下来的唯一一个。[8](P2369)贾谊也评价文吏说,“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只顾执法守责、行政效能,却无助于长久的规划。因此,“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8](P1547)此类感叹与评价也证明当时文吏的社会影响非常广泛。

   “西汉中期以前特别是在西汉前期,秦代尚法而治的社会风气仍给当时的社会以较大的影响,而且此时儒家的思想学说虽逐渐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实际政治中儒家学派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马上占据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阵地,因此在社会中‘尚刑名法术之学’的‘文吏’仍在实际上操纵着司法统治大权。”[9](P161)汉代政治实践中对文吏的重视还表现为刀笔小吏可仕至公卿,汉相萧何、曹参都做过秦的刀笔吏,明悉国家律令;起自底层小吏的赵禹、王温舒等官至廷尉,张汤、于定国、丙吉、薛宣等则位列三公,东汉甚至出现了世习律法的大族。后世所谓“秦尊法吏”“秦任刀笔小吏”“狱吏得贵幸”,以及《论衡·程材》言:“文吏治事必问法家,县官事务,莫大法令……法令汉家之经,吏议决焉”[10](P121),都反映了经过先秦一系列的变法运动,文吏已经取代世袭贵族成为国家行政、司法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行政管理功能为秦汉帝国所接受。汉代文吏的演变以一种鲜活的形态呈现出了汉代社会思潮的变革,更作为一个例证,说明了“儒法合流”的路径选择并非由一二智者主导,不应做“人治”之维的简单描述,而是经历了一系列尝试与博弈之后的历史选择与文化自觉。

  

   二、以道统法——汉代文吏的黄老化

  

   汉初的黄老之学虽然不再像战国“黄老”那样重点在法而不在道,完全排斥儒家推崇的“礼治”或“德治”,但其依然重视法律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只不过开始强调由道来统摄法律,以道统法,道、法并行。黄老对法律的重视不仅有助于对前朝法制的继承,也为文吏的延续搭建了一座桥梁。因此,在黄老学说的统帅下,法家思想在西汉前期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秦代强调以法治国,通晓法律、擅理狱案是对文吏最基本的要求。《商君书·定分》提出朝廷、郡、县负责向百姓和其他官员宣传、解释法律的文吏“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3](P42),不仅要求文吏明法还需行法。“刀笔小吏”又可积劳擢为达官、升为朝臣,暗合了韩非“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5](P354)的理论,以实现文相武将都经过基层文吏的历练。《韩非子·说疑》将文吏形象描绘为“夙兴夜寐,卑身贱体,竦心自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知法、勤勉成为秦代文吏的标签。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期间死于战乱和灾荒的百姓几乎达到总人口的半数,《史记·平准书》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民人更是处于“无藏盖,大饥馑”,甚至“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安定社会,恢复经济,发展生产,防止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再次发生,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在西汉早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11](P42)的秦朝法家思想得到有效的抑制,从而造就了“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政治景象。勤于刀笔吏事的文吏也随之黄老化,高效的行政、严苛的执法被无为宽缓所代替。继萧何之后担任汉相的曹参是文吏黄老化的典型代表,其出身秦时文吏却笃信黄老。在相国任上,他消极沿用前任丞相的政治举措,选用木诎于文辞的忠厚长者担任丞相府的重要官员,他自己则无为饮酒,对属员执事并不过分苛责。[6](P2030)他的择吏标准促成了汉初“长者为政”的吏治风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黄老风格:“长者”不仅仅指年长宽厚而已,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清静放任的黄老治世精神,与文吏的进取苛察、循法守职背道而驰。[12](P276-277)

   黄老学派对法律的社会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提出“言事者必究于法”和“无法不可以为治”的观点,认为民人很少能够自觉遵守法度,因此国家必须创设严格的法律加以强制,顺服者赏,不服者罚。洋溢于黄老著作和人物思想中的这些理论,与法家对法的认识,最大的差别乃在于辨识“法”在一国政治中处于何种地位,在法家看来,法的地位是最高的,甚至君主都应该遵守法度;而黄老则将法纳入“道”的统领之下。汉初黄老学派秉承此种对法家理论近乎理性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批判了严刑苛法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立法制刑、悬赏设罚所具有的分别是非、明辨好恶、审察奸邪、消弭祸乱的积极意义。[13]这一学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先秦诸子原有的思想体系,从法律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黄老的法律思想实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也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创造了前提。

受黄老思想影响,汉初往往“木诎于文辞”者被重用,“吏之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口辩、文深甚至成为晋职的障碍。“赵禹,用廉为令史,事太尉周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6](P3136)文景时期的名臣张释之深谙黄老之术,几次谏言汉文帝守法,与曹参“守法不失”的主张一致。《史记》载文帝曾到上林苑游玩,想了解一下苑内珍禽异兽的情况,向负责管理林苑的上林尉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他一个都答不上来,而旁边的虎圈啬夫却替他一一答复了文帝的问题,而且“口对响应无穷”,口才非常好。于是文帝想将虎圈啬夫提拔为上林令,张释之却谏言:“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斅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6](P2752)文帝闻言打消了提升虎圈啬夫的念头。从张释之的谏言中至少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时为左右丞相的绛侯周勃、东阳侯陈平像上林尉一样不专注政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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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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