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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社交媒体时代民主的迷思: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9-08-27 00:40:05
作者: 陈文胜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传播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了民主的新变化,也催生了对其政治后果的分析。新兴的社交媒体技术对民主的影响是近年来国外学者一直广泛讨论的主题,但几乎没有形成共识。一些国外研究者认为,社交媒体是重要的民主资源和工具,带来了均等化和民主化的曙光;其他研究者则相信社交媒体将会撕裂社会,给民主发展带来新的威胁。对国外乐观派和反乌托邦派学者们的观点进行梳理分类和比较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交媒体与政治体系的复杂关系,了解社交媒体时代民主的发展历程、困境及其逻辑。

   关 键 词:社交媒体  代议民主  协商民主

  

   民主是当今歧义最多的政治概念之一。尽管对其内涵众说纷纭,但“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多元化和协商被视做民主政治的基石;民主社会需要言论自由、观点的多样性、信息的交流以及积极的公民”①。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Google Plus、YouTube等)是基于互联网的通信平台和应用程序,是新媒体的翘楚。“在过去的十年或十二年里,各种形式的社交媒体迅速而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确立了其作为信息共享工具的稳固地位。Facebook和Twitter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两个社交网络服务(SNSs)。据统计网站Statista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1日,Facebook拥有18亿活跃用户,Twitter在2017年9月拥有3.17亿活跃用户。”②目前,社交网站与搜索引擎并列成为访问次数最多的网站,人类正进入名副其实的社交媒体时代。

   近年来社交媒体与政治的“联姻”,不仅改变了传播形态和舆论范式,也突破了传统民主某种形式的局限,使得技术与政治、公民权利产生了共鸣,为广大民众监督政治、打破话语垄断、影响公共决策、反映利益诉求以及表达政治观点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通道,为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力量,社交媒体加深了数字鸿沟,导致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化,而且它极易被政治权力和资本逻辑所侵蚀,成为权势集团加强专制统治或获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因此,社交媒体在质疑者看来没能让政治更加民主化,甚至认为是“民主的陷阱”和“民主的威胁”。直至当下,国外学者对社交媒体与西方民主的理论,诸如代议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开了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并且得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问题的提出

  

   传播学理论家认为,“如果不研究传媒领域的民主化,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的民主化。”③因为“民主社会和媒体不只是并行共存,而且有着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④。根据斯拉夫科·斯普利哈尔(Slavko Splichal)的说法,“民主指一种政府形式,确保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平等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他还进一步指出,上溯至古希腊思想,至少有四个假设表征了传播领域的民主:(1)公民知情;(2)他们一般对政治感兴趣(作为社会化过程的结果);(3)公民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利;(4)所有决定都提交给公众讨论。⑤

   近年来,随着代议制民主的衰落,参与选举投票的公众人数减少,公众不仅拉开了与政治之间的距离,而且对政府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兴趣和信任度普遍下降,“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政治世界是那么的遥远、令人困惑、毫无意义”⑥。而对社交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够创新民主机制运行的方式,规范权力运行,维护民众利益,有助于形成所谓的基于互联网的大众民主。当西方代议制民主和传统的民主政府模式遭受批评而日渐衰弱时,社交媒体技术迅速地被各国政治系统所接受。因此,社交媒体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热烈讨论和关注,甚至被寄予“重振民主”和“再造民主”的厚望。

   虽然人们认为社交媒体具有促进政治传播民主化的巨大潜力,甚至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技术的实践和尝试本身可以被视为民主机会”⑦,但是,关于社交媒体是否有助于改进民主质量的问题仍然缺乏充分的实证分析和经验证据。因此,社交媒体的出现也引发了关于它对民主进程的潜在影响的广泛辩论。如有学者指出:“在建立民主的国家,电子民主一直(而且往往夸大了)被视为能治愈民主衰落和振兴现代化民主进程的万能药。”⑧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主要围绕社交媒体如何强化民主原则来展开。很多研究者认为,在线交互性的增强将增加透明度,使检索和获得更多信息成为可能;可以绕过传统媒体的过滤功能,在制度化渠道之外,赋予边缘化群体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促进公众意见的形成;为社会运动甚至是新的行动者(“草根”运动)创造了新的机会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倡导协商民主或直接民主,促进了公民协商和直接决策,构建了公民自治的愿景。

   对社交媒体民主化潜力的研究通常遵循一种规范性研究方法,涉及网络乐观主义(或网络悲观主义),即假定民主的质量有所改善(或保持不变)。相当多的研究者采用了技术现实主义的方法,他们认为,技术本身不是一种民主化的力量,它对政治结构、过程、行为和规范的影响取决于使用动机、传播内容、使用方式(定量和定性)等政治背景。所以,社交媒体对民主发展及其质量的影响是两面的:它可以丰富和加强民主的价值和进程;但同时它也可以构成民主进程的压力因素,损害民主的质量。因此有研究者坦言,虽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理论化和经验性研究成果,但对社交媒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主进程,特别是它能否促进民主质量产生明显的改善,仍知之甚少,也缺乏一致性的描述。因此,今天在研究社交媒体和民主关系的时候,特别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和汲取更广泛的观点,以便克服研究中的孤立和折衷倾向。⑨诚如一位学者指出的:“现在,关于新技术的公开辩论比以往任何时候对民主的未来都重要。”⑩

  

   二、社交媒体对参与民主的影响

  

   参与民主是结合政治参与和民主的关系而提出的一种理论。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等人指出,“在有关政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参与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在对民主的分析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11)参与民主承续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蕴涵了回归古典民主理论的理想价值,被视为对精英民主的一种规范性理论回应。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克服了制度、空间、时间和立法上对沟通的限制,在这样的过程中,它加强了信息交流、实践活动和行动资源,促进了公民动员并推进了参与式民主”(12)。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也指出,在信息立即可以分享的时代,代议民主制已过时,参与式民主变得重要。(13)

   对于社交媒体能否促进公众政治参与,很多学者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社交媒体的交互性可以用来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制度,使“人民的统治”原则变得更加切实。原因如下:第一,社交媒体削弱了信息集权和控制,让政治精英与技术专家的权威土崩瓦解。如贝尔纳·昂若尔拉(Bernard Enjolras)认为,由于社交媒体提供新的开放型信息网络并嵌入到社会组织网络之中,社交媒体可以降低资源上的不平等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14)伯纳德·格罗夫曼(Bernard Grofman)也指出,社交媒体有利于消除沟通障碍,实现更广泛的参与形式和参与风格。(15)第二,社交媒体创新了政治决策的模式,促进了决策的民主性。一些学者指出,社交媒体改变了“专家政治”和“精英政治”现象,增加了公众的参与,在公共政策发展和实施的辩论中给众多的现代社会群体提供了发声机会。第三,社交媒体参与使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变得更加公开、透明与高效,及时纠正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偏向”和溢出效应。如妮娜·塔瓦尔·卡农戈(Neena Talwar Kanungo)指出:“新技术的出现将带来治理的透明度,将导致更高的效率,进而带来更大的民主。”(16)

   与上述观点相左的是,一些学者认为数字鸿沟影响政治参与的平等性,甚至加剧了现有社会力量的不平衡。数字鸿沟是人们在通信技术使用意识、使用技能、使用权等方面的不平等。卡伦·莫斯伯格(Karen Mossberger)认为,数字鸿沟事实上包含“生存鸿沟、技能鸿沟、经济机会鸿沟和民主鸿沟”等多维内容。(17)对于数字鸿沟形成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人们接触媒体的环境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加剧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分离。很多学者认为新的信息技术将导致技术上处于不利地位个人的形成。安德斯·奥洛夫·拉森(Anders Olof Larsson)就认为,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推特经常被认为是精英媒体,从而削弱了它的民主潜力。(18)本·巴格迪基安(Ben Bagdikian)指出,政治和商业上富有的领导人控制和垄断媒体信息和文化生产会破坏民主交流。(19)在他们看来,由于资源和地位的不平等,加上政治环境的影响,社交媒体技术并未瓦解信息的分层结构和垄断,其所带来的参与民主很容易陷入精英主义的现实窠臼。

  

   三、社交媒体对发展协商民主的影响

  

   协商民主是多元民主社会中一种具有合法性、公开性特征的治理形式。自1980年约瑟夫·比塞特(Joseph Bessette)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一词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成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中的热点。作为一种复兴的民主理论范式,协商民主对重振民主理想价值的宏图和推动现实民主价值的回归具有积极意义。而在西方学界,从协商民主理论的规范性视角出发,媒体一直被认为具有促进民主的功能,并且从规范的角度来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新闻媒体是自由民主理论意义上的民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20)

   在当今有关媒体与民主的学术争论中,很多学者倾向于协商民主的框架,认为新兴的社交媒体技术带来了协商民主的新时代。具体表现为:第一,社交媒体在推动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中,实现了身份平等、言论自由、理性交往、参与广泛等真正意义上的协商,彰显了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和精神。第二,社交媒体实现了平等地获取信息和不受限制的访问方式,提供了加强民主协商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推进协商民主的进程。如卡农戈指出,新的数字技术会在虚拟论坛中带给公民更真实、更深刻的协商形式民主,数字媒介的直接表述可以提供争取对话和协商的民主基础。(21)拉尔森也指出,社交媒体“有助于拓宽公共辩论,它构成了一种新的公共交流舞台”(22)。第三,社交媒体将创造一种民主论坛和“对话式民主”,因为它从协商式民主理念那里获取思想来源,培养公众对公共议题的思辨能力,形成对政治家们的监督,同时防止出现参与的仪式化和形式化。如里夫科西亚·斯皮利奥托普卢(Lefkothea Spiliotopoulou)指出,社交媒体使政府机构的能力广泛提高;增加了公民的参与,在公共政策发展和实施辩论中,给众多现代社会群体提供了发声机会;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有力减少了腐败现象。(23)

尽管社交媒体等工具给协商民主带来了极大便利,并被赋予重要的地位,如被喻为“思想市场”或“公共论坛”,但也有许多批评人士指出,公众的数字在线讨论往往破坏了协商民主,主要表现为:第一,社交媒体加剧了公共领域的分裂,损害了媒体应有的协商性。如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消解了协商过程,使协商民主进一步处于守势(24);克里斯汀·贝拉米(Christine Bellamy)等人认为,信息通信技术不仅会反映而且还会加剧公共领域的分裂(25)。第二,社交媒体芜杂的信息和极端化的言论将损害共识的形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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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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