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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四)

更新时间:2019-08-25 23:36:31
作者: 沈登苗  
而干部子女由1965年的8.05%上升到36.17%,这不仅遥居当年各阶层的榜首,也是解放初到1980年7个统计年份中的最高值。1977、1978年新生的家庭职业分布更好玩。工人子弟占16.9%、农民子弟占11.6%,合计占28.5%;干部子弟占28.9%;学界子弟强烈反弹,解放后第一次取代了工人、农民阶层——达到了24.3%。在厦大历史上政界、学界子弟头一回联手过半[26]。北京大学1977、1978年新生中工农出身的也仅占27.5%,是1957年以来的再低点[27]。要不是恢复高考后头几年招生中“左”的思维还在,“许多优秀青年被‘政审’刷掉”[28],占总人口九成的我国两大领导阶级的子女在北大、厦大所占的比例将更低,“一朝回到解放前”,也绝非戏言。可见,虽然纵向比,1949年后工农及其子弟接受教育的条件明显改善,生活、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诚如郑若玲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所敏锐观察到的“总体上看,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并不大。例如,尽管农民阶层在建国后享有了与其他阶层同等的政治地位,但其社会资本尤其是文化和经济资本占有上的弱势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仍然是一个处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金字塔底部的弱势群体……工人阶级的情形也大致相同”[29]。

  

   改革开放后,随着各阶层、家庭财富差距的拉开,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日益趋向于依赖私人进行的成本补偿”的力度逐年增加[30],父母经济收入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开始突兀。从此,权力、经济、文化——新中国第一次组成的“三驾马车”——沿着为各阶层子女铺设的教育轨道行进。

  

   1990年代,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与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农民相比: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子女在高校中占不到45%[31],在名校中的比例更低。如1991年,北大新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仅占37.1%[32]。近年,谢作栩、王伟宜根据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归纳的十大阶层为分类,“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对陕西、上海等10省市的50所高校的学生家庭状况进行了调查。从收回的11645份的有效问卷表明:出身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等五大较高阶层的子女比出身于“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五大较低阶层的子女有2-6倍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进民办本科院校的机会”“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87倍”。各阶层的子女差异还表现在不同科类中的入学机会上。此外,“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入学机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越是优势的文化资源,其代际传递性越强”[33]。

  

   如果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中再析出“干部”,甚或在“干部”中又划出等级,恐怕权力尤其是较高权力拥有者的子女享受的优质教育资源将更为明显。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曾就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的:“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34]?如此话语从一个长期从事、分管教育的高官口中说出,意味着什么呢?再如,“某些部队内部至今仍在开办干部子女班”。这些首长子弟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学业,并分配到不错的单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子女班主要招收的对象还是些师团级干部的子女。也就是说,真正的高干子女还根本瞧不上这条道呢”[35]?联系到“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1年的历史过程中,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36],那么,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权力拥有者的子女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更能获得权力或较高社会地位的规律始终没有打破。

  

   更令人不安的是,“赢者通吃”的逻辑在向中小学甚至幼稚园舒展。如最新的调查显示,作为首善之地的北京,公立幼儿园奇缺,一些小区,“没关系,没门路,上公立园,休想”。而私立幼儿园“月收费3000元是起步价”,比上大学还贵[37]。而“小升初”在拼父母,则是“和谐号”中国当代教育的一道风景。再如,“超级中学正在垄断一流大学入学资源”,“在不少省份,北大清华一半的招生名额被几所高中占据”[38]。又据早几年的估计,“在重点中学,干部、知识分子和高收入家庭子女占学生总数的70%以上”[39]。

  

   可以假设和预测,今天,占全国总人口10-20%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占据了重点大学三分之二的席位;若不发生意外,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重点大学的学生主要将在这些阶层内部自我循环。也可以这么说,今天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群体,其父母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与1949年前甚至科举时代垄断教育的那一族的家庭背景,并无太大的区别。

  

   总之,新中国优质教育资源与向上流动机会向精英集团倾斜已成趋势。也正如李路路教授所总结的:“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虽然中国城市社会在阶级阶层结构间存在着一定的流动性,但阶级阶层的自我循环或复制能力远強于它们的流动性”[40]。而在眼前的中国精英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干部群体作为既得利益者,在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很少会考虑到草根阶层的利益……”[41]

  

   呜呼,真如世纪之交那位红色公主曾感叹的“二十世纪发生的所有事情让许多话题已经无法讨论”[42]……

  

   那么,我们汇辑这类史料,并做一些社会学分析,除了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之必要性、合理性乃至道德性进行反思,对活生生地折断中华民族千年文化薪传的严重后果更感痛惜外,还要拷问的是,占有新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强势群体,是否如同民国或苏联那样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科学和文化?

  

   3、16:0——转型后俄罗斯与中国获一流科学奖之比

  

   苏联后期,由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基础科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苏联解体后长时期的政局动荡、经济衰退、两极分化、社会失范,也曾使俄罗斯的教育陷于危机,导致人才大量外流。说实在,许多人并没有高看俄罗斯。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92年以来,主要由原苏联时期培养的学子在世界科学舞台上大放异彩——19年中共收获了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等16项世界顶尖的科学桂冠,获奖数量在同一时期仅次于美国,与英国、法国难分仲伯而并列第二,俄罗斯民族的精英文化仿佛又重返了前斯大林时代,这也显示了苏联后期的教育至少是世界准一流的。

  

   可曾处于同样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下的中国,思想解冻与经济体制的转型比苏联早,发展的速度比他们快,国门洞开的时间与苏联同步,向西方派遣的留学生也众多,教育经费的投入更是巨大,且社会相对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提高。遗撼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与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仍无缘。尽管前苏联的教育、科学本来就比中国强,但也不至于如此悬殊吧?更何况许多苏联培养的科学家的获奖成果是在西方国家做的。如包揽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俩位得主——海姆(已入籍荷兰)、诺沃肖洛夫(英国/俄罗斯籍),他们的创造性贡献都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问世的[43]。

  

   我们认为,造成俄罗斯与中国“16:0”的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代际积累的差距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苏联/俄罗斯,哪怕从二战后算起,到今天也已有六十多年,在二、三代人的时间里,家庭积累上从未产生过整体的断裂,多数职员、知识分子家庭的物质和文化都得以比较自然地延续,用不着未来的科学家们徒手拼搏;客观条件和崇尚道德与精神的传统使转型前后的苏联/俄罗斯知识分子,除了权力与金钱,吸引他们的还有文化和学术。可中国大陆,由于“双重断裂”,浩劫过后家庭方面的“物质”、“精神”几无继承可言;改革开放仅三十多年,还不到一代半人的时间,至今活跃于前沿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白手起家的,当他们进入求学的关键期或科学创造的最佳年龄时,很难得到家庭多方面的帮助与支持,宝贵的精力会耗在非学术甚至本能的生存上。而对科学竞争更不利的是,家庭初升时期的中国人,最聪明的脑袋大都会选择做官或发财,鲜有献身需要积累、不存在任何侥幸的学术的。随着“官本位”思想的空前启后,这一“国粹”将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即使那些选择了做学问的,许多人一旦在学术上遭到挫折,就会气馁;而有了一定的成就或机会(包括留学生),又易移情权力或财富。此外,不同的学风也会带来不同的收获。

  

   (二)急功近利的主导可能会给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带来新的灾难

  

   本文以很大的篇幅,论证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歧视乃至剥夺原统治阶级、有产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及急于求成、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决策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培养的高端学术人才,既普遍不如革命前,又不能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之最直接的两个(技术)原因。

  

   今天,极“左”岁月时的“血统论”之思潮不会再来。正常的话,自“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的后代开始,也即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出现诺贝尔科学奖级成果的可能性会逐步增大;加上成果转化的周期,我们预测,202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学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级奖项的概率会明显提高。可遗撼的是,当前急功近利的主导,将延长我们出人才的代际或获成果的周期,说可能会给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带来新的灾难,也不是危言耸听。

  

   上揭苏联/俄罗斯的史料显示,从帝俄时代过来的读书人能在苏维埃政权下成为著名的学者;“十月革命”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不仅能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获得各种诺奖,而且,在转型后的俄罗斯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能问鼎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一句话,出不了或鲜有学术大师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无必然的关联。可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从苏联到东欧,从朝鲜[44]至中国又到古巴,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领域大都会急功近利、发生高等教育“大跃进”呢?更使人费解的是,已进入“知天命”的中国,又为何再搞更高速度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呢?

  

   尽管1950年代,中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上搞了三次跃进,在校大学生增长世所少见,但由于此后近20年大学的停滞乃至倒退,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并不快[45]。到了上世纪末,随着国力的强大、经济需求的增加和人民教育消费承受力的提高,以及当时国内外的其它因素,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机遇。故本来几乎没有人会反对高校“扩招”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会向人们的意愿向反的方向走。

  

我们认为,在这次高校“扩招”中,没有把握好“增长速度”、“时间跨度”和“层次广度”这三个“度”。对此,海内外学者曾进行过多方面的论证和严厉的批评。如资深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朱九思明确指出:“从1998年以后的十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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