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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从沃土到荒漠——对二战前后东欧地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变迁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9-08-25 22:49:44
作者: 沈登苗  

  

   题记:拙作本是自己正在撰写的《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培养不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一文中的一个论证,考虑到新的史实与史料的发现往往会推动相关领域的进展,于是,仓促成文,作为问题提出。

  

   对截止2009年的539个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的国籍统计表明,学术界盛传的立国三四十年,一般会出现诺贝尔科学奖的说法并不确切。1950年以来,似乎没有一宗诺贝尔科学奖成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问世的。诺奖得主的国藉与做出诺奖成果的国家是两码事。甚至一个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在政权更迭大半个世纪后,还无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也并非中国特有之现象。如二战后至今,东欧诸国也无人能做出诺贝尔科学奖之成果。所不同的是,在这片土地上,曾诞生和孕育过数十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一、从德籍科学家的盛衰说起

  

   二战前后的数十年间,世界科学中心完成了由德国向美国的转移。为此,人们常常用二战前后德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变迁来表述这一态势。可论者又往往忽视了以下两个重要的现象:第一,战前的德国,包括了并入德意志帝国且产生过较多诺奖得主的东普鲁士,疆域远比今天大,也即此德国,不是彼德国。第二,在1945年前获奖的36个德籍科学家中,有23人出生于后归属西德的地区,有10人出生于后划给东德、波兰与苏联的地区(下简称“东部地区”)。又据比较,各获奖者大学毕业的学校所在地,在两大地区的分布与他们的获奖比例接近。这说明,东、西部地区战前的教育水准并无明显的差异。二战后至今,西德地区又陆续产生了30位获奖者,绝对人数超越了战前。若东部地区也保持战前的比例,应有13人获奖。使人难堪的是,自1946年至今,这里无一人问鼎。换句话说,二战后德国诺奖得主的相对衰落,更突出地表现在“东部地区”,而西德地区仍保持着获奖大户的地位。


二、东欧各民主国家颗粒无收


   二战结束前,东欧还有1位德籍捷克人和2位匈牙利人获奖。由此地降生,后移民他国荣膺的也有6人。即二战结束前,东欧地区贡献了19位诺奖得主,占当时总数的13.5%。

  

   1946年后的得主中,仍有30人源自东欧。这意味着,即使按今天计,仍有近五分之一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来自德国和东欧地区;更说明,直至二战末,东欧地区的人口素质与成材环境仍大致保持着与西德相等的水准。可事后发展的结局不堪回首:30个得主中有29人是在西方国家(内6人归属西德)获奖的。以东欧公民身分赢得最高荣誉的,仅是1959年的化学奖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的海洛夫斯基1人而已。遗憾的是,这一特例,其成就是在“解放”前取得的。也就是说,兑换诺奖的科研成果,二战后东欧各民主国家颗粒无收。

  

   1946年后的得主中,曾在东欧读过本科的,1945年前达16人,此后仅2人。令人尴尬的是,这2人不久是靠逃亡西方而成功的。在全部的诺奖得主中,1946年后出生的已达37人,其中出生在西德的6人,而无一人来自东欧。

  

   概而言之,无论是国籍还是学术建树,不管是大学还是出生地,二战后至今,东欧诸国获取诺奖的资源都已衰竭。此外,域中的波兰、匈牙利作为战前的科学强国,也双双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高等教育“大跃进”之苦果

  

   世界人才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才高峰期形成的时间十分漫长,然一旦出现,其峰值也不会立即消失。可二战前后的舜间,东欧的诺奖得主怎么会演绎成冰火“二重天”呢?

  

   也许人们会联想到体制。体制当然是原因,但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否则,就无法解释“十月革命”后,苏/俄有11人获诺贝尔科学奖。本文撇开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仅从教育的视角,寻找这些国家是否发生过内部共有又独立于“外”的、违背教育规律的举措?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显示,高等教育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的;越是发达、成熟的国家,尤其是其中的较大国家,益发如此。据初步比较,各国高等教育产生的时间、形成的规模、发展的速度,与诺奖得主的出现和数量存在着相当大的关联。下面,只讨论1945-1993年间,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在校大学生的增幅与二战后诺奖得主的关系。

  

   目前,获取诺奖3人以上的国家有16个,这些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除原苏联缺资料外,只有荷兰在1946年度出现过增幅超常现象,其余14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高校“大跃进”。有趣的是,在获奖人数最多的9个国家中,战后有7个国家的得主超过战前,1个国家的得主略少于战前,唯独荷兰大幅减少。

  

   二战后,东欧地区一片废墟,高校教师和优质生源大量流失,有产阶层的子女被剥夺或限制入学,故时维持现状已属不易。可出人意外的是,政权更迭后的东欧诸国,高等教育无不“跳跃式”发展。如匈牙利1950年在校大学生3.25万,是战前的2.8倍;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在校大学生5.49万,是战前的2.1倍;南斯拉夫1946年在校大学生3.92万,是战前的1.8倍。即使国土、人口锐减的波兰,1946年的在校大学生比前年也增加54%;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同样高歌猛进。更有比较意义的是“两德”。1951年,东、西德在校大学生分别是3.15万与11.8万。可到了1954年,东德已发展到7.07万,猛增124%;而西德仅上升至12.3万,踢除其中的“不在校”因素,实际增加似不会超过10%。

  

   由上不难推断,当初作为新制度优越性炫耀的、具有共性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校“大跃进”,实则是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的。欲速则不达。即使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无限稀释后也必然会变质,且影响不止一代人。虽然,东欧诸国二战后诺奖“全军覆灭”的根本原因,也许不一定是高校“大跃进”,但可以断言,高校“大跃进”,难辞其咎。

  

   由此联想,中国50年代的高校“大跃进”,并非我们的原创,是走向“斯大林模式”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阵线统一行动中的“例行公事”,相对于朝鲜“一五”(1957-1961)时期的在校大学生增加5倍,中国还显得保守与“右倾”呢!

  

四、高校“大跃进”始作俑者之评估

  

   走笔至此,我们有必要对高校“大跃进”的始作俑者——苏联的情况费些笔墨。苏联从1928/1929-1932/1933学年,在校大学生由17.7万猛增到50.4万,拉开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大跃进”的序幕。但与二战后,在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欧列国不同,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值得庆幸的是,在列宁的“新经济致策”终结前,在苏维尔政权下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仅比沙俄时代增加了39%,十几年间的累计增长还不足后来一年的跃进。即苏联高校“大跃进”是在革命胜利十几年后搞的,时国民经济早已全面恢复和发展,且已足足培养了一代人。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苏联30年代始发的高校“大跃进”,只能说,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就培养一流的人才而言,也算不上很成功。

  

   为此,我们若以1930年为界,对苏联诺奖得主接受大学教育的时段作一考察,权当论证。在18个诺奖得主(含经济学、文学)中,有12人在1930年前读完本科(含自学),此后由高校培养出来的仅6人,而在百年诺奖总数中,1931年后毕业的大学生已成主体。在此,援引苏联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教授提出的——1922-1928年是苏联科学的黄金时代之观点,以及《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的作者得出的——斯大林时期的杰出科学家是斯大林主义出现前培养的之结论,是否可与本文的论点互为印证呢?

  

   质而言之,迄今为止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揭示,高校“大跃进”的普遍回报是“苦果”,如东欧国家;较好的结局是不带来严重的后果,如苏联;产生质的飞跃的国家未曾出现。

  

   他山之石,何以成玉?

  

   前车之鉴,怎为人师?

  

   2019-08-25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主要参考资料:

   1.(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三卷本),贺力平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1-4)》,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988。

   3.杨建邺主编:《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辞典》,武汉出版社,2001。

   4.里查得·奥尔森主编:《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引进版)》(上、下册),刘文成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

   5.刘新宜:《社会主义国家演化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第107-110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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