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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建:蒋介石、党国元老与国立劳动大学的存废之争

更新时间:2019-08-27 01:14:27
作者: 严海建  

   内容提要:1927年5月,在李石曾、蔡元培等党国元老的推动下,国立劳动大学在上海创办。劳大创办之初,无论在经费,还是人事上均受到特别照顾,彼时学校的前景似甚可期。但随着国民政府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和整顿,劳大在办学宗旨和办学实践两方面均备受质疑。1930年先后发生的劳大停止招生、校长免职、教育部接收等事件,当事人与后人多以学界派系的眼光视之,故难得其全。从劳大的停废之议起,至最终落实,历经一年有余的迁延不决,其间的反复与支持劳大的党国元老在中枢权势的兴衰直接相关。蒋介石对劳大存废之争的介入及其态度的一再转变,背后是其与元老关系的复杂演变。劳大的存废之争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建政之初党国元老对教育行政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决定性作用凸显了元老主导的教育事业所寄托的“学术独立”的理想实则是一种虚像。

   关 键 词:国立劳动大学  党国元老  教育行政  蒋介石  李石曾  National Labor University  senior members of Kuominta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Chiang Kai-shek  Li Shiceng

  

   劳动大学是1927年国民党建政之后创办的一所国立大学。区别于一般国立大学,劳动大学是由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有相当影响力的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党国元老提议并推动创办的,而且作为党国元老政治理念付诸实践的载体,劳动大学是以农工教育为主体的一所特殊大学。然该校存在不到五年即被解散,关于该校的存废之争则历时一年有余,在民国教育史上实属罕见。

   陈明銶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关于劳动大学校史的研究,缕述了劳大在政治和财政上面临的危机及其消亡的过程,但未能揭示劳大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①。蔡兴彤的研究对劳动大学师生的护校运动做了细致的描述,重建了劳大存废之争在校内引起的反响,但对蒋介石与元老关系的影响因素未进行深入的探讨②。实则国民党建政之初对教育行政影响至深的党国元老在中枢的权势演变才是劳大存废之争的症结所在。本文试图在国民党建政之初政学相连的背景之下,重建国立劳动大学停废之争的来龙去脉,以揭示这一时期政治与学术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党国元老与劳动大学的创立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原上海江湾游民、模范两工厂停顿。游民百余人,工人艺徒五百余人,均陷于失业之境,遂呈请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接收维持,经李石曾提议,保留为创办劳动大学之基础。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江湾之模范工厂、游民工厂,改设为国立劳动大学,并派定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褚民谊、许崇清、金湘帆、张性白、吴忠信、严慎予、沈泽春、匡互生等11人为筹备委员。5月13日,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劳动大学分普通、劳农、劳工三大部分,劳工学院先行举办,推举张性白等人负责办理接收模范工厂事宜③。6月,国立劳动大学劳工学院组织大纲既定,筹备委员会聘沈仲九为劳工学院院长,各部职员相继聘就,一方面整顿工厂,一方面将原有游民工厂修葺作为校舍。7月,学校筹委会第四次会议议决,推蔡元培为主席,通过基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劳工学院课程及预算,推定劳农学院筹备员,函请国民政府拨划原上海大学校址为劳农学院院址。8月,筹备委员会通过大学条例、劳农学院组织大纲,并决定设校长办公处。9月4日,筹备委员会推易培基为劳动大学校长,至此筹备期告终。9月初,招劳工学院本科、中等科师范班、训练班学生四百人,于19日开学④。经过四个月的筹备,一所新的国立大学得以创立。

   国立劳动大学的创立与国民党南京建政之初党国元老在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此处的党国元老特指有“商山四皓”之称的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四人。吴、李、蔡、张在晚清同盟会时期即不同程度赞助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四老同为中央监察委员,在党内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孙中山去世后的党统之争中,四老始终支持蒋介石。在宁汉对立期间,四老不仅坚定地站在南京一方,而且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并促成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为南京政权增强了党内正统和社会道义的基础⑤。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对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人非常倚重,四老在政治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据罗家伦的观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他们几个人在政治上有一种特殊的势力,虽然不是亲自当权,但遇着重要问题,似乎非要和他们商量不可。蒋对于他们,也是抱着一种特别尊重的态度⑥。四老当中,蔡元培和李石曾既是国民党元老,又是教育界的领袖,他们的参与提升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声望,同时,二人又利用他们在新政府中的影响力主导教育行政。据时人观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权力分配上,蒋介石、谭延闿等人“从事军政权要”,而吴、李、蔡、张等党国元老则致力于“文化经济建设事业”⑦。从后来的事实看,除张静江致力于经济建设以外,吴、李、蔡则主要是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李石曾是劳动大学创立的重要推手,劳大也成为李石曾在教育界的重要据点。在北京政府时期,北方教育界留日和留法的国民党学人形成了一个以李石曾为中心的派系,时人称之为“法日派”。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李石曾与蔡元培同为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的倡导者,对教育有相当大的主导权。李石曾一方面加强北方学界领导权的争夺,另一方面注重在上海教育界的经营,以扩张自己的地盘,劳动大学即是其重要的事业。

   劳动大学首任校长易培基是李石曾系的重要人物。据白瑜回忆:“易培基校长到广州之初,为谭延闿先生湘军中上宾。继而到杭州策动卢永祥革命。十三年由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先生委托,奉孙中山先生大本营委任状,为庚款分配事到北京,并持有汪精卫介绍信,向国民党人士多方接洽,此时方与李石曾先生见面。其为教育总长,是顾孟余举荐,以后同遭通缉。顾南下,易由石曾先生邀同避居东交民巷,结为秦晋之好。”⑧可见易培基与李石曾关系之密切,既同为国民革命时期北方国民党的要角,又是儿女亲家。

   易培基在教育界并无多少声望和资本,其地位的取得多来自李石曾的支持。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组织摄政内阁,易培基出任教育总长,即源于李石曾的支持。据李宗侗回忆,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原本推李石曾为教育总长,“嗣因李石曾坚辞不就,黄膺白请石曾先生推荐人选;石曾先生想到顾孟余,孟余不肯作,孟余乃推荐易培基”⑨。易培基“与北方教育界素无关系”,其得任教育总长固然与其国民党的背景相关,但李石曾的引荐与提携亦至关重要⑩。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易培基得以跻身高位也来自李石曾的援引。朱经农在给胡适的信中明言:“寅村(易培基字)本一‘一无足取’之人,仗着石曾的关系,猎官、报怨,自无疑义。”(11)另据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朱子勉观察,“李石曾自称为无政府党人,口口声声说不做官,但极力援引或支持他的私人占据要职。易培基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间,以农林部长兼劳动大学校长,就系靠李石曾支持”(12)。易培基乃依附于李石曾之人,并无独立地位。

   当时熟知教育界内情的人,皆认为劳动大学为李石曾的中法系所办的学校。据统计,1929年,劳动大学61名教师中,留法背景的有20人,以农学院最多,有13人,社会科学院有6人,工学院有1个,其次最多的是留美背景的,有18人,多数集中于社会科学院(13)。因为社会科学院是1929年才开办,而且大部分系复旦在劳大的兼职教师,所以,从整体来看,劳动大学带有鲜明的法国文化派背景。

   因为在创校之初,有党国元老的扶持和赞助,劳大不仅“办学得人”,且经费较为充裕。在当时教育经费普遍拖欠的情况下,劳动大学的办学经费却能得到保障。1927年大学院拨给劳大的经费合计482200元,其中中央教育基金225000元,直辖机关经常费192200元,直辖机关临时费65000(14)。劳大岁入款项1928年为304796元,1929年为685813元,1930年为771555元,经费逐年增加(15)。另据1929年度国立大学经费、学生人数对照表,劳动大学仅有学生287人,而全年经常费高达645268元,生均经费达2213元,远高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国立名校(16)。

   大学院成立之初,劳动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并列为大学院的附属机关(17)。1927年夏,国民政府设立江浙渔业事务局,负责征收江浙两省的渔税,定为特税,经元老们商定,该项税收主要用作中央研究院及劳动大学的经费。据该局局长谭兆鳌与新闻记者的谈话,谓此项渔税,系蔡元培与谭延闿一再商定,以之充作江湾劳动大学经费(18)。可见元老对于劳动大学的关照。

   在校学生的回忆也能反映当时劳大的经济状况。据冯和法回忆:“易培基担任校长三年多,一般认为还是好的。所谓好,就是教职员工的工薪按时发放,学生伙食由学生自办,从来没有拖欠,学生制服等生活费用都是照规定办的,学生旅行参观也是照顾到的,杭州举行全国运动会,大学部全体学生去参观了十余日,旅费、伙食费都是学校付的……我听说,在教育部没有发下经费时,易培基是把农矿部的经费拨借的,也有人说,易培基个人很富有,用不着沾学校的光。这些说法可能是美化易培基,但在他任内,学校各项经费从未拖欠过,那是事实。”(19)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于高等教育还未进行整理的情况下,在李石曾、吴稚晖等党国元老的支持下,居然在短时间内新创立了一所大学,而且在1932年高等教育经费未有充分保障之前,劳动大学在创办之初就能在经费上保持逐年增长,这些颇难想象的创举均得益于这一时期党国元老在政治上所拥有的权势。在大学院时代,李石曾等人主导中央教育行政,掌控教育资源,故而能对劳动大学有所援助。在此背景下,劳大建立之初,学校发展的前景较好。但随着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整顿与控制的政策逐步推行,劳大在办学宗旨和办学实践两方面均备受质疑。

   早在1927年10月24日,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胡适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就对劳动大学的创办提出诸多疑问:

   例如劳动大学是大学院的第一件设施,我便不能赞同。稚晖先生明对我说这个劳动大学的宗旨在于“无政府化”中国的劳工。这是一种主张,其是非自有讨论的余地。然今日劳动大学果成为无政府党的中心,以政府而提倡无政府,用政府的经费来造无政府党,天下事的矛盾与滑稽,还有更甚于此的吗?何况以“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党政府的名义来办此事呢?一面提倡清党,一面却造党外之党,岂非为将来造第二次清党的祸端吗?无政府党提倡的也是共产主义,也是用蒲鲁东的共产主义来解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来岂不贻人口实,说公等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假借党国的政权为无政府党造势力吗?(20)

   胡适所言点出了劳动大学若干问题的症结,一则劳大的创立是由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党国元老直接推动的,而之所以能付诸实践,则是因为党国元老“身在魏阙”拥有相当的权势;二则劳大的办学宗旨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相去甚远,甚至带有共产主义的嫌疑,这无疑会“贻人口实”,必将不能见容于党政府。

  

   二、蒋介石与教育部对劳动大学的整顿

  

1928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议决,依照建国大纲设立五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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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8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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