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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现代经济学的思维缺陷:肯定性理性内含的逻辑悖论

更新时间:2019-08-29 18:49:33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进而产生了现代经济学的内在紧张关系。(1)肯定性理性思维强调对人类理性的肯定,尤其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洞察杂乱无章世界背后的明晰秩序并设计出完美秩序,从而产生了唯理主义。显然,这种思潮促使现代主流经济学通过抽象的理性建模来设计理想的社会,倾向于在组织中追求最高程度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文明,乃至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计划的理论基础,而不再关注和提防理性的弱点,最终陷入哈耶克所警告的建构主义的“致命的自负”。(2)肯定性理性思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肯定,尤其将自由竞争市场所呈现出的视为展示上帝意志和理性精神的自然法则和正义秩序,从而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这种思潮将使得我们丧失对现实世界好坏的辨识力,倾向于将社会存在和社会制度合理化,乃至对周遭现实采取毫无批判的接受态度,进而不再思考去追求一种更高水平的生活和文明,最终陷入马尔库塞所刻画的商业经济中的“单向度状态”。这里做一说明。

  

   (一)肯定性理性思维高度推崇人的理性能力

  

   这方面的理解可以追溯柏拉图的观念:(1)形式或本质或始基是离开感性事物而先天存在的,人类理性能够洞察出隐藏在人们感知的杂乱无章和混乱不堪的日常世界背后的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2)在人类理性力量的支持下,高度理性的哲学王不仅可以以其推理能力设计出完美的秩序,而且还可以凭借道德意志来对抗历史命运的衰败法则,进而结束政治腐败和社会堕落而重新回归黄金时代。为此,柏拉图详尽地阐明一种刚性和静态的最优化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下,社会没有邪恶,因为它不衰败,也不变化,这就是他的理想国。同时,柏拉图反对任何对这种理想国的偏离,这也就是为波普尔极力批判的封闭社会。熊彼特就指出,柏拉图的目的完全不是分析,而是一种理想城邦的超经验的想象,是一种作为艺术创造的城邦。[11]

  

   正是根基于这种肯定性理性内涵,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特质。具体表现为,它将抽象的理性模型视为最优状态,而将与这种模型偏离的社会现实视为不理想状态;相应地,它热衷于对激励机制和最优化理论的探究,热衷于对社会制度作整体的、激进的设计和改造,而不是去深入剖析现实世界中各种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缺陷及其成因,更不是针对这些原因来寻求“治本”的解决方案。于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基于最大化原则或理性选择模型来不断推出各种新的替代方案,尽管这些方案之间往往还是相互冲突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很多政策主张都是如此,如为南美以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设计的“休克疗法”,为全球化设计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中国国企改革中的“私有化”主张,等等。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发展是渐进的,针对社会问题提出的方案也是改良,相应的理论认知也是演进的。既然如此,为何现代经济学却如此热衷于理性设计呢?根本上,这就暴露出了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它已经远远地偏离了演化学科的特质。之所以如此又在于,冠以“新古典”之名的现在主流经济学进入20世纪之后就已经被法国的唯理主义传统改造了。

  

   事实上,数理经济学最早就是由法国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创立的。不同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倾向于依据观察和经验来获取知识,法国人深受笛卡尔建构理性主义的影响,从而热衷于依赖人类大脑的智性思维来构造深邃的思想体系。哈耶克就说:“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不但抛弃传统,甚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12]究其原因,笛卡尔将怀疑作为正确开始认识的一种手段,但同时又强调怀疑要有条理性,而有条理的怀疑则依赖于确定的预设前提,这样,有条理的怀疑就成为一种清除一切无法成为演绎性哲学体系之前提的陈述的方法。也即,基于数学逻辑的演绎就成为笛卡尔获得确定性命题的基本方法。[13]

  

   当然,究竟该将什么看作是真的,人们往往存在不同的意见。其中,欧洲大陆的唯理论者相信人类具有获得确定洞见的能力,洛克开启的英伦经验主义则持一种持久的怀疑和检验态度。进一步地,笛卡尔怀疑主义在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之所以产生出不同影响,又在于,古希腊的两大理性思潮在这两个地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英伦三岛残留的演化理性主义痕迹更深,欧洲大陆则被建构理性主义塑造得更为成功。相应地,英国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演化特性,无论是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还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如此。例如,新古典经济学之父马歇尔就坚信社会发展是演化而非突变的,从而持守“自然不会跳跃”的信念;进而,马歇尔认为人类思想也具有连续性,由此强调经济学的演化性而非构建性。与此不同,法国经济学却深深地根植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传统中,无论是魁奈的重农学说还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大多如此。

  

   (二)肯定性理性思维倾向于合理化现状

  

   这方面的理解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观念:(1)形式或本质存在于事物之中,而非先于或外在于事物;(2)一切运动或变化都意味着内在于事物本质中的潜能的实现,包含事物的一切潜能的本质就是某种类似于事物的变化或运动的内在源泉的东西。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发展中的事物的形式或本质与它发展的目标、目的或最终的状态是同一的,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以后西方社会的整个思维特质。例如,承袭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的理智直观理论,黑格尔就将本质和现象视为统一的:一方面,没有“纯形态”的本质,本质永远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现象中;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在的现象,现象永远都一定本质的表现。[14]进一步地,本质和现象的统一就构成了现实性,现实性不仅包含了被实现了的可能性,也是眼前存在的一切所具有的发展之真正的可能性。因此,现实性就具有区别直接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两大特征:(1)任何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在变化着的条件下都可能变成一种真正的可能性,都能进入现实性;(2)凡是真正可能的东西都是必然的,因而必然性也是现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通过将本质、现实性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黑格尔强调,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正是根基于这种内涵的肯定性理性,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具有强烈的庸俗性特质。具体表现为,它将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秩序视为上帝理性精神的体现,将竞争性市场中形成的自然价格视为上帝所设计的公正或正义价格;相应地,它热衷于从自然秩序中抽象出经济人假定,并认为个人利益可以自然而然地满足社会福利的需要,个人自发的努力足以实现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协调。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将自由市场、自发秩序、自然规则以及社会正义等同起来。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信奉自然和谐一致观,承袭自然主义思维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将自然世界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说直接拓展到人类社会中,基于伦理自然主义把存在就视为合理的,并基于伦理实证主义和供求均衡分析对现状进行合理化解释;相应地,现代经济学人热衷于为现实社会制度辩护,为既得利益者利益和强势者行为辩护,从而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

  

   事实上,古希腊就集中关注了交换正义和公平价格这些核心主题,承袭这一传统,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也关注市场交换问题。不过,不同于古希腊学者主要从客观的价值标准来探究公平价格,晚期来自西班牙-葡萄牙萨拉曼卡学派的经院学者们认为,公正或正义价格是一种自然价格而非法律或律令规定的价格,这种自然价格是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达致的,它并不为任何人事先所知,而只有上帝才可能事先知道。为此,萨拉曼卡学派就放弃了对正义价格的“徒劳”探求,而转而探究市场秩序和市场行为,并为其合理性进行论证;同时,基于对公平价格、竞争以及垄断等的探索,萨拉曼卡学派还表示了对政府定价行为的不满,并极力反对法定价格。[15]显然,经院哲学对后世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魁奈把物理法则定义为“所有自然现象被规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显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同时将道德法则定义为“人类每一行为的规则,而这种行为也是服从显然非人类最为有利的自然秩序”,这两种法则合起来就是所谓“自然法”,它们都是不变的、尽可能好的法则。[16]同时,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观不仅是源于经院学者挖掘和倡导的自然法则,而且还进一步影响了后来的斯密、李嘉图、萨伊以及瓦尔拉斯等人,并塑造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最后发展出了“无形的手”原理、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三大定理、科斯中性定理、边际生产力分配净尽定理、利益和谐论、有效市场说以及“as if”假说等一系列为市场辩护的理论。

  

五、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统一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西方社会哲学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带有深深的逻辑断裂和思维紧张,乃至推出的政策主张也往往趋向两个极端。一方面,经院学者的自然价格、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巴斯夏的和谐秩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斯密的“无形的手”原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说、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现代福利经济学定理等,都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另一方面,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卢梭的普遍意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斯宾格勒的文化生态学以及现代激励理论等,也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事实上,正因为根植于西方主流的肯定性理性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预言了不断前行的社会阶段论,并试图通过引入人的有意识活动来改造现实社会,从而吸引了大批自然科学工作者参与探索之中;奥地利学派反对马克思主义中潜含了历史主义倾向和理性自负,却认定市场中无数人的自发活动将推动社会制度的不断优化,从而根植于另一种肯定性理性之中。显然,这两种肯定性理性主义无论在理论认知上还是政策寓意上都存在截然的对立,体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唯理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认知观;但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两种社会认知观都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这一共性也就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政策在两个极端之间相互转化的内在基础。

  

   (一)两者“统一”于黑格尔学说中

  

   本质上,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形式因”或“目的因”与柏拉图的“本性”或“灵魂”是同一的,只不过,亚里士多德用乐观主义取代了柏拉图的悲观主义,将事物的本质与其可感知的现象联系起来,认为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不是衰败运动而是本质的呈现,从而也就不再诉求对理想国的构建。相应地,黑格尔为现实辩护的思想也是承袭了古希腊一元而肯定的理性思潮,承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本质在存在和变化中体现的思想,从而将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统一起来,认为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构成了现实性。两者结合的逻辑是:一方面,柏拉图将理念视为对事物本质和性质的认识,只有理念的东西才是实在的,而易死的东西都是非实在,从而得出了“理念=实在”等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将理念视为某种心理的、精神的或理性的东西,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它指明了存在作为逻辑和理性的合理结构,理性则是对全部实在这种理念的确信,从而提出了“理念的=理性的”等式。进而,这两个公式相结合就产生出“实在=理性”等式。[17]由此就有:(1)真理不仅是思想的本质,也是发展中现实的本质;(2)历史既是理念的成果,也是理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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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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