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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兵: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谈话的几点研究

更新时间:2019-08-28 21:18:38
作者: 张学兵  

   内容提要:1980年5月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是围绕农村改革争议正酣的背景下的产物,也是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思想演变的一个合理结果。对谈话的信息来源、传达和贯彻情况以及谈话中某些具体内容进行考辨、探究,是认知农村改革史的一个重要角度。回顾农村改革初期的争议,可以看到,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过程中许多情势并非“两极化”,人物也非“脸谱化”。

   关 键 词:邓小平  包产到户  农村改革

  

   1980年5月31日,围绕农村包产、包干到户的争议正酣之际,邓小平发表谈话,明确支持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这次谈话不限于农村问题,但其中涉及的农村问题影响最大,相关内容被冠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之名,整理成篇收入《邓小平文选》,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①。

   一般来说,各类关于中国改革史的著述均会引述这篇谈话,强调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对农村改革的支持和推动,同时这些著述大多又会提到谈话并没有解决相关争议问题。例如,有著作说:“邓小平的讲话肯定了安徽的大胆试验,对于打破一些人的僵化观念,消除一些人的疑虑,稳定包产到户和推动农村改革,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争论还在继续。”②至于为什么没有解决争议,相关著述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不置一词,甚至还存在表述矛盾。例如,有著作指出,“在这关键时刻,按照我们国家的惯例,需要有一位最高的权威来做出决断。这位权威已由毛泽东变为三落三起的邓小平。他在5月31日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③。“最高的权威”说话了,却又没有解决争议,这似乎有悖常情。

   进行历史类比,或能引人思索。众所周知,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一时间解决了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议,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和构建。同样,1980年5月的谈话,也是发表在关于包产、包干到户姓“社”姓“资”之争的关键时刻,虽然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没有能够平息争论。此后,争议依然激烈,分歧并未和缓,包产、包干到户直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才无可争议地在中央政策中获得认可,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更是1983年之后的事情了。

   鉴于以上情况,本文试从历史背景、思想脉络、信息来源、传达贯彻、内容考辨等方面,对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进行分析,并由此引申,对当时围绕争议的一些人与事略作评述,希望能有助于理解复杂、真实的历史,并且使我们感悟到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过程中许多情势并非“两极化”,人物也不是“脸谱化”。

  

   一、邓小平谈话的历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和农村政策的落实,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又一次悄悄搞起了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最初以安徽、四川、内蒙古等地最为典型④。在安徽,肥西县的小井庄、凤阳县的小岗村分别以最早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而著称,并在后来逐步被塑造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两个重要起源地⑤。

   包产到户并非新事物,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以来已然几番起落,遭遇过多次政治批判和整顿纠正,但20余年间一直或隐或现,或此或彼,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包干到户则几乎首度出现,它不仅以农户经营取代生产队经营,更“把分配也包进去了”⑥,是对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经营模式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变革。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环境趋于宽松,经济社会政策趋于务实,但对于包产、包干到户,到底让不让搞,究竟姓“社”姓“资”,从高层到基层,从干部到群众,认识不尽一致,行为时有龃龉⑦。搞包产、包干到户的农民和支持包产、包干到户的干部,从一开始就面对着关于包产到户属于资本主义的疑虑和指责,承受着压力和风险。

   最早造成巨大影响的公开质疑,是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为题发表的甘肃读者张浩来信和同时配发的编者按。文中认为包产到组动摇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也就是动摇社会主义,要求已划分作业组的“改正错误”。据当时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回忆,这篇文稿是“奉命搞的”,当时国家农委领导根据上边指示,写信给报社总编,要注意制止农村的分队现象。编者按就是根据指示信改编的。⑧这对当时实行包产到组的农民造成了非常大的震动和担心,对包产到组尚且如此,对包产到户的压力更不言而喻。

   尽管被质疑,而且有的地方也在“纠正”包产到组、到户,但有的地方包产到户却逐渐从秘密走向公开,并不断扩大范围。例如安徽,到1979年底,全省近38万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占22.9%,实行包干到组的占16.9%,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10%⑨。这样,争议、批判开始直接围绕包产到户进行,进入1980年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和激烈。这可从两个方面的情况窥见一斑。

   一个事情是,1980年初,《农村工作通讯》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包产到户属于“分田单干”,脱离社会主义方向,要求“必须纠正”⑩。《农村工作通讯》是国家农委主办的刊物,在这上面发表反对包产到户的文章,人们自然会联想其“来头”和“背景”,窥探某种“风向”,因而所造成的压力和引起的担忧可想而知。

   另一个事情发生在实行包产到户比较典型的安徽。1980年初,给安徽农民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的万里,离开安徽赴中央任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工作。出人意料的是,他离开后,安徽的包产到户出现了一些反复。从当年4月起,省委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省委一位主要领导批判包产到户是“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他说,工团主义只顾眼前利益,主张“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包产到户虽然增产,但这不是方向,县以上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的错误。”甚至说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账。在这些会议的影响下,全省农村改革的形势骤然变冷,搞得人心惶惶。(11)

   正是在此背景下,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就农村包产到户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2)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并直接援引安徽肥西和凤阳的材料作为论据,其影响自然是积极而深刻的。

  

   二、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的思想脉络

  

   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的思想由来已久。60年代初,安徽、四川、广西等地农村又一次兴起包产到户,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成为阶级斗争调门提高的诱因之一。当时,邓小平也对包产到户表示了意见。1962年7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20%。他希望大家出主意,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接着,他从宽泛的意义上提出一个初步意见,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3)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初步意见“以后可能不算数”,很快“三自一包”就遭到政治批判。

   邓小平这次谈话中的一些含蓄态度和立论方式,有些可以和改革年代作一些大历史的关联。例如,他虽然没有明确支持包产到户,但对此保持着一种相对开放、宽容、可讨论、可试验的态度。他含蓄地表示包产到户也是一种可以采取的生产关系形式,但也强调了条件,如“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这或可理解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具体背景下的特定方针和权宜之计。至于如包产到户有无制度属性、姓“社”还是姓“资”这样的重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这次谈话不曾涉及。最具长远意义的,当是谈话中说的“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在农村早期改革突破中具有决定意义,但能否做到,还需要一定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保证,甚至还期待务实政治家、改革家关键时刻的支持。

   60年代邓小平这篇“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谈话,到70年代末之后,随着时空环境的转换,变得“算数”了,而且更丰富了。谈话中的一些含蓄态度和立论方式,在改革年代的相关争议中,也不时能听到历史的回声。

   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有人提出过包产到户问题。例如,会议讨论中,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提出包产到户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包产到户?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又不剥削他人,包产到组或户,这是不是资本主义?(14)于光远回忆说,在文件没有定稿前,有一天我听说在胡乔木起草的农业文件中不但没有写进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相反的把“两个不许”写进去了。(15)

   从这一情况看,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可能通过会议简报等形式,对讨论中涉及的包产到户有所知悉。不过,提出这一问题的,还是零星现象,整体上还不可能设想突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这应该是理解日后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争议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政治和体制背景。

   进入1979年以后,包产到户不断为人所关注,也不断成为一个从基层到高层的政策甚至政治议题。随着决策角色和位次的转换,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问题,势必更多地涉及,也更多地需要他表态。

   1979年3月的全国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之后不久,华国锋主持召开一次中央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华国锋用他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必须互助、合作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没有就此表态,他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16)

   1979年6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向邓小平汇报说,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17)会议期间,万里还就这个问题询问陈云。陈云表示:“我举双手赞成。”(18)这两次互动应该说带有非正式的、私下交换意见的性质。由此看来,万里在安徽能够大胆放宽农村政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除了自身的见识和胆识,邓小平、陈云的态度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80年1月31日,在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的汇报。华国锋强调,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邓小平没有作明确表态。他说:对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还重点讲了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战略问题。(19)

4月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小平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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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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