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金冲及:全局视野下的黄麻起义

更新时间:2019-08-27 01:06:42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特委也被打散。鄂南暴动失去指导机关,群龙无首,一般干部和群众不知所措。国民党大部队开到,鄂南起义遂告失败。

   鄂北暴动与鄂南暴动先后失败了,湖北省委的注意力不能不转到原来比较忽视的鄂东地区来。在这个地区中,他们最初更关心的是大冶、阳新一带。后来得到报告:“黄安方面:在七里坪地方有群众二、三万人,快枪四、五百枝,杀了许多土豪,没收土劣之财产,即用以打梭镖。有同志戴季伦、戴克敏及党校学生在那里指挥。”又接到报告:麻城方面:在城北山上,“有人民自卫军,有快枪七、八十枝,一说百余枝,有十二枝驳壳,能号召群众二万,行动时能听指挥者一万人,土豪已杀尽,土地分配不少,有同志徐思庶、江汉翘(高级农业)、徐其虚(武汉中学)、刘文蔚(农所)等在其中负责指挥工作。”(16)于是也派出符向一、刘镇一、黄赤光等前去巡视和指挥,他们中有些人曾参加过鄂南暴动。

  

   二、黄麻起义

  

   黄安和麻城地处湖北省东北边缘地区,同豫、皖二省相接。两县毗连,“属大别山西南低山丘陵地带,地势北高南低。”(17)北部多高山,层峦叠嶂,地势险要,山路难行。这里河流众多。“这些河流水量变化很大,具有山溪河流的特征——无雨时涓涓细流,甚至断流,造成灌溉用水困难;而一场暴雨之后,则山洪暴发,又造成洪患。”(18)经济以农业为主,佃家妇女一般也从事体力劳动。土地大多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民风强悍,平时向有练武自卫习俗,社会矛盾尖锐,受过大革命风暴的强烈影响。拿黄安来说:“全县系农业区域,农民约二十余万,佃农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自耕农占百分之十至二十,余均为地主。地主占全县土地的大半,万亩以上的十余家,千亩以上的百余家,苛待农民特别利[厉]害,农民反抗心也正高。”(19)

   为什么当湖北秋收暴动在多处相继失败的严峻局势下,黄麻地区却异军突起,打开一个新局面,最后结出丰硕的果实,而没有遭到其他有些地区那样的失败命运?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以比较宽广的视野,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全局来进行分析。

   在北伐战争中,以前长期盘踞湖北的北洋军阀部队被消灭或逐走了,以后国民党武汉政府在湖北的主要兵力是唐生智的湘军和张发奎的粤军,这是两支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国共分裂后,张发奎的很大部分部队参加南昌起义而南下,其余部分也在张发奎指挥下南赴广东。控制两湖和安徽的国民党主力是唐生智部。宁汉合流反共后,南京政府内有较强兵力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逼迫蒋介石一度下野。唐生智野心勃勃,所部沿安徽东进,威胁南京,1927年10月中旬同桂系发生战争,原属武汉政府的另两支湘军程潜和鲁涤平部转而参加讨唐,是为宁汉战争。唐生智部逐渐陷于孤立,逐步西撤。11月间,唐生智对部下主要将领说:“各方队伍都要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应付,我只好暂时离开部队到日本去。”(20)这次战争对唐生智来说,可说是生死之争。除了联络鄂、湘两省之间的鄂南铁路线和襄樊之类重要城镇,哪里还有力量顾得上鄂东北边缘的那块偏僻地区?

   可以注意到,黄麻起义发生在1927年11月13日。而唐生智正是在11月11日宣告下野,离开武汉;13日,唐部完全自武汉撤回湖南;14日,桂系部队开始进驻湖北,一切都要重新部署安排。这是湖北政治形势中的大局,影响方方面面,无暇他顾。黄麻起义在此时取得成功,并且在二十来天内没有受到国民党正规军队进攻,局势有过一段相对平稳的日子,与此自然有关。

   那么,这时黄麻地区是不是还有国民党的军队?有。那就是魏益三部第三十军的一部分。魏益三原是东北军郭松龄部参谋长,在郭发动反对张作霖的战争失败后投奔冯玉祥,先后任国民军第四军总司令、河南自卫军副总司令,他的部队有一部分自行从豫南临时移驻黄麻地区。这是一支游荡不安的杂牌军,同鄂东北地区的土豪劣绅没有多少渊源,甚至还把当地地主武装缴了械,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并不想在这里扎下根来,也不愿同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拼死作战,只想捞一把就走。1927年12月14日留下的一份《黄安工作报告》写道:“黄安、麻城现在都没有土豪劣绅武装的人民自卫团或民团,这些人民自卫团(如黄安南乡之八里塆与麻城南乡之白果埔)的快枪都已经被魏益三拿去扩充实力去了!”(21)这实在是十分罕见的场面。

   可以说,黄麻地区是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在湖北统治中的薄弱环节,这是黄麻起义取得成功的有利条件。

   再来看革命主观力量在黄麻地区的状况,特别是它有着什么特点。湖北省委在1927年5月的统计,黄安已建立正式的县农民协会,下有区农协10个、乡农协210个、农协会员56000人,有共产党员67人;麻城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下有区农协13个、乡农协340个、农协会员124000人,有共产党员25人。这些数字虽已有一定规模,但在全省来说并不算多(如黄冈有共产党员643人,鄂城有农协会员701000人)。(22)但它们有两点很值得注意。

   一是民众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在接受和传播革命思想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共产党创建人之一董必武就是黄安人。王宏坤在《我的红军生涯》中写道:“在革命的宣传发动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功绩很大。当时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很多,其中主要是中学生。我们村,王宏文是武汉的大学生。(23)蔡济璜、刘文蔚、徐其虚、桂步蟾、徐子清、王树声等在麻城上中学。黄安更多,到暴动时我们才知道他们的名字:曹学楷、王秀松、徐朋人等等。黄安的知识分子比麻城多是有原因的。过去黄安有学田,专门供给读书的,就是讨饭人家的子弟也要让其读完小学,所以教育比较普及,中学生、高中生很多。后来在红军队伍里,我对黄安籍的战士说,你们不识字不可能,最低程度读了三年书。但麻城就不行,没有学田,穷人家子弟就没办法上学。与我们交界的河南光山、商城、罗山等县,同麻城一样。黄安人读书人多,文化教育程度高,知识分子多,接受革命真理快,革命发展也就比较普遍。”“由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宣传革命,特别是本地的知识分子,呼应的人多。同时,他们的口号和主张也切实际,抓住了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很快就闹起来了。”(24)

   其实,麻城也有重视文化的传统。在明代,麻城出过110个进士和421个举人,居湖北各县之首;到清代,比以前减少,还有46名进士、206名举人。(25)进入民国后,也有不少青年人到武汉接受新式教育,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在上述王宏坤的回忆中也谈到。

   曾在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代理书记的郑位三写道:“回忆起大革命时期的黄安,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农民革命斗争猛烈,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多。”“最初传播革命思想的,是一批从武汉读书回乡的党员,他们多是董必武、陈潭秋、萧楚女介绍入党的。”“在初期,知识分子对于向工农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随着农民斗争的烈火,又迅速锻炼和改造了这批知识分子。”(26)

   二是由于边界的复杂环境和民间习武的传统,农民有组织地进行武装斗争的次数比较多,并且取得过多次胜利,战士作战较有经验,也有信心。王树声说过:“党吸取了历次斗争的经验,深感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农民群众对武装的要求也很强烈。”他们先成立起农民敢死队,就是说谁不怕死就来参加。“后在这基础上组成农民自卫军。”(27)这和许多地方的农民自卫队临时集合起来后不知道该怎么做、一遇挫折很容易立刻溃散大不相同。

   黄麻地区位于鄂东北边缘地区。湖北多年来军阀混战不断,正规军很少长期驻守在这种偏僻地区,同当地土豪劣绅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发生前面所说魏益三部将地主豪绅的团练缴械解散的事情。因此,常见的反动武装主要是这些地主豪绅借口“防匪保家”、采取迷信手段组织起来的红枪会(28)。黄麻地区农民协会的自卫军一开始遇上交手的就是这种反动的红枪会。他们主要从豫南光山、新集一带来,向黄麻北乡冲来时气势汹汹,还装神弄鬼:有“教师爷”,自称“刀枪不入”。当时在麻城参加战斗的陈再道回忆道:战斗中,农民自卫军对准这个“教师爷”射击,一枪打中,“敌人一见‘教师爷’挂彩,背起这家伙就往山下跑”。“这一跑不要紧,其余的敌人以为要撤退,一齐掉过头来,直奔山下跑。我们一看见这情景,没等队长发出命令,就纵身跳出工事,追击溃退的敌人。这次追击和上午不一样,给他来了个穷追不舍,边追边打,边打边追,一直追了四十余里,还捎带着捣毁了俞家塆红枪会的香堂。这次破寨岗战斗,打死打伤敌人三千多人,红枪会的大小头领,也被打死二十多个。这是麻城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之后,第一次取得的大胜利。反动武装闻之丧胆,革命声威传扬四方。”(29)不久,应麻城县委的要求,黄安农民自卫军一部分由潘忠汝、戴克敏、吴焕先等率领赶往麻城支援。其中,潘忠汝曾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后来,湖北省委又派吴光浩来担任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吴光浩,湖北黄陂人,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北伐时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连长、营长,富有军事经验,在民众中威信很高。接着,又任命潘忠汝(也是黄陂人)为黄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是公认的黄麻起义的军事领导人。两人在黄麻起义前后的军事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黄安、麻城的农民自卫军在黄麻起义前已经建立起有相当数量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他们沉重打击当地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同红枪会等反动武装进行过多次战斗,并且取得胜利。它不仅使自卫军取得实际的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也增加了部队的信心和凝聚力。这正是鄂北和鄂南暴动时所缺少的。自卫军领导干部中增加具有军事知识和经验的成员,并且同当地的党组织密切合作,这也是很重要的。

   1927年8月底,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汉口向黄安代理县委书记郑位三等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黄安县委随即在七里坪召开活动分子会传达,准备组织农民暴动。9月26日起,黄安、麻城两县三十多处在一星期内先后爆发暴动,称为“九月暴动”。由于还缺少领导农民武装起义的足够经验,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却成为黄麻起义的预演,并且引起中共湖北省委的重视。10月25日,湖北省委又发出第三号通告,要求各县、市区委对八七会议的《告同志书》“详加讨论”。30日,省委通过工作方针决议案,特别提到:“派遣同志去鄂东工作。”这在过去还不曾有过。可以说,黄麻起义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发动起来的。

   湖北省委得知黄麻地区和“九月暴动”的实际情况后,十分重视,决定成立鄂东特委,继续派遣干部前往,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10月,成立中共黄麻特别区委员会。11月10日,省委再次发布通告:“东南战事爆发后,唐生智在湖北南部的政权不但在乡村中摇动起来,即在武汉三镇已呈败退的现象。现在唐生智的军力,除集中武长路及前方作战外,后方十分空虚。”“在这样局面之下,我们虽不能马上暴动夺取政权,可是我们决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应当加紧工作,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发展各方面的工作。”(30)这正是黄麻起义的前三天了。

黄麻起义使两县的革命斗争由互相配合发展到统一领导。这时,新成立的中共黄麻特委已于11月3日在黄安七里坪召开黄麻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黄麻地区不少集镇和居民聚居区,筑有类似城墙的防御性寨墙。七里坪镇在黄安县城正北,已接近豫南边境,境内多山,人口众多,也筑有颇具规模的寨墙,是黄安的重镇。镇内原有魏益三部一个营在那里驻扎,但“弱兵极多,战斗力极弱”,得知黄安和麻城农民自卫军准备去缴他们的枪,便“开南门逃走了”。因此,特委召开的会议便能在这里举行。“在这次暴动第一次进攻军队之时,农民群众愈加看出敌人的软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革命勇气更加加倍,同时引起他们进攻的决心。”(31)在11月3日召开的这次会议,讨论了特委传达的八七会议精神后,制订了黄麻起义的计划,决定夺取黄安县城,由潘忠汝担任起义总指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911.html
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8年 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