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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磊杰:香港管治困境的症结与出路

更新时间:2019-08-28 21:35:35
作者: 魏磊杰  

   内容提要:香港严峻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与港式资本主义和深层的宪制矛盾存在密切联系。香港特区新政权建设是在保留旧政权强大残余影响下起步的,这种历史结构使香港管治产生了结构性困境。围绕特区政治主导权的问题,秉持“渐进民主”的建制派与鼓吹“激进民主”的反对派之间展开的零和竞争,制约了新政权的建设,另外,建制派内部决非均质性利益构成,新旧势力之间龃龉难平,加之缺乏必要统合手段,难以确保该派始终能与特区政府站在同一阵线,管治同盟的预设角色未能实现。香港问题的本质是认同问题,未来陆港双方需要在刚性的框架内谋求最大弹性,最终解困之道取决于中央能否具有足够制度自信重塑自身的内外形象。

   关 键 词:中国政治与外交  香港问题  结构性困境  新政权建设  管治联盟  认同

  

   2014年岁末,经过79天的所谓“抗争”,随着警方的清场,香港“占中”运动终于落幕——至少可谓初步结束了。从事件爆发、延烧直至无果收场,纵观国内舆论,可谓众说纷纭。反对者多立基经济社会关系与国家主权,不能容忍香港反对派“恩将仇报”“犯上作乱”。支持者要么因厌恶现行政治体制,笃信“敌人的敌人便是自己的朋友”,要么从纯粹普世理念出发,认为只要是为追求民主怎么折腾都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占中”是香港当下所面临管治困境的一个缩影。几乎没有人在香港回归前能够预见香港在回归后遭逢如此的政治格局和变迁。反对派人士没有想到,香港在回归后享有的政治自由比“殖民地”时期犹有过之,使得他们有较大空间挑战中央、制衡特区政府、动员群众及争取民主改革,同样,支持中央的人也没有想到香港在回归后的政治和管治情况会如此困难和混乱。回归前香港的民生问题虽多少为人所知,但香港的各类社会矛盾在回归后如此迅速尖锐化、严峻化和政治化却出乎大多数人意料之外。鉴于此,从多个维度揭示“占中”运动所凸显出的香港管治困境的迷思,探讨纷繁表象背后潜藏的结构性困境,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理论意义与应对问题的现实价值。

  

   一、香港管治困境的表征

  

   香港当下面临的管治困境与经济社会现实存在着因果关系,而这种困局的形成部分可归咎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对当时殖民政府的误导。在冷战时期,虽香港与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同属美国阵营,享受了当时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工业分工和对美进口的优惠政策,但关于东亚的发展主义通论(特别是政府主导工业政策)却并不完全适用于香港。在保守党执政后,英国开始向全球输出新自由主义,受其管辖的香港,自然成为该主义的试验场与延伸地。中国大陆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逐步迈向市场化,香港成为西方打进内地庞大市场的绝佳桥梁,同时也占有意识形态传播的地利。在麦理浩时代(1971-1982),港英政府虽推行官僚福利主义治理,却并无主导型的工业政策,秉持自由放任的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①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话语支撑下,特区政府总体延续了这种政策导向。得益于低税率的宽松制度环境,香港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

   2015年1月,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第21年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目前,香港与伦敦、纽约并列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香港从20年前不到7000美元激增至如今大约3.8万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六、七个经济体之一。②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香港在2014年度与2015年度皆位列三甲。③然而,整体经济的增长只是高度“财聚”而非“财散”,并未惠及社会每个阶层。

   据乐施会报告,在香港总共700多万人口中,贫困人口为117万人以上,贫困率高达17.6%。香港最贫穷10%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骤减16%。据瑞士信贷统计,香港人口中10%的最富人群控制着77.5%的财富,高于2007年的69.3%。衡量这一现象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代的0.45上升至回归前夕1997年的0.518,后来再从2001年的0.525攀升至2011年的0.537,收入差距悬殊,位居发达经济体之最。④从2001-2010年间,香港薪酬最高10%人群收入增长了60%,而薪酬最低10%人群收入则下降了20%。⑤根据国际政策咨询公司区域研究(Demographia)发布的数据,香港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率(居民收入中位数)由2013年的14.9倍飙升至2014年的17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的10.6倍。⑥

   具体来说,这一矛盾的成因大体可从去工业化、社会卡特尔化及全球化三个维度来阐释。

   首先,收入大幅减少与投资不振、产业外移难脱关系。开埠之初,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到20世纪60年代渐趋转向出口制造业。受大陆改革开放契机驱动,在20世纪80年代,九成以上工业企业开始“北上”,投资内陆,将自己得来不易的工业基础空洞化。“产业偏食”不可避免地造就双重负面效果:其一,厂房外迁后,资本家将厂地改做房地产,有钱阶层开始追求金融投机,并渐成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二,与同期台湾的问题相仿,香港接单、海外生产的“三角贸易”模式虽对国内生产总值有贡献,但仅企业及大股东受惠,香港工作机会流失,劳工面临就业困难,薪资停滞等问题。伴随产业空洞化而来的是大量工业人口的“结构性失业”,而同时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及相关行业,却不利于为人口密度极大的香港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香港制造业繁荣时期从业人口有百万之众,占总人口比例高达35.8%,到2011年就只剩下17万人,占比只有4.5%,淘汰近77万劳动人口。⑦劳工低薪普遍化,但豪富阶层炒房推升房价,低薪与高房价的对比,形成“一个香港、两个世界”。大量工业人口转型艰难,伴随年龄渐长,遂陷入绝对贫困。

   其次,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缺乏多样化产业类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独大,居民贫富差距拉大,造就整体掣肘香港民生改善的社会的“卡特尔化”。一方面,金融、地产及相关行业吸纳大部分企业利润,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居垄断地位;香港缺乏相应税法加以平衡,相反只是一味迎合资本利益,把重商主义发挥到极致。资本收益率必然超过收入的增长率,这就意味着资本越来越垄断收入再分配,劳动力要素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内地改革开放和政府不干预政策的互动为大型财团的冒起提供了肥沃土壤。大型财团数量虽少,但其涉足行业甚广,但凡牵涉民生、基建与公共服务的绝大多数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地产、金融、电讯、医药、交通、运输、公用事业、零售等,皆处于或基本处于富豪掌控的超大集团垄断之下。⑧民众无论在就业、居住、娱乐和生活上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经济垄断和寡头垄断日益加深的环境中,不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收窄,个人创业的机会也受压。

   在板结化的社会经济结构未变的情形下,外部因素影响往往产生相反效果,导致内部矛盾激化。中央的各种惠港政策肯定对香港的整体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带来效益,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它和经济全球化一样加剧了香港的贫富分化,能够从两地经济合作中获益的主要是从事金融业、高端专业服务业、批发与零售业、旅游业、个别医疗专科(如妇产科)和地产业等与内地发展和内地同胞需求有密切关系的行业。⑨那些主要服务港人的行业则受惠有限,甚至出现受害的情况,其中尤以小企业和家庭式经营者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⑩不少受教育水平较低、年龄较大和依靠劳力谋生的人直接和间接面临更激烈的来自内地的竞争,并由此面临职位不稳、收入停滞或减少及工作时间延长的困境;另一方面,在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11)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还要面对来自内地青少年的挑战与竞争。随着内地的高速发展,内地人才纷纷冒起,香港青少年的竞争优势不断减退,“留守”香港变成无奈之选。然而,留港的青少年除了要与本地人竞争外,更要与来自内地且人数持续增加的内地人才争夺就学和就业机会。例如,香港一些大学的奖学金颁给为数不多的内地学生手中,原因是不少内地生来港念书前已是全国和省市的“尖子”,同时,不少大型的香港和跨国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比较喜欢聘请有内地背景的人才,理由是这些人拥有内地的人脉关系,可以更好地为雇主开拓内地市场和商机。(12)不仅如此,香港的这些年轻人在市场上长期受压,即便获得就业机会,也无法在经济上真正独立,往往遭逢玻璃天花板效应,难以实现向上流动。

   面对此等挑战,不少香港青少年或有挫败感,或感到前景黯淡,或觉得社会对自己不公,或怨怼特区政府未照顾好自己的利益,又或埋怨香港过度对内地开放,并在媒体的渲染下,自然对现实观感日渐负面。他们愈来愈仇富、厌恶地产大享、冲击建制,并对中央抱持抵触情绪,鄙视内地同胞,缅怀甚至美化殖民统治。“占中”诉求直指特首与立法会双普选,便是这种逆反心态的集中呈现。根据香港中文大学2014年9月至11月民调显示:“占中”支持度与年轻呈负相关关系:24岁以下者68%支持,25至39岁年龄段降为37%支持,40岁以上支持者仅22至28%;同时,“占中”支持度与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具大专以上学历者46%支持,高中程度者33%,初中以下者仅21%。(13)

   虽在香港回归前这种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就已经存在,但回归后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非典”、2008年金融危机等,更让香港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剧了香港的政治分歧。香港在回归前开始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让各种矛盾和冲突通过越来越多的选举,以及其他政治参与渠道在政治舞台公开而剧烈呈现出来。政治冲突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大和激化种种矛盾,形成一个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而其中一个明显后果就是围绕着政制改革议题的激烈争斗。尽管香港在回归后仍能在国际金融动荡的大环境下保持一定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但在不少港人眼中,香港社会内耗不止,民粹情绪高涨,特区管治艰难,短期问题盘踞公共议程,长远发展的课题无人问津,经济竞争力下滑,发展速度缓慢,社会冲突蔓延,阶级摩擦上升等等“乱象”丛生。

   平心而论,虽受困于种种困难,但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香港在回归以来整体管治情况其实不差,特别是在政治稳定、行政效率、社会治安、廉政建设、公共服务的素质和效率、法治水平、自由与人权、投资环境等方面,这些也是得到大多数港人肯定的。然而政治内耗不已,进而窒碍发展,则为不争的事实。而归根结底,造成管治困难的根本原因是香港回归后未能实现有效管治。

  

   二、香港特区政治制度的历史构造

  

香港回归后之所以未能实现有效管治,是因为它始终深受三个结构性因素制约,香港回归后出现的不少政治乱象也可从这三个层面进行理解:其一,新政权建设是在旧政权的强大残余影响下进行的,旧政权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新政权母体之内,但却与新政权格格不入;其二,建制派和反对派展开竞争,激烈争夺新政权建设的主导权,目的在于领导和控制新政权,由此,新政权的建设不但受到明显干扰,拖慢了其发展步伐,同时也扭曲了其运作;其三,建制派势力内部决非均质性的成员构成,有时难以确保能够始终与特区政府站在一起,甚至会加以掣肘和牵制,管治联盟的预设角色难以实现。如果说第一种因素是管治困境产生的政治语境,那么,后两种因素则是致使该困境产生的直接和基本动因,两者相互作用,“合力”造成了特区新政权的建设始终处于一种“永远的在建工程”的状态,见步行步、蹒跚前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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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参考》2017年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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