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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涛:汉代文吏的流变

——兼论“儒法合流”的路径选择

更新时间:2019-08-30 10:35:04
作者: 李巍涛  
可见汉初重“长者为政”“无为而治”的风尚;另一方面张释之所言“秦任刀笔吏,二世而亡”与路温舒所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如出一辙,这种表面上对文吏的否定评价实际上是对文吏身上法家因素保持警惕的一种心理。但是黄老无为并非法律虚无主义,大量好申韩之术的文吏的存在证明了法家思维依然影响着汉初政治,只是不得不潜身于黄老“以道统法”的理念之下,黄老政治的蔓延虽使文吏的活动受到束缚,帝国体制的运行也因之放慢节奏,但文吏制度本身并未受到颠覆性冲击,“总体而言,文吏政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14]。

  

   三、重典治世——汉代文吏的极端化

  

   黄老政治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居功至伟,但无为而治繁荣了经济的同时,也促成了社会矛盾的不断酝酿、积聚,匈奴犯边、诸侯坐大、强宗豪右坏法,最终迫使统治阶层转变思维。当黄老中的无为因素迅速褪去,儒法思想又尚未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合流时,法家思想暂时摆脱束缚重又“灵光一现”。

   汉初几十年间无为而治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也促生了新的社会问题。文吏秉持法家思维,希图以立竿见影的功效解决涌现的社会问题,于是文吏的极端化模式——酷吏开始大量出现。文吏在黄老思想的束缚之下,将其主动性降到了最低点,但当时代背景发生变化时,文吏身上所蕴含的法家的事功性质自然会暴露出来。文吏通常自基层小吏做起,从启蒙教育阶段即开始接受法家思想的影响,熟悉国家律令典籍,掌握处理政事的技能,并依照处断能力、政事功绩和年劳资历任职升迁。文吏往往追求奉法行事、公平循良,是法家“法治”理念的产物,也是最早的职业官僚形象。在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当中,文吏足以用其所学来解决日常问题,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使得诸多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超出了普通文吏依靠厉行守法即可达到社会治理目的的范围。酷吏的大量出现即是在特定背景下对文吏的一种突破②:文吏所表征的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而酷吏往往是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而且这些矛盾经常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地方豪强破坏法度,民变规模较大。[15][16]酷吏秉承法律所面对和解决的绝非日常所见的民刑事纠纷,而多为危及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事件。正如史书所载,酷吏以深竟叛逆、不避宗室、摧折豪强、镇压平民暴乱为多,很有后世“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味道。一方面封建法制体系中,君主具有最高的权威,可以通过褒奖典型官吏的行事风格、制定新的法令表明个人倾向,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影响官吏的行为,从而实现巩固王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杨仆等几位酷吏均被君主称赞为“能吏”,这种导向使得治狱之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8](P2369)。文吏与酷吏的区别即在于此,文吏极端化为酷吏的法律与政治缘由也在于此。文景时期受黄老思想影响,对叛乱的诸侯王有时还会“怜之”“赦其罪”,从宽处断,而武帝则令“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结果“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8](P2137),表现得“严而少恩”,不顾宗法情谊,强调遵守法律,维护法制的统一。又如在处理隆虑公主子昭平君“醉杀主傅”一案时,武帝叹息:“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8](P2583)最终依法处置昭平君,没有因宗法情谊而破坏法制。

   虽然经过汉儒改造的儒家学说没能立刻取得一统之势,但其至少在表面上得到官方支持,权以“缘饰吏治”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所以后世的“儒法合流”也就更多地表现为儒家渐盛、法家渐弱,法家的合理、顺时之处不断为儒家所吸纳的大趋势。[17](P66)“儒法合流”的趋势最早在两家思想的对立中进行,界限分明,随后则作为一体的两端,不断契合。[18](P313)

   文吏向酷吏的转变与个人品格风范也有一定关系,在同一时代背景之下,并非所有的文吏都转变为酷吏。酷吏之“酷”只有在其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的时候才有存在的价值,而意义的积极或消极则应由当时社会的主流道德标准做出评价。[16]赵禹、张汤、杜周、尹齐等大多数汉代酷吏都出身于底层文吏,他们通晓法律,知道“文无害”③应为其行事的最高标准。身列酷吏,执行政事却被称为“无害”“公廉”“廉平”的为数不少,司马迁也不由得赞叹汉代酷吏虽然用刑严苛,但却大多能够做到奉公守法。[6](P3154)文吏所表征的只是常态下的社会秩序,其循法行事仅以常法的威慑力形成一般的社会压力;酷吏则是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其更倾向于以重法、“文深”处理社会矛盾,意在形成一种高压恐怖气氛。酷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官员类型,又因为他们往往担任地方长吏、中央御史、廷尉等官职,所以酷吏也是中国历史上与“法”有着紧密联系的一类官员。汉代以降,崇尚德礼教化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以“杀伐立威”“风行霜烈”等为特征的酷吏遭到“士人”乃至“世人”几乎一致的批判和贬斥。正是文吏的普遍存在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现实,为武帝时期酷吏的兴起提供了人事上的基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则为酷吏的涌现提供了最好的历史节点。酷吏总是处于“法治”与“人治”、实然与应然的紧张关系中,作为加强中央集权这一特定目的的工具之一,他们往往并不遵循常法,而是以杀伐立威、严而少恩。文吏重法源自法家重刑,汉代酷吏重法则更多体现为皇权的“人格化”和政治目的性,正是封建“法治”诉求与“人治”本质冲突的结合。总之,汉代酷吏一方面继受了法家思想奉法、重刑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走上了“片面深刻”的道路。因此,当社会状况良好,以黄老或者儒家学说即可规范社会运行时酷吏自然少有;当社会矛盾骤升,非法家思想无以满足社会需求时酷吏必然多出。酷吏这把双刃剑既使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迎刃而解,又揭开了帝王“内多欲,外施仁义”的“人治”面纱。

  

   四、儒法合流——汉代文吏的儒家化

  

   王充在《论衡·程材》中斥责儒生“有俗材而无雅度者,学知吏事,乱于文吏,观将所知,适时所急,转志易务,昼夜学问,无所羞耻,期于成能名文而已”[10](P118),一语道破汉末儒生改习吏事的现象,可见法家透过文吏对汉代社会的影响远比人们先前所了解的要深远得多,而儒家优势地位的取得也经历了一个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漫长的过程。随着儒法两家思想由外在对立到内部融合,“儒法合流”不断深化,“修经明学”务在“轨德立化”的儒生和起于“刀笔筐箧”长于“优事理乱”的文吏,自然也处于不断的融合之中,东汉文吏思想中儒家的成分较之西汉文吏明显增多即为明证。汉武帝通过重用酷吏、严刑苛法有效地维护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汉代统治者明白一味适用严刑峻法、全面推行酷吏政治必将重蹈亡秦覆辙。儒家可以借助法家的事功之性在政治上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法家亦可以借儒家之礼来弱化其“严而少恩”的一面,从而形成可以“累世行之”的正统思想,这也正是儒法合流的两个方面。而其在实践中则表现为自汉宣帝朝起,酷吏与循吏并用、儒生与文吏融合。西汉时期儒家注意到法律在政治上的重要,因此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由原来的反对刑罚转变为礼法结合、德刑并用。所谓礼法结合就是以法律制裁来维持礼教,所谓德刑并用就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

   喜用儒术缘饰吏治的汉武帝时期是从黄老道法向儒法转变的过渡期,儒家思想虽并没有一跃而成为国家主导思想,但汉初几十年的复兴及武帝的提倡使得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进而形成风气则是不争的事实。此期儒法两家还未能相互吸收整合完毕,处于独立于彼此的阶段,表现为被后世所诟病的“阳儒阴法”“外儒内法”状态。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以后世儒法合流最终完成,并成为中国正统法律思想为标准的,虽然客观地描述了武帝时政治法律思想的特征,但却忽视了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其实自武帝时儒法有内外之分,到宣帝自爆“汉家历来以霸王道杂之”已经充分表现了儒法由外在彼此独立向内在一体发展的趋势。鉴于政治思想发展完善有其阶段性,武帝虽尊儒,但儒家尚未调整自身、适应社会变化,因此只能暂且权以“缘饰吏事”。“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6](P3094)依汉律“大逆无道”“谋反”等罪名足以置淮南王于死地,但谋事大臣还要援引《春秋》中“臣无将,将而诛”的道德罪名,自是要将刑杀之事做到于法于理都让人心服口服。“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而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论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暗蔽也”[17](P69),《春秋决狱》在宣讲儒家大义的同时也不免有以“儒术”润饰“吏事”的一面。思想上的浸染使文吏的思想成色不断发生变化,但制度却以其特有的硬度历时延续。

   汉代元、成以后,随着大批儒士进入政权,官僚队伍开始儒家化,明经之士据经术、行德教。尽管政治出人意料地走向混乱和衰败,但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尤其是文吏的儒家化却已然成为不可逆反的潮流,具有专业法律技能的文吏逐渐放弃排儒立场,许多继承法家传统的文吏逐渐学习经学。《汉书·公孙弘传》载: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西汉路温舒早年学习律令,为狱小吏,可谓法家出身,然而“宣帝初,上书言尚德缓刑”。又《汉书·丙吉传》载:“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8](P3145)《汉书·循吏传》载,“(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但“俗吏尚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名”,他在狱中从夏侯胜受《尚书》,此后“力行教化而后诛罚”,终以循吏闻名。“定国少学法于父”,“数年,迁水衡都尉,超为廷尉”,后“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强秦的覆灭证明纯粹的“法治”并非成功的治国之道,然而倚靠“刑”来维护政治秩序却是必需的。因此儒学要真正进入统治者的视野必须将刑纳入其“德治”的治国之道当中。“德主刑辅”思想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客观地位,同时利于统治者打着“圣人之道”的旗帜进行统治,起着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的功能。援法家的“刑”入儒学的治国之道,使其具备了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德主刑辅”使法家之刑被置于儒家道德的评判之下,对酷吏这种张扬法家个性的现象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拘囿。

汉代文吏之所以转学儒术,最终进入儒家化的路径,既有内在精神价值的诉求,也少不了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压力。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经术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公卿大夫们开始变得儒雅起来。与此同时,法家的政治主张逐渐为儒学所融汇,法家思想的独立性消失,儒法之间也从最初的两家思想的融合演变为儒家自身德、刑两种元素的融合。成为正统思想之后的儒学在皇权的权威、道德原则及治国之道上都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有力的、系统的解释和辩护。思想的转向最终由社会主体来呈现,《儒吏论》所谓“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搢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合民性,达其所雍,祛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19](P604),准确地阐明了汉魏之际文吏儒家化、儒生文吏化的历史动因。随着武、宣、元三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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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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