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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洁:文化空间的生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印刷与消费主义

更新时间:2019-08-27 01:09:59
作者: 沈洁  
泰东图书局几乎成为创造社成员唯一的发表机构。(14)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有过这样一段话:

   更公平地说,我们之为泰东服务,其实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用的。(15)

   商人逐利与文人创作,至为“效用”。对文学与商业的结合,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见,沈从文对此深恶痛绝:

   从民十六后,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16)

   而苏汶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对“海派文人”的“爱钱”又有着相当的同情:

   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剧界中所流行的。它的涵意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

   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17)

   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就像当日的潦倒文人郭沫若那样,一边慨叹书局老板“苛刻”,一边又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些不文雅、充斥着算计与庸俗的机构为文学和理想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地。

   像邵洵美这样的富有阶级为了兴趣办杂志、开书店是一种类型,单零的文化人凑钱办出版或依附于大书局办出版、开书店的例子也不少见。稿费本已不菲的张资平通过开办乐群书店,“这一时期他大量的‘制成品’合乎处于大革命失败彷徨苦闷又充满性饥渴的青年所需,张氏也就猛赚了一笔钱”。(18)茅盾也曾说过,文学研究会名声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力于商务印书馆和《时事新报》遍及全国的发行网,老板要赚钱,也就连带替我们扩大了影响”。(19)1923年“朴社”也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诞生的。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不满薪资微薄:“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于是约集了叶圣陶、沈雁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等10位商务同人,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10银圆,储存银行生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成立书局,自己出书。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后来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颂皋等人也陆续加入了这个团体。(20)文人自开书铺,往往主要并不为营利,而以实践“新思想、新文艺”为目标。比如《新青年》《创造》这些代表了新的文化理想的刊物,都是由小书局印行的。高长虹说,小书局“在出版界曾经是站在较进步的地位”。(21)1928年以后,上海左翼文化勃兴,带动了出版事业,使得上海的书店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据赵景深统计,仅1929年一年,全国有新书店48家,其中44家在上海。而据包子衍的估计,数量还在此之上,这一年上海的新书店达到了60家以上。(22)这些新书店,虽然有许多都是旋起旋灭,但也充分证明彼时上海充沛的文化生产能力。

   施蛰存在论及新文学运动兴起的话题时,曾经谈到过文学家同人团体经营出版业的情况。他认为,五四运动从一个政治运动发展为一个新文化运动,不仅使中国文化界分为新旧两派,而且影响中国的出版家也分为新旧两派。旧的出版家多数是商人,他们偏于保守,不能很快地接受新文化。在五四运动初期,许多宣扬新思潮的著译文稿、新文学作品不能为旧的出版商所接受,没有印行的机会。于是不得不由作家自己想办法,争取印行流通。当时,社会科学方面有由《新青年》杂志社扩大的新青年书社。新文学方面有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出版部、李小峰创办的北新书局、俞平伯的朴社出版部。还有沉钟社、莽原社等同人性文艺社团也经营出版。规模大小各有不同,但都是作家办的新型书店。(23)

   史家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往往重视的是文学本身,惊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璀璨夺目的海上文坛。但天才麇集非凭空而来,它需要适宜的土壤和空气。这些同人组成微型的、小型的出版团体,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且在一个商业社会中立足,与民国上海充满活力与包容的文化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商业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以《现代》杂志为例,这是一份海派的大型纯文学刊物,可是在谈到办刊缘起时,主编施蛰存亦不得不承认,“我与《现代》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按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也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24)商业既支撑理想,也维系利益。张爱玲感叹:“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你的一点好处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25)有人回忆上海出版界的“黄金时期”:

   那时书店老板是不愁没有人抢着买出去的。自然是因为有利可图,当时的新书店也就像雨后的蕈子一样一天一天多了起来,而一群靠摇笔头吃饭的人呢,袋袋里也就相当“麦克麦克”了。(26)

   依靠商业,文人得以自存;而也正是市场,为文化生产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唯此,市场与文化之间才维系了一种互为依存的良性循环关系。

   文化被“生产”出来,这当然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创造力和不断累积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商业和营利居间勾联、润滑的作用。这是“大上海”时代独特的城市魅力,多元互动的文化空间在繁荣的市场体系和经济环境中创生、发展。

  

   二、普通社会的文化消费

  

   与生产密切关联的,便是消费。作家禾金描述的一节霓虹灯下的上海夜景:

   小巧饰玩,假宝石指环,卷烟盒,打火灯,粉盒,舞鞋,长袜子,什锦朱古力,柏林的葡萄酒,王尔德杰作集,半夜惨杀案,泰山历险记,巴黎人杂志,新装月报,加当,腓尼儿避孕片,高泰克斯,山得儿亨利,柏林医院出品的Sana,英国制造的Everprotect……街在一个个惊叹号中颤动着。(27)

   这是极具“新感觉主义”印象的民国上海图景。商业的街市中,不仅有令人目眩的新鲜的洋货和玩乐,“王尔德”与“巴黎人杂志”也是海上的饮食男女充溢着愉悦感的消费对象。由上海制造或领导的“流行”,非单纯的物质主义,对“文化”的消费也构成其中重要一端。

   吴福辉指出:“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环境的形成,集中表现在1930年代的上海。在这之前,上海外滩的改造,工商经贸的世界化、现代化带动了南京路为代表的四大公司百货业、游乐业、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舞厅的消费方式,四马路的现代书报业、出版业的发达,现代印刷厂的滚筒飞转给海派文学带来新的契机。”(28)“摩登时代”的上海不是一个表象的物质主义的繁华都市,文化网络和文化空间作为隐性的存在方式,塑造了上海的精神气质。望平街、四马路林立的报馆与书局,各自拥有完善的发行网络,这意味着“印刷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强大辐射能力。上层社会流连于咖啡馆、西餐厅,寻常百姓也有他们中意的旧书店和租书铺子。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上海人,无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阶级、知识群体,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各自所需要的文化消费。

   普通社会的文化消费牵涉许多方面的内容,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呈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消费中一些零散面相。1934年,大夏大学的教授陆庄对全市市立、私立、工部局立的30多所小学教师的收入、生活和闲暇娱乐进行调查。调查显示,与文化有关的消费在被调查的628名教师课余生活中有相当的分量。在“进修”的类别中,大部分的小学教师每天都有读书和看报的习惯,每天看报者达到86%,阅读杂志者有73%;在“消闲”的类别中,看电影和游娱乐场是小学教师最普遍的消闲生活,有一半以上的人沉迷于看电影,占全部调查人数的54%,游娱乐场的占24%,其他看京戏、看歌舞者亦在20%左右。(29)1933年对百名邮局职员社会生活的一个调查中,也可以看到,文化消费在其中占据了显著比重,“读书阅报”为所有调查类别中人数最多的项目,有27人,其他诸如看电影或公园(18人)、研究音乐(4人)、游戏场看戏(4人)、坐茶馆听书(3人)、研究京剧(2人)、听无线电(1人)等类别,也都隶属于文化消费。这些种类加在一起,占据61%之多。其中,因经济困窘仅能勉强维持生活者,工暇之余亦有看报的。(30)

   我们可以把小学教师的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基本情况,视为上海中下层职员文化消费的一个缩影。(31)在接受调查的教师中,当其收入超过平均水平时,半数以上的教师都有看报、参观、看展览、听演讲、参加各种研究会的习惯。从调查中也可获知,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文化生活有很明显的差异。薪金在30元以下的,除参加各种研究会及投稿外,基本上没有文化消费;而薪金在90元以上者,拥有文化生活者居多,尤其是参观展览会、听演讲和手艺、图画两项,相差最大。薪金在30元以下之小学教师,有手艺及图画生活的人数为16%;而薪金在90元以上者,有图画及手工生活的人数为32%。后者较前者高一倍。参观展览会等,薪金在30元以下之教师为53%,薪金在90元以上者为71%。(32)文化消费与薪金成正比,收入低则无力购买参考书籍和研究工具,参与文化生活的机会也相应有限。

   薪金与文化消费习惯的正相关也正好体现了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化都市的重要特征。“商业化”是一个交错丛生的概念,这中间既包括生产体系,也包含消费体系。1920年代以后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作家、学者、艺术家和各式各样的文化人齐集于此,他们不仅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同样也是重要的消费者。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阅读报纸杂志、购买书籍被认为是最基本也是最寻常的文化消费方式。比如黄影呆在《职业青年的进修问题》一文中谈到,一个职业青年,能够订阅至少一种以上的报纸和一种或几种杂志,是很可能的;买些足以增进知识的书籍来研究、阅读,也是必要的;除此以外,还应当更多地利用图书馆,参加学术演讲和职业学校。(33)作家陆丹林也说,除了例行的写作,读书、看报是每天必有的事,看电影则偶尔为之。(34)读书阅报是文化消费诸种形式中的重要一类,这是常理,民国上海的特殊性更在于,执出版业、新闻业牛耳的地位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方的人能够接触到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层次更多元的文化产品。取径便捷,亦即造就了消费的繁荣。从另一方面讲,也正是因为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文化事业才会拥有持续不断的生命力。

   小报在近现代上海的无比繁荣,通俗文学的兴盛,都在在证明了生产、消费和市场之间畅达的沟通,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事业的整体性提升。小报是上海社会生活史中一个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从1897年上海诞生第一张文艺小报《游戏报》,至1952年最后一张小张《亦报》停刊,其间上海曾经存在过1000多种小报,尤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盛。20年代前期和中期有小报60多种,后期达到700多种;三四十年代也有一二百种。(35)之所以繁盛,是因为受众众多。据洪煜的研究,小报的受众遍及市民各阶层,显示出小报文化的大众化、平民化。(36)近现代上海存在着庞大的市民社会,由此伴生的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民文化消费空间。

再以旧书铺和小书摊为例,亦可略微观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民文化消费的具体形态。旧书摊、旧书铺也是普通社会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门类。公怀《旧书业在上海》一文大致描述了二三十年代遍布于上海的二手书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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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林》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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