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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洁:文化空间的生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印刷与消费主义

更新时间:2019-08-27 01:09:59
作者: 沈洁  

   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刷资本主义在消费、市场与文化的网络中日趋成熟,商业与文化多元互动,缔造了一个充满经济活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大上海”摩登时代。文化市场与经济环境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民国上海的“黄金十年”,经济中心造就了发达的市场网络与消费网络,文化生产亦受惠于此。文人、商人与市民社会川流其间,大报、小报,大型的出版公司与小书铺,从制造、传播到消费,这种多元共生,构建了极富活力的文化空间。文化与市场、生产与消费、文化生活与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的互动、融通组合成了一个繁赜的系统。在消费主义的兴盛过程中,文化大都市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

   关 键 词:民国  上海  印刷  消费  市场  文化空间

  

   晚清以降,上海在吴越文化的底蕴上,在中西交融、移民汇集和繁盛的商贸中,开始形成极具国际性的“海派文化”。白鲁恂(Lucian Pye)曾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是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教育、新闻、出版及文学、美术、电影、戏剧等各式各样的文化形态方面位居前沿,成就了中国城市史上一个具有空前活力与想象力的时代。文化与市场、生产与消费、文化生活与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的互动组合成了一个繁赜的网络。②

   一个完整文化市场的构建牵涉到方方面面,不仅是经济环境,还在于市场与文化如何达成沟通和互动。如果我们把“文化”也视为一种可以生产、经营的“产品”,那么文化的属性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物质类商品的特殊性:生产及消费另有一套独特流程,文化市场形构过程涉及更复杂的面相。生产和市场之外,还有消费的问题。文化人、商人共同创造了文化产品,那么,是谁、以什么样的途径、何种方式获得并消费了文化?在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空间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主体,扮演不同的角色、担负不同的职责,它们之间的沟通是怎样完成的?本文便以印刷、出版为中心,考察文化空间与市民社会及消费主义的关系,以及文化大都市的基本格局是如何在此间奠定的。

  

   一、商业环境与都市中的文化生产

  

   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描摹过一幅消费社会的嘈杂景象。费瑟斯通断言,“消费文化即消费社会的文化”,它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为前提预设,引起了消费商品,为购买及消费而设的场所等物质文化的大量积累,其结果便是当代西方社会中闲暇及消费活动的显著增长”。③在一个以“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中,商品生产的力量是惊人而包罗万象的,文化亦必然带上“消费”印迹。在近现代上海,广告、交相传阅的小报、杂志,大型的出版公司、小书铺,文化街、大众娱乐,林林总总的文化空间、文化载体都毫无例外浸染了商品生产的特质,展演着文化在消费社会中的发展轨迹。

   这里要讨论的是商业环境和文化生产的关系问题。究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个现代化大都市为文化繁荣提供了什么样的前提条件。

   首先是便利。在彼时上海,要创办一种杂志或报纸简直超乎想象地容易。据周天簌在《一张小报出版的经验》中描述的,在文化产业发达的上海,编辑和印行一份小报是多么简单的事:

   主办的人须有才学,又能干,可以吸引一部分读者,自己拉稿,自编自写,手下只用一个助手,一个校对,一个茶房,广告又有把握拉拢,白报纸可以打个保单给纸头行家做帐,否则每天用多少买多少,买半令,买一令都可以,印刷又可以先付一半,还有一半到月底再结,或者五天一结,都可以。编辑部设在一个亭子间内,自己家里不怕小囝烦,更加好,一张写字台,足够派用场。助手的薪水,打他三十只老羊,一个校对,打他十五只老羊,一个茶房,打他十只老羊。不过一律要供给膳宿的,否则人家不肯做。再开销到稿费,小报稿费素来菲薄,大都朋友帮忙性质,主办人常常请请客,喝喝老酒,也有不计稿费的,不过报纸是日长世久的东西,朋友帮忙,暂时可以,长久便假痴假呆,即使有稿子来,也是敷衍塞责,报纸便失精彩,所以稿费宁可要打出一笔钱来,朋友管朋友,帮忙管帮忙,稿费,打他一块钱一千字,已经算了不起了。什么跳舞版,跑狗版,跑马版,回力球版,素来没有稿费的,可打稿费的稿子每月约它三百块钱至四百块钱光景,已经非常阔绰了。可是不到这数目的,自然很多,不过这张小报决没有好文字给读者读着。假定依日销二千张算法,计付出项下:稿费四百元,薪水五十五元,白报纸四百五十元,印刷费二百五十元,其他另星五十元,共计一个月付一千二百零五元。收入项下:广告费四百五十元,售报费一千六百元,共入二千零五十元,两相抵过,有八百余元盈余,如果再把他打个折扣,五百元一月,坐定可以到手的。④

   这篇文章扼要但仔细地讲述了在上海办一张小报的条件和经过。小报的优势即在于“船小好调头”的灵活性,一笔数量很少的开办费用、三五好友便可成事。这是编、制,再讲印刷与发行。小报的印刷不像大报那样需要自备机器,都是包在专门印小报的印刷所里代印的,规定每日下午几点钟发稿,讲定每日出多少份报以及印刷费多少钱,排工多少钱,订下合同,付下一个月定洋或半个月都可以。报纸的出版,有时是在下半夜一二点钟,有时快天亮了。在天亮与未亮之际,便会有一名报贩头子携一部黄包车,把小报运到望平街去:

   全上海所有的报贩像潮水一样抢着来批发,这时候天也亮了,不过太阳还没有出来呢。报馆十点钟光景,派一个茶房到望平街向报贩头子一五一十结帐多下报纸带转来,到月底装合订本,每本又可售洋一元二角。⑤

   从稿源、编辑到印刷、发行,所需的费用都可极尽简省;以最少的投入赢得最大的获利。之所以简便,主要还是依托于上海新闻业的集约化经营模式。约集稿件,由编辑人员编辑好;无需有独立的印刷厂,只要委托外面专门的印刷机构即可。发行也同样如此,不必费力自行创办发行机构、发行网络,只要委托给望平街的职业报贩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在上海、没有那么完备的外部条件,这些都是无法成事的。平襟亚回忆清末民初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办刊物是非常容易的,“一、不须登记;二、纸张印刷价廉;三、邮递利便,全国畅通;四、征稿不难,酬报菲薄”。⑥上海的新闻出版业有集约化优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小报达千种以上,在1933年这一年中,上海刊行的杂志就达到了215种,被称为“杂志年”。⑦也正是由于这种集约化,小报、杂志的编辑与印行才能形成一条生产流水线,各个环节之间承接顺畅,没有多余浪费。

   这尚且是纯商业性报刊,各个环节都需要承担费用;文人自行筹办同人报刊、书局更为便利,甚至可以在基本脱离市场的情况下创办一份杂志、一个书局。根据叶浅予的说法:“只要筹得一期的纸张印刷费,就能出版一份小型报刊。这是上海当时的通行办法。”1927年底叶浅予创办《上海漫画》,不过就是和几个朋友的一时意兴便成事了。当时叶浅予失业在家,他的朋友王敦庆动员他自己办个画报,加上同样赋闲在家的黄文农,再请几位拿笔杆的朋友,合作凑点文章,稿源的问题就解决了。而纸张和印刷的费用,王敦庆因为经常和印刷厂打交道,很有些交情,可以暂时欠着,等卖报收了钱再还。经过几次碰头,他们在一家小旅馆租了一间房作为临时编辑室。黄文农供画,叶浅予管跑腿,王敦庆管编务,大家夜以继日忙了三天,第一期《上海漫画》就编成了。再说到发行的问题。当时的上海已经有了发达的发行网络,像这样尚处于草创阶段的小报和杂志,只要事先和望平街的报贩子打好招呼,由他们负责代理。报刊印行之后,自己送到望平街相熟的报贩手中,便可上市了。《上海漫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由望平街的报贩子代理发售的。⑧

   同人办刊物、办书局,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比如曾朴、曾虚白父子办的《真善美》杂志、真美善书店;邵洵美、章克标办的《金屋月刊》,邵洵美开的金屋书店、时代印刷厂;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的水沫书店;张资平办的《乐群》杂志、乐群书店;曾今可办的《新时代》,章衣萍等办的《文艺茶话》,苏青办的《天地》杂志;蒋光慈、钱杏邨、孟超人、杨邨人发起开办的春野书店和《太阳月刊》;沈雁冰、郑振铎的《小说月报》;成仿吾、郭沫若的创造社,以及后来胡也频、丁玲、沈从文办的红黑出版社等等。施蛰存回忆“第一线书店”的开办过程,不过是起源于刘灿波和戴望舒的一次闲聊。刘灿波说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不如办一个刊物;进而又觉得,索性开一个书店,自己印一些喜爱的书。就这样,由刘灿波出资担任老板、戴望舒做经理、施蛰存为营业员,就在四川北路、西宝兴路口开了一家“第一线书店”。⑨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与林语堂在1936年合办的《西风》杂志也是这种情况。他们三人各自凑了法币两百元,便出版了《西风》月刊的创刊号,编杂志的同时成立西风社,编辑、出版和发行业务由三人分担,不聘其他职工。⑩另据张静庐记述光华书局的创办过程,1924年,张静庐正在《商报》馆做编辑,他的朋友沈松泉和卢芳游说他合伙办一个出版部,再慢慢扩大成为一个新书店。议定之后,三人一共凑了25元钱作为筹备费用——购买文具、笺封、招牌等。因为张静庐与印刷所、纸行的交情,他们先向纸行赊欠纸张,而且印刷所也答应了先免费印书,待营利后再支付费用。张静庐和沈松泉都在泰东图书局编辑部工作过几年,认识许多作家,他们同意暂不拿稿费或版税,先把稿子给书局出版。由于和各个新闻出版部门熟识,甚至他们新书出版要在《申报》《新闻报》或其他报纸上刊登广告,广告费也可以等到月底再付。于是这25元就成了光华书局开办时仅有的资本。也就是靠这25元,张静庐担任经理、卢芳担任营业、沈松泉主管出版,不雇用职工,一切从简。就这样,一个书局办成了。(11)这在今天也许是难以想象的事,而在1920年代的上海,具有可行性。

   开明书店也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人办的书店”。它是1926年在新书业兴盛的背景之下创办的,同人大都原为商务印书馆职员,参与者多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参与过早期新文化运动。初期资本,也就是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凑了几千块钱。工作人员也很少,一共不过四五人。开明书店出版过《子夜》《家》《春》《秋》《边城》等著名的新文学作品,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新书店”。开明创办的《新女性》杂志、《中学生》杂志和出版发行的立达学会的同人刊物《一般》,都是由夏丏尊、刘光焘、刘叔琴、刘薰宇等新文学界同人担任编辑的。开明的诞生恰逢“新书业的黄金时代”,而它本身也是上海书业兴盛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12)由文学理想而促动的文化生产,得以成立,甚而成规模,这是文化与商业共生、共荣的时代,是与社会经济环境共同成就的。

文学理想与营业目的汇合,还有著名的泰东图书局作为示例。张静庐曾经说过,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它是有相当的劳绩的。(1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卓著并且极具开创性意义的创造社几乎就是在泰东图书局的扶持下诞生的。创造社诸作家的成名作或代表作多出自于泰东:郭沫若出版了在新文学史上被公认为“划时代作品”的诗曲剧集《女神》,郁达夫出版了他“惊世骇俗”的小说集《沉沦》,张资平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郑伯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作《鲁森堡之一夜》,田汉在《创造》季刊第1期上发表了他的名剧《咖啡店之一夜》。创造社作家们还在泰东图书局及其刊物上出版或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诗歌、文论和翻译。而由创造社编辑、泰东出版发行的《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则成为创造社“异军苍头突起”的主要阵地。创造社走向它的极盛期,在文坛的势力也达到了顶点。1921年到1924年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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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林》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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