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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琦:法律与王权: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

更新时间:2019-08-27 00:31:49
作者: 胡琦  
1120-1200年)的作品《穷人之书》(The Poor Man's Book)广为流传。这部著作汇编了罗马法的两部经典《查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相比于欧洲大陆其他任何罗马法注释,都更为深入地为王室法庭发展新兴普通法提供了理论基础。(21)另一方面,英国的封建主义呈衰落之势,并改变了人们的王权观念。自诺曼征服到金雀花王朝,象征公权体系的行政、税收、财政、司法以及军事等政府机构逐渐兴起与完善。代表着封建势力的乡村贵族、骑士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旧有的封建采邑制开始被领主制所取代。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威权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成为代表英国统一主权的象征。国王与封建贵族逐渐结成了一种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公法关系。(22)贵族对国王的服从义务与其说是建立在传统封建性人身依附关系之上,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对“王权”效忠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思想家深化了对王权的来源与正当性的思想认识。英国思想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约1115-1180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被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誉为“西方政治科学的创始者”。他身处12世纪文艺复兴鼎盛之际,饱读柏拉图、西塞罗等人的作品,谙熟古典文化,曾求学于“注释法学派”的鼻祖大法学家伊尔内留斯,因而十分精通罗马法。他的《政府原理》(Policraticus)是12世纪以前西欧最著名的社会政治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阐释了王权的公共性,并以此为核心理念对英国法治做了理论化的阐释。与前人不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十分关注附属于一定地域、一定国家的共同体的政治法律关系。他认为公共利益是共同体的普遍特征,明确指出“公共利益是在普遍性和个别人中培育安全生活的东西”(23)。正是因为共同体具有公共性,所以代表共同体的王权也具有公共性。他指出,君主(国王)意味着“一种公共权力的形式……这种权力在某一界定的地域内构成最高的政治权威”(24)。公共权力意味着君主代表着整个王国利益。王权的职能目标是维护公共利益。当国王以公平正义为手段惩罚作奸犯科者,“君主天生就具备公共的角色,是公共事业的掌管者以及施行平等的服务者”(25)。他还强调:“君主的权力居于其他人之上的原因在于,个人只是照看自己的事务,而君主们考虑的是整个共同体的事务。”(26)在他看来,君主拥有公共权力,因而承担整个共同体的责任,代表着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成为整个共同体的首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撷取了罗马法中的法人团体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君主在法律上被拟制为法人,而不是具体地指某个自然人。基于王权公共性,他认为王权应当坚持公共性原则,君主应当超越私人利益,追求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认为,君主与臣民组成共同体,犹如有机生物,共同体的各组成部分相互协调合作才能生存。法律是有机体的各部分结成合作关系的媒介,作为有机体组成部分的君主和臣民必然受到法律制约。这种观念直接形成了他对“王道”与“暴君”的区分。他指出,“在暴君与国王之间有这样一个唯一的区别,即后者服从法律并按法律的命令来统治人民”(27)。在这里,他强调暴君的成因在于,君主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没有真正依法而治。君主没有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因在于违背了王权的公共性原则。于是,他认为,“诛杀一个暴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和正义的……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该拿起武器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28)。可见,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认为以法律为手段来反抗暴君,在法律层面具备合法性,在道德层面具备合理性。基于王权公共性的理念,他对法治的正当性做了理性化的阐释,是英国法治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

   但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法治思想受宗教浸染较深,打上了鲜明的神权思想烙印。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对法律和王权关系的论述带有强烈的道德训诫色彩。他指出,“君主之所以被认为自身就是具有绝对约束力的法律,不是因为他得到许可能够行不公正事,而仅仅因为他是不惧法律惩罚之人。但是,他珍爱正义、拥护平等、追求公共利益,并且在任何事务上将他人利益置于个人意志之上……事实上,君主的个人意志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具有判决的效力;并且,在所有事务中,那些最能遂其意愿的事务具有法律的效力,因为他的决定不可能不与平等价值一致。”(29)这表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把君主的意志与法律等同起来,但强调“珍爱正义”、“拥护平等”等道德伦理是君权的本质。君主遵守法律和追求公共利益的原因在于其道德品行。那么,暴君的标志在于君主违背了法律,更在于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品行。因此,人民反抗暴君的目的是使君主遵守基本的道德底线。诛暴君表面上表示遵循法律规则,实质上表示遵循公平正义的道德伦理。但现实社会中,道义的力量因没有强制力,从而导致约束王权最终流于形式。随着普通法的兴起,英国法治思想旗帜鲜明地转向强调制度制约权力的力量。

   (三)分权与制衡:普通法影响下法治思想的转向

   普通法的兴起来自王权的推动。12世纪时期,亨利二世建立了由财政署、普通诉讼法院和王座法院三者组成的中央王室法院。职业化、系统化的巡回审判制度在1176年得以建立。普通诉讼法院于1180年被永久设在威斯敏斯特。一系列集权化制度使王室司法管辖权凌驾于封建的、地方性的司法管辖之上。一些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判决、惯例从而具备法律性质。这些由王室法庭实施的在全国通行的习惯法与判例法被称为普通法。此时,理查德·菲茨内尔(Richard FitzNeal,1130-1198年)的《财政署对话》(Dialogue on the Exchequer)和拉努夫·德·格兰维尔(Ranulf de Glanvill,1112-1190年)描述了早期普通法的法治思想。普通法推动了分权与制衡观念的形成,并推动了“以司法制约权力”、“以民制权”观念的兴起。

   1.“以司法制约权力”观念的兴起

   英王亨利三世时期的大法官布拉克顿的《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揭示了普通法的法治思想精髓。《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的基本内容是亨利三世时期的判例法。他充分吸收罗马法原则,试图创造性地建立普通法体系,为英格兰创作出一部《法学阶梯》式的著作。(30)在这部著作的开篇中,他模仿罗马法学家阿佐的《法学阶梯》,阐释了普通法的基本法理。其中包含了他关于王权与法律关系的两种大相径庭的认识:一方面,王权不受法律约束。布拉克顿强调“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31),由于王权来自上帝,国王拥有至上权力。在这样的思想下,他认同乌尔比安所指出的“国王所好即有法律效力”的观点。在他看来,普通法的权威来自王权,强大的王权是普通法(判例法)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布拉克顿也承认国王依法而治。其名言“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于上帝和法律”广为人知。他认为,“法律使国王成其为国王,如国王不依法律而统治,国王必须将法律赋予的权力归还法律。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国王。”(32)布拉克顿上述关于王权的两种观点,在逻辑上自相矛盾,被称为“中世纪宪政主义难题”。

   布拉克顿为何对王权与法律的关系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呢?这是因为他把国王的统治权一分为二为治理权和审判权。治理权是国王手中掌握的王国管理权,代表着国王的绝对权力;审判权则是指国王在王国司法领域拥有的权力。在审判权层面,国王必须依法律行事。除非得到权贵们的同意,否则国王的意志不能够成为法律。同时,臣民的传统权利属于审判权而不属于治理权,完全处于国王管理的正当权限之外。(33)审判权与治理权代表着王权的两种面相,使王权与法律形成两种不同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布拉克顿虽区分了审判权与治理权,但并不认为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是分立制衡的关系。他指出,“国王拥有一般司法权(ordinary jurisdiction),通过国王授权形成委任司法权(delegated jurisdiction)。”(34)除非自国王处获得委任司法权,否则无论何种人都不能执行任何司法权。可见,司法权或审判权因王权而生,司法机构没有获得独立地位,更没有真正居于国王之上。质言之,布拉克顿对治理权与司法权的区分,实质上只是把君主的统治职能分为治理权与司法权两大类。这两类权力都导源于王权,因此权力之间的对抗与相互制衡的思想并不明显。显然,此时的普通法法官还未宣告司法机构获得相对于国王的独立地位。(35)尽管如此,布拉克顿的思想无疑是通过司法规制权力思想的开端。

   2.混合政体与“以民制权”思想的兴起

   约翰·福蒂斯丘(John Fortescue,1395-1477年)是15世纪英国普通法学家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英国法礼赞》(De Laudibus of England)中,他认为英法两国的政体分别是“政治的与王室的统治”(dominium politicum et regale)与“王室的统治”(dominium regale)。(36)福蒂斯丘认为,“王室的统治”的涵义是指国王可以凭借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人民。因此,君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向人民征敛税银和其他赋役,而无须人民的同意。这种政体因国王权力不受限制,而蜕变成专制制度。“政治的与王室的统治”的涵义是指国王只能凭借人民同意的那些法律统治他们,因此没有他们的同意,他就不能向他们征缴税赋。(37)在这样的政体中,王权受到民众或议会的约束。议会与整个王国若没有表示承认与同意,国王不能对其臣民征收赋役,或者变更法律与制定新法。(38)人民或作为其代表的议会的同意是国家政策获得合法性的关键。福蒂斯丘指出,“国王的领袖地位是为了护卫臣民的法律以及他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并且为了达成这样的结果,国王的权力来自人民本身,因此不允许他通过其他权力拥有凌驾于他的臣民之上的统治权。”(39)在他看来,民众的意志成为公共权力的来源和基础。

   “政治的与王室的统治”体现了君主、贵族和平民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思想。在制度设置上,臣民们通过议会与谘议会(Council)这两种机构展开议政或者对国王施加影响。福蒂斯丘认为,议会拥有立法权与财政权。议会制定、批准或修改法律。除经议会通过的法律外,王国不受其它法律统治。这形成英国政治中“王在议会”原则的雏形。就谘议会而言,他强调为保证谘议会切实履行职责,谘议会的成员应该由“从这个国家所有地区所能找到的最有智识和最具处事能力的12位世俗人士与12位宗教人士组成,他们宣誓向国王提供谘议……每年4名宗教界贵族与4名世俗贵族被补充进这个委员会”(40)。议会与谘议会实现了民众参与政治,形成一种“君民共治”的格局。与布拉克顿相比,福蒂斯丘不再把制约王权的因素限于司法权,而是强调建立均衡的权力结构,创建民主监督机制。这表明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接受人民的监督,体现了“以民制权”的思想。

  

   三、法律至上与政治民主: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演进的双重逻辑

  

   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演进包含了两种逻辑:一是法律至上的逻辑,强调法律制约王权的思想,形成“以司法制约权力”的法治模式;二是民主政治逻辑,强调人民大众应成为制约权力的主体力量,形成了“以民制权”的法治模式。

   (一)“法律至上”逻辑

英国的习惯法来源于远古传统、习俗和惯例,形成了法律高于王权的传统。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习惯法中法律至上的观念渗透英国的文化血脉之中,成为英国人的历史记忆。波考克在回顾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政治思想史时,认为普通法学者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崇尚自由与权利的思想来自古老的习惯法。习惯法属于一种不成文法,经历时间考验后,成为具有权威性的行为规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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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府新论》201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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