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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丽 周义程: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困境及其排解

更新时间:2019-08-25 22:33:29
作者: 周忠丽   周义程  

   内容提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凝聚力的强弱直接关系着农村基层治理的质量、党在农村执政资源的多寡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进度。从理论层面看,在当前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似乎应当合乎逻辑地出现增强的趋势,但从事实层面看,农村基层党组织却出现了向心力弱化、忠诚度降低、信赖度下降等凝聚力弱化困境。信息不对称、自身建设滞后、基于差序格局的资源分配逻辑等是造成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为了寻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解困之道,需要从切实推进新时代乡村关系的重理与重构,着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全面优化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等方面来努力。

   关 键 词:资源下乡  农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  乡村关系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深化党和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重视和政策资源的倾斜,通过调动多方力量,集聚各项资源,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利用好流向乡村的“人、财、物”等各项资源;另一方面,调动党组织成员班子和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建设美丽乡村的信心和决心,使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建设美丽乡村的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然而,在当前大量资源下乡的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受限于自身建设不足,难以借助下乡资源组织发挥人民群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未能完全发挥资源下乡的推动发展作用,以及基层党组织先锋队在群众组织、管理决策、领导建设等方面的作用。由此,本文就当前资源下乡背景,通过对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研究,探讨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对策,以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凝聚作用,促进乡村建设、人民幸福生活。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凝聚力本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意指在物质结构中确保分子与分子、原子与原子之间黏合在一起的某种内在力量。后来,该概念被引入文化学和伦理学领域,用来指促使某个集体或某一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某种聚合力。而党的凝聚力是指党的远大理想和根本宗旨以及党的组织纪律性在党员思想上逐步积累形成,并在党员行动上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其中,精神凝聚力表现为党的思想理论、政策措施等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力和吸引力,物质力量表现为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对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生产需求的吸引力[1]。在基层党组织①这一具体的框架内,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2]。刘振强、符长喜[3]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利用下乡资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堡垒,其凝聚力的强弱关系着党对农村的建设、改革、发展和稳定。范如平[4]认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是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进行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途径,其对内表现为党组织对班子成员、党员的凝聚力,对外表现为党组织对周围群众的凝聚力。从凝聚力的功效来看,是一个集体或社会共同体保持生机和活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凝聚力弱化甚至消失,这个集体或社会共同体就会面临解散的风险,甚至最终难逃解体的命运。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强弱直接关系着农村基层治理的质量、党在农村执政资源的多寡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进度。

   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对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辅助作用,各项资源汇聚农村,给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和挑战。陈浩天[5]指出资源下乡主要有国家赋予治理主体显性的惠农政策下乡,围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而衍生的各种经济资源,把因征税而产生的相应资源直接让利给农村的三种方式。其中第二类主要是采取“项目制”的方式,由村庄先申请,政府立项,再以项目的方式把资源输入农村[6]。此时,新时期农村建设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各个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以及党和政府加强与群众联系的枢纽和桥梁[7]。李芮[8]认为大规模的资源下乡必然要求党组织发挥其总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让下乡资源能得到公平配置、最优配置,更要做好资源下乡地区农村的发展规划,在项目引进、审批、落实、监督等各个环节做好工作,为资源下乡、惠农利民做好保障。贺雪峰[9]指出国家资源下乡方式一是直接资源下乡;二是以工代赈,民办公助,一事一议,只有当农民投工投劳完成了项目落地的基础条件时,国家资源才下到村里,这一举措有助于促进村庄组织统一利益获得国家资源投入,旨在通过资源下乡建立农村政治力量,让资源下乡的同时将农民组织起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所扮演的组织、纽带作用则需要充分的发挥,才能达到通过资源下乡重构村庄治理体系这一目标。同时,在资源下乡的具体实践中,国家资源输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反而出现了与“乡村利益共同体”不同的“分利秩序”[10]。面对以上诸多情况,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为了准确把握现实世界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强弱发展趋势的真实情况,课题组于2016—2018年分两条线展开调研。一方面,深入南京、苏州、镇江、南通、徐州、宿迁等市县农村,通过问卷调查、会议座谈、半结构式访谈等方式对普通农民、党员、新农人、村组干部和乡镇干部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调查;另一方面,对在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培训学习的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实际回收问卷585份,其中有效问卷510份,有效率85%;调研区域覆盖了苏南(占38.6%)、苏中(占28.2%)和苏北(占31.7%)三大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选取问卷调查样本时,为了尽可能防止出现区域的过度集中和隐性的选择性偏误,本次问卷调查基于配额抽样和便利抽样方法进行多地点非概率抽样。关于访谈对象,普通农民访谈10人,普通党员访谈10人,新农人访谈5人,村组干部访谈8人,乡镇干部访谈8人,合计41人。在实证调研获取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理论文献进行分析,试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整合,并借此发现,虽然从逻辑层面看,随着资源下乡政策的逐步落实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应当相应出现增强的趋势,但从事实层面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却出现了弱化困境。概括地看,本文的基本研究旨趣在于:发现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困境的基本表征,探究凝聚力弱化困境背后的深层次生成机理,并构想走出凝聚力弱化困境的基本策略。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的基本表征

  

   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尽快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如何处理农业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是推行这一发展战略的关键性议题之一。为了突出工业发展的优先性,国家采取了“缴公粮”“剪刀差”等一系列战略措施,从而使资源配置向工业和城市大幅度倾斜。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力度虽有所减轻,但却以农业税、“三提五统”等农民感知较强的方式继续征收农业剩余。同时,乡镇政府机构的膨胀及其工作人员数量的增加也需要向农民收缴相应的税费以维系其运转,干群关系由此呈现出紧张状态[11]。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政府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为减轻农民负担、纾解干群矛盾,中央政府于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费,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支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惠农政策,正式步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发展新阶段。

   自2004年持续至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5年聚焦“三农”,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保障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其中,国家资源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入农村:一是以惠农资金方式直接补贴农户,如粮食直补、退耕还林等;二是国家对各种涉农部门提供用于新农村建设的项目资金;三是通过国家转移支付承担村干部工资。江苏省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积极落实国家惠农政策,本着“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推行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农民增收取得了显著成效。2017年,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158元,较2004年的4754元,增长了3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同时,财政转移支付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诸如办公经费、活动场所、工资津贴等都得到了有力保障。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党建经费的充沛并未能减小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挑战。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弱化、虚化和边缘化问题。从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向心力、党内关系的忠诚度、干群关系的信任度等几个维度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都存在着凝聚力弱化困境。

   首先,农村基层党组织向心力减弱。向心力是衡量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重要指标,能够对分散的信息、知识、观点进行整合,有助于为基层党组织采取统一行动提供基本保障。向心力主要包括内部关联、行动一致性和目标一致性三个维度[12]。内部关联用于衡量不同个体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交互程度;行动一致性表明人们开展活动计划性的高低;目标一致性强调个体对组织目标的认可和接受程度[13]。农村基层党组织向心力弱化意味着在开展活动过程中能够获得其他个体,尤其是普通群众支持和帮助的程度降低[14]。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不强,农民入党积极性不高,只有55.6%的受访农民明确表示愿意加入党组织,近四成的农民不想加入党组织或无所谓,理由多为“怕麻烦”,或“入不入党差别不大”。同时,农民对于村党委(支部)组织的会议与活动参与度不高,仅有20.6%的人经常参加,受访者半数以上(54.8%)偶尔参加,近25%的受访者表示“很少或几乎不参加”村党委组织的活动。除此之外,向心力不强还表现在农民对村干部的工作业绩评价相对偏低,仅有24.5%的受访者对村干部的工作业绩表示满意,60.2%的受访者认为“表现一般”,15.3%的受访者认为村干部的工作业绩不合格,这一结果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在惠农政策执行满意度这一问题上,63.5%的受访者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27.3%的受访者认为一般,还有9.2%的受访者因对资源分配不公不满意农村惠农政策执行结果。

其次,农村党员主体地位缺失及忠诚度降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党员主体地位是指党员在党组织产生、发展、壮大过程中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和发挥决定性作用。主体地位是以党员为本体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党员主体地位就是党员在党组织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自觉性、自为性等特质[15]。农村党员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为:在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力结构中,党员处于核心地位而非边缘化地位;在农村基层党组织运作过程中,党员处于积极的参与地位而非袖手旁观的地位;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发挥方面,党员是自觉自主积极的力量而不是消极、被动、被支配、被驱使的力量[16]。农村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到其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忠诚度。近年来,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提升党员主体地位方面进行了诸多积极探索,如保障和落实党员权利,发展党内民主,加大对党员的帮扶与激励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农村党员主体地位缺失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党员缺乏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一方面,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程度和质量不高,多局限在党员大会和支部改选,党员纳新时举举手、画画钩、鼓鼓掌,而对涉及村庄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与利益分配等重大决策介入较少;另一方面,党支部的正常活动开展,如“三会一课”、民主评议等,需要通过为到场党员提供一定的物质福利来达成,包括发放香烟,提供午餐,计算务工补贴等。党员主体地位的缺失及由此引发的党员忠诚度的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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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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