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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洁:文化空间的生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印刷与消费主义

更新时间:2019-08-27 01:09:59
作者: 沈洁  

   旧书的所以受人欢迎,唯一的原因,便是便宜。因为一本三四块钱的书,有时买得巧,几角钱就可成交了。旧书摊主的营业方法,是抱着“开销省,书价廉”六个字,为了要保持售价的低廉,他们的营业场所便不得不因陋就简些,旧书店大多利用弄堂和屋脚,铺起他们的店面;旧书摊大多利用壁角和转弯处,放几个木板钉成的书架,插上旧书,便算数了。因只有便宜,才能延长他们营业的生命……因为成本的轻,所以旧书摊主在脱售的时候,纵然卖得低廉,也还有利可盈,而且,有时还很优厚的呢。(37)

   旧书铺的消费者主要是经济力量薄弱的小文人和学生群体。当然,买旧书也不完全是贫困者的无奈选择,很多有名的作家、学者也是旧书铺的常客。钱杏邨就特别喜欢去城隍庙的旧书铺访书,他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城隍庙的“地摊”书铺和“板摊”书铺:

   一个个盛洋烛火油的箱子,一个靠一个,贴着桥的石栏放着,里面满满的塞着新的书籍和杂志,放不下的就散乱的堆铺在地下。每到吃午饭的时候,这类的摊子就摆出了,三个铜子一本,两毛小洋一扎,贵重成套的有时也会卖到一元、二元……比“地摊”高一级的,是“板摊”,用两块门板,上面放书,底下衬两张小矮凳,买书的人只要弯下腰就能检书。这样的“板摊”,你打护龙桥走过去,可以看到三四处;这些“摊”,一样的以卖新杂志为主,也有些日文书。一部日本的一元书,两毛钱可以买到;一部《未名》的合订本,也只要两毛钱。《小说月报》,三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本……在护龙桥以至于城隍庙的书区里,这一带是最平民的了。他们一点也不像三、四马路的有些旧书铺,注意你的衣冠是否齐楚,而且你只要腰里有一毛钱,就可以带三二本书回去,做一回“顾客”。(38)

   “一毛钱”就可以做这些书铺的顾客。旧书铺以外,还有遍布于大街小巷的连环画书铺,这是更加贴近市民社会的文化消费。在上海,不论跑到哪一条马路上,总有许多小书摊,一些热闹点的马路上,往往隔几十步就有一个小书摊。在弄堂门祠里,十有八九总有一个卖连环图书的旧书摊。(39)小书摊比报摊更加普遍,分布繁密。在很多偏僻的地段,没有报摊,却有小书摊。这些小书摊出租的书籍,几乎全部是连环图画,陈列在简陋的木板、书架上。因为需求量大,有营利价值,许多印刷厂的老板甚至请人专门画连环图画,印刷装订好后,大量供应。时人论说,这些遍布于上海的小书摊,因为和“市民们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而成为识字不多的劳动者和妇孺们唯一的精神食粮”。(40)

   从1898到1927年左右,是中国的连环图画诞生到定名的时期,连环画出版,在当时上海的“出版帝国”中也是占据一席之地的。连环画出版商,主要是从前经营唱本、善书转营而来的小书商。(41)1932年,茅盾专门介绍过这种遍布上海街头的小书摊:

   上海的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虽说是书摊,实在只是两块靠在墙上的特制木板,贴膏药似的密排着各种名目的版式一律的小书。这“书摊”——如果我们也叫它书摊,旁边还有一只木条凳。谁化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租看那摊上的小书二十本或三十本;要是你是“老门槛”,或者可以租看到四十本、五十本,都没一定。

   这些小书就是所谓连环图画小说。这些小书摊无形中就成为上海大众最欢迎的活动图书馆,并且也是最厉害最普遍的“民众教育”的工具!(42)

   连环图画小说的读者:大部分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体力劳动者的在学的儿子”为多,也有一些“小商人的子女”,偶尔也有“家里自备汽车的资本家的儿女们”光顾;另外的重要读者群就是十五六岁的学徒,间或也有成年的劳工,花上两个铜子坐在小摊旁的木凳上看书。《良友》还曾为上海的“街头文化”做过专栏(第75期“穷人的街头”和第103期“上海街头文化”),用图像记录上海街头的书报摊贩和穷苦阶级的文化消费。这些街边的图书馆,大多为不识字的下层民众免费提供连环图画,如《济公传》《白蛇精》等图画样式的书籍;街头的报摊上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各种报纸,一应俱全;小书摊上的连环图画,十个铜板可以看全套的《西游记》《封神传》《渔光曲》,还有各式中西旧书廉价出售。(43)小书摊上的连环图画因其画意浅显、文字简明受到平民阶层的欢迎;又因其租价低廉,能够适合大众的经济力量。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连环图画和小书铺一直风行于上海,在大众文化消费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近现代上海文化消费网络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密度和纵深,门类繁多,且遍布于各个不同阶层;既可以是精英的,也可以是面向大众的、通俗的文化消费形式。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曾论述过生产和消费对于建筑城市文化的关键作用:“在上海,这个过程同时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构造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还有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增长。”(44)文化消费空间的构筑,主要就是得益于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多元文化中心的地位,这也是近现代上海国际大都市内涵的一个独特表征。

  

   三、文人与文化空间的建构

  

   在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的经典定义中,消费不完全是一个物质产品的流通过程,它也作为一种“文化”,使物品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普遍中介物。由物品作为联结,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物与人之间,建立起一个携带着意义和价值的消费空间。(45)落实在文化消费领域,这种空间的意义更加明显。文人生活于其间,既创造文化产品,也参与文化产品的交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中心地位的确立,由现代作家为主的海上文人群体创造了一个极富特色的文化空间,时人即有“海派”之说。

   关于“海派”,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沈从文指“海派”是“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的结合,从一个侧面勾勒了文化的经济平台以及成熟的商业运营机制。海派文人的生活,更是渗透沾染了商业化气息。“商业性”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京派、海派争论中批判海上文人的集矢之地。商业社会中的种种庸俗与琐屑确为上海市民文化的一类表现。但商业的灵活多变和文化的形而上特质之间又是可沟通的,两者结合,则成为近现代上海构筑多元文化网络的必要条件。

   咖啡馆便极能体现城市中文化与商业的牢固结合。在上海,最先开设咖啡馆的,不是商人,而是一部分新文艺的作家。史蟫在其所写的《文艺咖啡》中说:1928年,“不知什么人灵机一动,竟在号称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开设了上海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家咖啡馆,招牌名叫‘上海珈琲’,从‘珈琲’这一点上看,就可知道那时喝咖啡的风气在上海还没有普遍”。(46)因其由具有新文艺作家背景的人开设,自然有许多文化圈中人前来捧场,于是更吸引了一批爱好新文艺作品的青年学生,“他们到这里来,既可以认识他们所崇拜的作家,又可以饱餐女招待的秀色,还可以喝香味浓郁的咖啡”。(47)当时沪上大学校园内外的咖啡馆,“无时不告人满为患”。(48)虹口的宝亭、狮子、日本亭、白杨等咖啡店,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是这些地方的常客。(49)20世纪30年代以后,咖啡馆逐渐成为上海人体验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空间,据1946年的一项统计,“上海登记注册的咖啡馆为186家,如加上餐馆、旅社、娱乐场所、宵夜店等处设立的咖啡间,估计当时可以饮到咖啡的地方不下500家”。(50)

   咖啡馆的开创和最初流行,原本就弥漫并传播了一种“浪漫文人”的标签。到咖啡馆去的顾客,大多都是知识阶层,也包括一些自由职业者。如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逸园跑狗场附近的塞维尔咖啡馆,是30年代上海很著名的一个咖啡馆,“那里也是一处好所在;有精美的菜肴,醇冽的陈旧和美丽的女招待。诗人、作家,和能够领略静中趣味的人都是它的老主顾”。(51)咖啡馆还是文人聚会谈天的优选:

   除了坐写字间,到书店渔猎之外,空闲的时期,差不多都在霞飞路一带的珈琲店中消磨过去。我只爱同几个知己的朋友,黄昏时分坐在珈琲座里谈话,这种享乐似乎要比绞尽脑汁作纸上谈话来得省力而且自由。而且谈话的乐处,只能在私契朋友聚晤获得,这决不能普渡众生,尤其是像在珈琲座谈话的这一件事。你与傅彦长,邵洵美,徐蔚南,叶秋原,周大融,黄震遐,诸位兄长都是有资格的珈琲座上客。最近又新得到东亚病夫父子两人,参加进我们的团体。大家一到黄昏,就会不约而同地踏进几家我们坐惯的珈琲店,一壁喝着浓厚香淳的珈琲以助兴,一壁低声轻语诉谈衷曲。这种逍遥自然的消遣法,“外人不足道也”。(52)

   张若谷为新文艺家们的咖啡馆聚会专门编了一本《珈琲座谈》,讲述咖啡馆与上海新文艺创作密不可分的关系。张若谷说,咖啡馆不但是都会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品、一种应有的设备,也不止是一个幽会聚谈的好地方,更是为文艺界同人聚会接触提供了好机会。它的最大效益,就是影响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中。咖啡是“近代文学灵感的一个助长物”。(53)到咖啡馆最大乐趣就是可以和相熟的文人圈子“座谈”。上海尽管有着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但却缺乏安静的“文学会所”。同二三好友,就着咖啡浓香,创作的灵思便在弥漫的香气和雾气中自然生成了。作家黄震遐写过一篇专门谈论咖啡馆情调的散文:

   坐在大都会高楼底黑影之下,微弱阳光渐被科学强烈底电光所淡化,女人底笑声渐起,愉快的乐声达到户外。小小的珈琲店充满了玫瑰之色,芬馥而浓烈的珈琲珠之味博达四座,这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在上海已经渐渐的兴起了……小小的珈琲店,二三个知己坐在里面,俯视着那洁白滋杯里牛乳和珈琲相激的浪旋,举首望着那卷烟里所发出来的薄弱的烟圈,醉人的乐声震荡着大家不同情感底心弦。(54)

   这是都会情调,也是文人闲散享乐的生活。张若谷杜撰的《俄商复兴馆》一文中说,坐在上海的咖啡馆,除去黄包车和满街乱飞叫卖《晚报》的报贩,简直就是法国巴黎的情形。(55)咖啡馆既受到“浪漫文人”的青睐,也是左翼文人的流连之地。田汉在报上登的南国剧社广告也提到,要发起创办一个书店,并附设一精美的咖啡店,“训练懂文学的女侍,使顾客既得好书,复得清谈小饮之乐”。(56)鲁迅专门写过一篇《革命咖啡店》,讽刺喝着咖啡、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文学家”: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57)

   这是鲁迅标志性的修辞。“无产阶级”自然与“咖啡”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不影响文人们既享受情调,也创造文艺。陈旭麓《说“海派”》一文,对海派文化有过很精彩的论述。海派意指艺术、文化上的风格,并漫开以至成为一种生活风尚。“海派”总给人一种新奇、变动不居、西化和追求时髦的印象。(58)这是海派文人在上海这个国际性商业城市中生活,受其熏染而形成的。黄药眠就曾说,咖啡馆几乎是他体验上海摩登生活的第一个课堂。(59)

咖啡馆的功能并不限于休闲、聚会。握管在咖啡店、茶馆中写作的“文学家”是司空见惯的,这些地方也往往提供书报杂志,成为上海人阅读书刊的一种空间。(60)更有趣的,由文化界人士开办的咖啡馆(包括茶馆)还可能是一个集讨论、创作、编辑、发行于一体的,一个多元的文化、商业空间。据张静庐回忆,周全平从东北垦荒回沪,便和谢旦如一起在西门开了一家咖啡书店,同时附设一个书报介绍社,编印一本《新书目录》,专门替内地读者代办并推荐新书。(61)休闲、文学创作和商业经营融为一体,在同一个文化空间中彼此协作且互为依托。也只有在商业化程度高、文化消费繁盛的大都市,才有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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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林》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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